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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2日,沦陷在国名党军队手中的“红色之都”延安,终于被我军从敌人手中夺了过来。至此落入敌人控制之下长达一年多的延安,又一次迎来了红色的队伍。

延安这个城市对我党和我军的意义自不必多说,它的解放也鼓舞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全国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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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的彭德怀老帅,也长出了一口气。夺回延安看起来是历史的必然,但其中的艰辛只有亲历之人才能真正地明白。

想起几个月前自己的“一意孤行”,到今天终于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即使征战沙场多年的他,一时间苦辣酸甜各种滋味不由得涌上了心头。

好在当初毛主席虽然身临险境,但从大局出发还是同意了自己的想法。

也正是因为当初攻敌不备的一招,才让西野有了如今的大胜,和延安的顺利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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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一个多月前,本应该攻打延安的彭德怀,却没有急于首付延安。反而是以打宜川为诱饵,在黄龙山麓埋伏重兵围点打援。

这备受非议的一手,也将西北的国共军势彻底扭转。

既然延安城是如此重要,那么彭老总又为什么坚持先打宜川呢?这一战略的精巧体现在哪里?

“放弃”延安

延安的失去要追溯到1947年初,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进行期间,就已经开始调动部队围攻我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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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蒋介石有意在华北地区展开决战,但这个计划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把我军所有兵力逼迫到华北,再一网打尽。

这样的做法在早前红军反围剿时期便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我军的反围剿失败,就是因为敌众我寡,陷入敌军的包围后失去了闪转腾挪机会导致的。

不过此时我军的领导人早已今非昔比,又怎么会重蹈覆辙呢。

在平原地区面对面的大军团作战,我军不占优势。既然如此敌人想把陕北的军队和机关赶到华北,我们就不能如他所愿。

所以在察觉到敌人准备进攻延安的时候,主席也开始为下一步的行动作出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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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决定的是撤还是守,如果撤要怎么撤,守又靠什么守。

此时的主席彻夜难眠思考着中央机关何去何从,经过反复的考虑,他找来了彭老总对他说了一番这样的话:

“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我军在陕北的2万多部队由你带领。如何用2万人牵制胡宗南的25万人就交给你了。”

要知道当时的胡宗南大军压境,靠着我军仅仅两万出头的兵力,固守延安是不现实的。不过主席也打定主意不渡黄河,留在陕西境内不去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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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去华北第一对不起老区的百姓,大伙会以为刚一开战我就怕了。另外只要我不走,那么胡宗南就离不开陕西,其他战场上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事实证明主席的目光还是十分长远的,他留在陕西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而且他托付的彭老总也确实不凡,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军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打越多。

这其实也跟主席定下的基调分不开。

“我们打仗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过来壮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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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着这个原则,1948年收复延安的时候,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已经增加了数万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

既然要撤退,那么如何调动全军有序的离开延安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给转移的后方组织争取时间,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也在延安城外阻挡着敌军的进攻脚步。随着当地的军民陆续撤离,其他领导一次又一次的劝说主席赶快转移。

可是主席却气定神闲不为所动,甚至有一次炸弹落在他的住所附近,都没有让主席流露出惊慌的神色。

对于其他人的催促,主席淡定的道:“不用劝了,我肯定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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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所有人转移后,主席被大家拉上了吉普车。此时的毛主席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在一两年之内再一次回到这里。

重返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进入延安。在他的报告里“歼灭延安守敌16000多人,俘虏敌人10000人以上。”

这一番春秋笔法亏得他脸皮厚才编得出来,国民党全军上下进入延安的时候,这里早已成了一座空城。

不过蒋介石还是很吃这一套的,他收到报告后对胡宗南通报嘉奖,并在媒体上大肆渲染“陕北大捷”。一时间在国民党的宣传下,似乎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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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

毛主席离开延安以后,与其他的党中央领导人汇合。

经过商议决定毛主席,周总理和任弼时同志组成的领导核心留在陕西。而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则前往晋西北根据地,建立当地的领导组织。

在这一次的重要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决定,那就是绝不离开陕北,除非敌我双方态势扭转!

尽管后来的局势发展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离开延安后的大部队往何处去,如何规避危险就成了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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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转移开始后的一年间,主席开始了传奇的“转战陕北”。说它传奇,是因为这段历史艰苦程度远超长征,主席和中央机关却在短时间内足迹遍布12个县,行程超过1000公里。

而之所以称为“转战”,主要是为了避免敌人的围堵,所以不能在一地停留过久。

正是靠着主席和身边人员的谨慎和机智,数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加上汽车和飞机的帮助,都没能找到他们的影踪。

主席的行动既是“转”也是“拖”,他拖住了敌人的军队,让他们只能跟着自己后面绕圈。

而以主席和机关的800余人为“饵”,追击的国民党军又成了西北野战军“分而歼之”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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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席“转战陕北”的过程中,彭德怀的部队也在伺机削弱国军的力量。从撤出延安开始,彭老总就在青化砭设伏,歼灭了敌军的一个旅。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结束,我军在西北的态势上已经由守转攻,解放延安势在必行。

