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鉴定与研究中实现价值阐释——2024年元代书画学术研讨会综述|书法|元代书画|学术研讨会|山水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公望

10月29日至30日，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2024年元代书画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报告厅举办。来自海内外的51位学者应邀参会，46位学者发言。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主持开幕式，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肖燕翼分别致辞。肖燕翼、姜斐德、王连起、宋后楣做主旨演讲。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主持闭幕式，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玮做学术总结。

王旭东表示，故宫博物院藏的历代绘画作品几乎囊括了中国绘画发展各历史时期的名家名品，是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重中之重。2023年，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晋唐宋元书画的价值阐释与保护传承研究”，本次会议就是这个项目中期成果的具体体现。故宫博物院将一如既往地为元代书画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搭建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肖燕翼表示，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研究向来有合作、交流的传统，该项目的推进也需要得到国内外学者更多的支持、帮助。娄玮表示，故宫博物院今后将会以更开放的心态，做好古书画鉴定、研究平台的建设。

学者们就元代书画的相关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交流，主要集中古代书画鉴定、古代书画研究、宗教题材绘画研究与古代书画鉴藏研究等方面。

古书画鉴定需要慧眼“识真”

面对同一件书画作品，虽然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鉴定意见，但是鉴定上的争议是接近真相、寻求真知的必经之路，学者们不仅仅是对一件作品给出了鉴定意见，更重要的是把判断的思路、逻辑用论文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以不断地推动古书画鉴定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肖燕翼针对古书画鉴定的“标准器”，强调了“以伪鉴伪”的思路，论证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处藏赵孟頫款《千字文》均应出自陆士仁之手。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连起强调了古书画鉴定中“识真”的重要性，认为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草书千字文》中“次年三日”是指书家在年底完成后的很短时间内再题，并无不合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姜斐德在考察古代松柏象征含义的基础上，结合风格比较，认为故宫博物院藏传苏轼《古柏树》应为元人作品。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单国霖通过梵蒂冈图书馆藏《清明上河图》没有出现仇英本中的明代官服、靠背椅、官帽椅等细节及元、明初人印，认为其应为元人画。上海美术馆研究员丁羲元认为王蒙《青卞隐居图》中存在大山深谷路径不辨、与自然景观不合、山峰系拼凑自其它名作、用笔轻滑等问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素据吴镇《嘉和八景图》中出现了《至元嘉禾志》中提到的三贤堂、陆贽祠、宣公桥等，认为其应为真迹。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通过少数民族人物服饰特征、山水画风格等，认为佚名《赵遹泸南平夷图》及部分番骑、山水画，应创作于“大蒙古国”时期（元代建立之前）。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彭慧萍通过风格细致的分析及文献考证，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韩幹《猿马图》应为任仁发早年所绘，并提出南宋中期临安风尚已辐射到宁波、苏州等地区。北京画院研究员吕晓通过花叶结构、画法等比对，认为钱选《来禽栀子图》的艺术水准弱于其《八花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雪杉对倪瓒书画自题中的“抱怨”情绪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对其《竹枝图》真伪提出了怀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中旭通过对“上博本”“吉博本”“克利夫兰本”及“大都会本”张渥《九歌图》图式、风格差异处的细致比对，认为“克利夫兰本”应为真迹。

研究方法敢于创新重视书画本体研究

古代书画研究是在鉴定的基础上，对其主题内容、笔墨风格、功能观念、艺术及文化价值等进行深入阐释。本次会议中古书画研究的论文一方面体现了部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大胆尝试，敢于创新，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也越来越认识到主题内容、笔墨风格等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东亚部主任宋后楣系统探讨了宋至元末明初画龙图式及意涵的转变，认为元代是中国古代画龙语言政治化的关键时期。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江文苇探讨了14世纪中叶在顾德辉玉山草堂举办的雅集活动，尤其关注了参与人员中能画的诗人及画家相关的绘画创作及影响。台湾大学教授陈韵如女士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画《东坡像》置于画家生平境遇及与江南学官群体交游的情境下，考察了其意涵、意义。新加坡南阳理工大学长聘副教授衣若芬探讨了四川眉山、河南郏县三苏祠元（或明重刻元）苏轼像的生产脉络、功能意涵及历史价值。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蒋方亭探讨了元末张士诚治下平江地区斋室书画卷的创作及相关士人群体参与雅集的行为、心理。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邵军对画史文献中倪瓒“得荆关遗意”的说法进行了考证，认为该说法是董其昌、四王等明末清初人的“主动误读”。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员植松瑞希考察了日本村山家贞观园藏吴太素《雪梅图》的艺术特点、精神气质。河北东方学院教授谭述乐讨论了王蒙山水画的风格特点及其风格的渊源、流变。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郁文韬认为王蒙《丹山瀛海图》可能是受茅山宗道士吕虚夷或其弟子、友人所请，为其在宁波炼丹山所居止的大瀛海道院而作。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许彤认为冷谦《白岳图》是画家和好友刘基游览白岳、黄山后的综合记忆的呈现，图像融入了二人“别号”的意象，并体现了元末的时代特征。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田艺珉认为《九峰雪霁图》是黄公望对李郭风格作出新解的代表作，多本传王维雪图的笔墨风格均可从黄公望图中寻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彦探讨了《竹西草堂图》《杨竹西小像》的受画人杨谦及在画上题跋的杨瑀、杨维桢的族属问题。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探讨了元明至近现代倪瓒画像的绘制、传播及意涵。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马顺平认为赵孟頫撰《胆巴帝师碑》的取舍体现了仁宗君位天授的思想及其本人的故国情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付阳华从画科、画意与画法等方面探讨了元代草虫绘画的特点。

