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3日，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重要理念11周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11年间，是中国乡村发生前所未有巨大变化的关键时期。
面向未来，乡村如何走向振兴？乡村振兴如何更加重视“人”的作用?为什么说“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近日，观潮君专访了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文胜。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缩影。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时至今日，正面临社会转型巨大拐点、奔向全面现代化的中国，还是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文胜非常肯定地说道：“全面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肯定不是一个‘乡土中国’的社会。”
我国的“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从2004年至今，本世纪已经连续有21个中央一号文件将视线聚焦“三农。”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我们看见，农村改革正大步向前，迈入新的阶段。农业、农村、农民，在提及“三农”时，农民是排在第三位的。然而，从近年来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民、“人”，在“三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如，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
那么，广大乡村又如何走向振兴？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怎样的变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农民”——这个乡村振兴的第一主体。
不要过多干预农民的自主性
中国的改革，其实是由农民开始的。46年前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勇气，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成为了中国改革的标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可以说，乡村振兴，是四十年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
乡村振兴包含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这些都与乡村治理密切相关。其中的核心仍是基层治理，而农村基层治理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陈文胜认为，大道至简，基层治理越简易越有效，越复杂越难持久、越容易走向形式主义，“成本低，效率高，这就是好的治理”。
多年前，陈文胜便提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他最大的担忧，就是特别要警惕基层工作中最易产生运动式思维下的官僚主义和消极应付的形式主义倾向。行政化，无疑是当前基层工作中难以避免的倾向，往往也是造成农民被客体化的诱因。在一些地方的工作实践中，“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并不鲜见。
当年在乡镇担任党委书记时，陈文胜坚守的一则信条便是，当好“指导员”和“裁判员”，不过多介入乡村治理中做“运动员”，与此同时，真正赋予基层自治权力。“赋权才能实现赋能，才能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就‘等靠要’了。”陈文胜认为，当前基层治理的问题，就是过多地干预了农民的自主性、村庄的自主性。“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和基层的创造性，是摆脱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重要法宝。”陈文胜说。
农民不需要被教育，而是需要被尊重
“农民立场”是陈文胜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农民立场就是以人为本，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陈文胜曾在文章中坦率而犀利地写道，对农民有没有感情，是检验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有没有良知和底线的标准。
“我们党在农村的传统优势就是团结农民、组织农民、发动农民。”陈文胜说，“农民是不需要被教育的，农民是需要被尊重的”。在乡村振兴中，必须以农民的意志为第一意志，实现“农民当家作主”。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乡村振兴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具体的还有，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严禁违背农民意愿撤并村庄、搞大社区”，等等。
当前，我国全面现代化中的最大短板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陈文胜认为，在全面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现代化是最突出的短板，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木桶”能装多少水。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我们要“目中有人”，而不能“目中无人”。“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一个‘空心’的现代化。”陈文胜说，站稳农民立场，我们的现代化就能实现。
毫无疑问，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一些村庄也会逐渐消失。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即使2050年实现了全面现代化，达到了70%城镇化率的预期，作为一个超大体量的国家，我们还有4亿左右的农村人口，接近于一个美国加一个日本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从这个角度来看，个别乡村存在‘空心化’问题，但从整体来看，中国乡村并没有‘空心化’。”陈文胜说道。
乡村振兴并不是指每一个村庄都能够振兴，我们需要接受有些村庄会自然消失。“所以当我们在应对乡村空心化问题时，在具体层面有很大的讨论空间。”陈文胜说。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的“空心村”“空心房”，或许是几亿农民工的一个退路。平常地看待“空心化”现象，也意味着尊重农民自主选择进退。而人口流动的过程，也恰恰是一个向农村输送信息、技术、资金、资源的过程。
乡村教育注重在农村、富农村、为农民
乡村教育是提升农民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一直被置于乡村发展的重要位置。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最重要的基本定律之一。但人们逐渐发现，乡村教育似乎没有实现“能量守恒”，接受教育的农村孩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
对此，陈文胜的解读是，长期以来，城乡关系被普遍解读为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传统乡村文化似乎被排斥在“现代文明”范畴之外，选择乡村教育模式，也就自然地认可了“城市取向”的价值目标，乡村教育培养的更多是漂浮在城市的“无根人”，而不是扎根于农村的“爱乡人”。
“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很突出，不可避免地传输了‘城市就等于现代、农村等于落后’的观念。很多人受教育后进入城市，再回过头看自己的家乡，难以‘平视’乡村文化。”陈文胜说，当前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的教育，而不是一种文化的教育、一种将城市和农村放在平等地位的教育，由此培养出来的孩子对乡村缺乏认同感。特别是，随着乡村人口减少，一些学校“撤点并校”，开始退出村庄。
以县城为中心的农村教育，加重了村庄中青少年的长期“不在场”，无疑增添了青少年对村庄的疏离感。这也让人不由得思考，如果乡村教育的目标是让孩子“走出大山”，那么，谁来建设乡村？对此，陈文胜有担忧但并不悲观。
正如罗曼·罗兰曾写道，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我们以前担心没人种地，后来随着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们发现问题迎刃而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正被现代科技颠覆。”陈文胜认为，把乡村教育办成“在农村”“富农村”“为农民”的教育，可以破解乡村要素中人力资源这个最大短板。
更为具体的建议是——在职业教育上跨出一大步，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培养一批明确其择业方向的“爱农人”。“免费为对‘三农’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农业职业教育，而他们取得的学历只能用于‘三农’领域的就业，通过这种方式破解乡村振兴的‘人才困境’。”陈文胜说。
从全球来看，许多国家早已启动专门的农业教育。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农业、农村、农民，在漫长的过去曾默默“供养”共和国的工业步伐。时至今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广大农村和生活在其中的农民正在不断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没有乡村的守望，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在采访的最后，陈文胜这样说道。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乡村发现转自：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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