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写过两篇关于“良渚文明”的小文。大多数反响正面，极少数负面。
极少数负面的主要观点，还是笃信“城市、青铜器、文字”三要素是评判文明的唯一标准。
“良渚”有没有文字呢？
凡参加过“良渚”考古的学者们，就此大多保持低调——
第一，说目前还没发现成熟的文字。
第二，说目前发现了数百个表意符号。
第三，说“按照良渚的发展水平，存在文字是很有可能的。”
下图，是良渚出土的陶罐和上面的表意刻符。
显然，这些刻符包括动物、兽网、弓和箭。无疑，这是对狩猎活动的记录。
良渚所发现的六七百种刻符，均分布于陶器和石器上。这些器皿经过5000年左右尚能保存下来。若在木质、竹片等其他材质上，便很难保存下来。
尤其是，在距今约4200年前后，良渚发生了史上规模极其巨大的洪水。良渚所在的杭州平原1000多平方公里，完全被洪水淹没。近百年的良渚遗址发现和考古史中，几乎无处没有深达数米的洪泛淤积层。
这对于类似于文字这样的“遗迹”保存，是极端不利的。
考古工作者，在对于良渚是否存在文字保持低调的同时，也表示乐观和自信。认为，遗址中的“莫角山”，应当是发现没有被泡烂的良渚文字资料的可能性最大，“不过最终还是要等待考古发现”。
即便无法发现良渚文字，考古工作者们有一个坚定的认知：“之前，我们认为文字是文明十分重要的一项标志，现在已经慢慢改变了这种比较僵化的认识。只要证明一个文化属于国家级别，它自然就是文明了。”
的确如此。
“文明”，作为“时代”或“社会”的概念，最初是由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其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之后的人类第三个阶段。
当一种文化进入国家形态的时候，无疑一定进入了“文明”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将古代文化中的“国家”，用英语词汇“state”来表达。实际上，“state”这个词，只适用于类如雅典那样一城一国的“小国寡民”的“国家”。
5000年多年前的良渚，就已经绝非那种“可怜”的状态，而是傲视世界的“超大规模”。
“良渚”核心区，位于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太湖平原最南端，是“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
“宫城”，占地约30万平方米，建于人工垒起的十几米高台之上，彰显其“居高临下”的王者霸气，又一定出于防涝的缜密考虑。上面的宫殿气势宏伟，发现了应该是廪梁的14-17米长的巨木。
“内城”类于后代的皇城，300万平方米，约为四个故宫的面积。这比故宫初建早了约4000年，可知其是怎样了不起。
“内城”之外，筑有一圈约7公里长的城墙。城墙宽度在20-150米之间。城墙遗存高度为4米左右。建筑过程是先在沼泽中铺垫从山上采来的石头，然后在石头上堆累“草裹泥”的黄色黏土。
“外城”，面积约800万平方米，设八座水门，城内河渠纵横形成河道网络，是典型的水城，最南面，是陆路城门。城区内，作坊区、仓储区分置有序。可以说，良渚的建城理念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考古证明，良渚古城的建筑顺序是——先修水利；再建宫殿和王陵；最后修筑城墙。城内蛛网般的水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石玉器、漆木器、骨角器、大木构件的专业作坊。城内莫角山南边，是垫高60厘米，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可贮藏超过20万公斤的超大型仓廪。
在良渚核心区的周边，是当时的古人精心设计和修建的水利工程，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目前，已确认此水利工程修建的11条堤坝，主要修建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南边，是塘山、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等组成的低水坝踆；北边，是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垄等组成的高水坝群。这些水坝，形成了两个杭州“西湖”一样面积的水库，库容量相当于三个“西湖”。显然，设计之初，此水利工程就兼具防洪、调水、运输、灌溉等多方面功能。古人的高度智慧，即便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
据测算，仅古城和水利工程的土方量，就约1000万立方米。这样巨大的工程，不通过国家的力量组织、设计、施工、协调、供给等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良渚水利工程之外，是“京畿”的“外服”，大约还有约将近1000平方公里。再向外，实力所及总共约在6.8万平方公里之内。
按照常规测算，维持如此巨大城市、国家的正常运转，良渚当时的直接控制人口，约在12-15万人之间。这在5000年前，几乎是一个人口的“天文数字”。
所以，曾三次到良渚遗址考古现场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感慨——
“良渚遗址是中国及全世界最伟大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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