不过此时的彭德怀却心中犹豫,他意识到比起急着夺回延安,在目前的基础上更多的削弱敌人的兵力和气势,似乎更加重要。

按照他的想法与其攻打延安,不如在黄龙地区陈兵围困宜川,再围点打援设伏于瓦子街坐等敌人来援。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大胆,而且几乎大部分的领导都不同意这个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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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提延安对于我国革命的重要存在意义,此时的主席仍然辗转在陕北地区,为了他的安全,打下延安为主席提供一个安身之所也是必要的。

没想到此时身处险境的主席,在听完彭老总的汇报以后,反而表示十分赞同这个做法。

因为一旦拿下宜川,就等于封锁了胡宗南南下的大门。他的部队无法进入其他省份支援,只能留下陕西被我军一步步蚕食。

相反我军等于打开了南下的大门,到时候进可攻退可守,一次战役满盘皆活。可以说除了拿下延安的象征意义和主席的安危问题,先打宜川都算得上一步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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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主席的意思早已明确:延安要打,但不是第一优先级。如果拿下宜川,挤压胡宗南部的生存空间的话,延安迟早会轻易收复。所以他全力支持彭德怀的想法。

得到支持后的彭老总,把围攻宜川战役中最重要的伏击任务,交给了自己最为信赖的下属,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王震。

1948年2月15日,王震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命他带领部队渡过黄河参加宜川战役。

接到上级的命令后,王震没有怠慢第一时间开始选择渡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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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经过考虑王震选择了禹门口作为强渡的地点,这个决定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禹门口这个地方是一处古代渡口,同时也是黄河两岸连通山西,陕西的战略要地。

因为其重要性,所以国民党西北军在此地重兵防守,加上此处水流湍急,又有天险,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渡河地点。

彭老总也知道了王震的计划,不过出于对老部下的信任,他只是说了一句:“王震既然说可以,那应该就没有问题。”

事情的发展果然没有辜负彭德怀的信任,王震率领的二纵2万多人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赶到了黄河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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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夜我军开始渡河,到了24日晚间,已经基本控制了禹门口两岸的阵地。

二纵将士马不停蹄,随即开始了拔除宜川城外火力点的行动。27日晚除了宜川城内的守军,其他的外围之敌已经全部被我军歼灭。

被困宜川的国民党守军24旅旅长张汉初,开始疯狂向胡宗南求援。

接到了宜川城的求援电报后,胡宗南十分重视,他也深知丢掉宜川将对己方十分不利。可是急切间很难调配大部队前去增援,只能派附近的刘戡带领四个旅兵力,轻装简从火线驰援。

刘戡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军的预料之中,他还没开始动作的时候,“欢迎部队”就已经在前往瓦子街设伏的路上了。25日晚我军到达既定地点做好了伏击准备,27日清晨刘戡才姗姗来迟。

不过为了让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所以我军还是“善解人意”的多等了他们一天。次日刘戡所部后续部队全部进入埋伏圈后,29日凌晨我军打响了伏击战的第一枪。

战斗刚一开始,我军就在敌人的头尾两处封锁公路,并派遣重兵阻截。在封锁工作完成后,两端的兵力开始向中端夹击,这样一来就粉碎了敌军逃走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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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猝不及防之下,很多敌军士兵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迫成为了俘虏。我军以极少的代价取得了围点打援的胜利。

这场战斗进行了3天,直到3月1日结束,刘戡手下的四个旅全部被歼灭。而刘戡自己因为不肯投降选择了自我了断。

瓦子街的伏击战不但震慑了胡宗南,同样也成了压倒宜川守敌的最后一根稻草。经过一周的激战,宜川被我军攻破,守军长官张汉初被我军俘虏。

宜川一战打出了我军的气势,也打怕了一直觉得实力处于上风的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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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战后清点,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共杀敌近8000人,俘虏敌人20000余人。缴获各式火炮数百门,汽车数十辆,枪械数以万计。

以此为契机解放军乘势进攻黄龙地区,在此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北野战军先后解放了石堡、黄陵、宜君、白水、韩城等地。

黄龙地区的解放加剧了胡宗南部队的恐惧,此时的延安守敌已经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惧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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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主席预料的那样,延安的收复很可能不用“打”。因为虽然国民党占领了延安,可是花费兵力镇守延安反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对方。

把一城一地看得过重,正是胡宗南和国民党政府的短视之处。

1948年4月,国民党延安守军意识到,继续驻守延安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而且如果坚持不撤军,很可能只会成为我军下一个吃掉的目标。

这样给西北野战军“送装备”,“送兵源”的做法太过愚蠢,4月21日胡宗南在延安的守军灰溜溜的撤离,我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和平收复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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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

一切和主席的预言不谋而合。在延安落入国名党军队之手一年之后,我军不但收回了这座红色城市,而且靠着大智慧彻底扭转了西北的战局。

自此我军已经做好了解放全国的准备,胜利的天平也早已向共产党解放军一方倾斜。

回想当初,如果没有毛主席的以身犯险,深谋远虑,则不会有我军靠着2万人牵制,蚕食敌军20余万人的壮举;

如果没有彭老总的当机立断和士兵们的英勇战斗,也不会有延安的失而复得。

对此,各位读者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