日本学者谷川雅夫细腻地分析了赵孟頫各个阶段小楷、大楷、行书、篆书的艺术特点及变化，及其书法对日本书家的影响。学者卢素芬在复原剪装本《透光古镜歌》原貌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书写的年代及书法中“蓑衣裱”的现象。浙江大学教授薛龙春对美国密歇根大学新入藏元杨维桢书《渡河虎》《盐车骥》诗的内容、题跋，及款识中提及的“夷中”“曹氏”的身份等进行了考证。台湾大学教授卢慧纹梳理了《灵飞经》等三件唐人写经在元代的鉴藏、流传，并探讨了唐人写经对其后楷书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祁小春以既擅长篆书又参与字书编纂、出版的杨桓、周伯琦为例，探讨了古籍版刻古文字书与书家篆书之间的互动关系。

绘画作品中索引宗教思想

宗教对绘画的影响，除在宗教题材的画作中有直接体现外，宗教思想对山水、树石等题材绘画之影响亦值得关注。此外，流行的绘画图式、创作观念也能与宗教题材绘画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将存世黄公望山水真迹与道家风水要旨进行对比，探讨了黄公望山水画中的道家风水因素。荷兰学者葛思康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其所撰道书中的理论进行对比，认为该图是道教内丹修炼中“还虚”思想的视觉转译。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助理主任刘晞仪认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颜庚款钟馗图中的两位骑牛者，应是汉女和她的异族夫婿，其表情、形象反映了元晚期部分士人对异族通婚所持的反对态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小峰聚焦《吕洞宾过岳阳楼》扇中的岳阳楼、画中壁画及“忍字扇”等细节图像，从观者的角度探讨了该图与市井文化、商业文化的密切关系。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孟嗣徽认为故宫博物院藏元佚名《鱼篮观音图》表现的应是庞居士女灵照鬻笊篱的故事，并据笔墨风格推测其为因陀罗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板仓圣哲认为日本藏五幅因陀罗《禅机断简图》和《萧王问答图》可按主题、画风合为两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锜对柏子庭《枯木图》双幅主题、风格、题跋等进行了研究，尤其关注了其所体现的禅宗趣味、因素。美国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研究员陆聆恩考察了元代广胜寺《炽盛光佛说法图》的特点、成就，认为新增加的供养童子、童女形象，是受到了华严思想的统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伟对元代永乐宫重阳殿开烟霞洞、南京升霞、祖师显异三幅壁画的内容、图式来源进行了讨论。

递藏、流传影响书画创作

古代书画鉴藏不仅仅是作品的递藏、流传史，同时也是古书画鉴定的重要辅助依据。此外，古书画鉴藏对当下的书画创作也能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汪亓对《快雪时晴书画合璧》曾经的收藏者顾从德，英和、介文夫妇的相关史料作了补充性的考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彬从书法价值和鉴考评论价值两方面，考察了元人题跋书法的意义。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段莹在考察清宫旧藏《唐宋元名画大观》册的形成过程及流传的基础上，对该册中现已佚、但留存有照片的六件画作的真伪发表了看法。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郭怀宇讨论了元人对所鉴藏作品进行续作、补配、题跋、汇集、拆分，从而形成新作品的现象。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任文岭考察了“画伪跋真”的钱选《梨花图》在明清时期的流传。浙江大学教授赵晶论证了“都省书画之印”应为明代官印，并推测该印与“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同时使用，可能与明初设立的大本堂或秘书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