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每到7月底、8月初，崇明岛诸多乡镇上常有人因为买不到豆腐是而吵起来，只因这几天是数百名逝者的忌日，镇上家家户户都要烧"庚饭"祭祀。因为1940年7月30日，侵华日军在这里制造了惨无人道的竖河镇大屠杀。
而屠杀的原因，是镇里的老百姓们一个个都不愿意站出来指认游击队的成员。
屠杀后，日军又回到镇上抢劫商家货物，挨家挨户点火焚烧，大火延续了18个村庄，1400多间民房被毁，镇上的妇孺几乎全部遇难。
即便如此，镇里的老百姓们依旧一口咬定，不认识一个游击队队员。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日军驻地，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
日军恼羞成怒，屠杀伪军一百余人后，又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
报媒如此报道："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
国难当头，极大地激发了崇明人民的爱国觉悟，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斗争精神。
如今，崇明岛上的老人们还在为孩子们讲述着崇明岛名人的英勇抗日事迹：
清末民初实业家王清穆焚毁自沉于崇明二条竖河港，不让日军占用；
崇明第一所女子学校尚志女校的创始人徐不更，将日伪政权颁发的"居住证"挂在裤裆里，发誓不入城以抗议日军；
中国现代著名航海家，首位外海轮船长陈干青拒绝做汉奸，8年隐居，让妻儿回老家务农；
当时的歌坛"银嗓子"龚秋霞不愿为日本人唱歌，猛吃一星期川湘菜，搞哑嗓子……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崇明老百姓们，他们守护着家乡，守卫着游击队员们，而如今多少故事，已经不为人所知。
1940年秋后的一天晚上，一位崇明岛的老渔民施文达穿着一身短打，独自一人在芦苇丛中小心翼翼划着船桨。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能见度很差，若是其他人走这样的夜路定是相当危险。而施文达从小在这片江滩长大，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这样的天气，他反而格外庆幸。
日本人严密封锁崇明岛，根本不允许人偷渡。
就在几天前，一名船民在岸边修整自己的小船，敌人以为他是要偷渡，当场将人打死，船也烧毁了。还有一名农民在江滩拾芦苇的时候，被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用刺刀刺死了。
施文达此次不仅是偷渡出岛，在他身后背着的老旧鱼篓里面，还有一包重要的文件，这是海门县委拜托他送给游击队的。他专程在这里上岸，只因此处人烟稀少，几乎没有船只来往，可以躲过伪乡警的搜查。
凭借经验，施文达保护好文件，从容地走下船，跨进了水滩之中。岂料不慎踩进了一个水下的暗坑，他的身体下陷，水很快漫上了他的腰。
施文达心中一惊，手已经开始发抖起来，他最关心的还是背上的文件，确定文件没有被打湿，使劲往岸上走，右脚掌被扎破了，他也顾不上，闷头钻进芦苇丛之中。
没想到极少有人的芦苇滩，此时却传来来一群人的脚步声。施文达马上停下脚步，俯下身来，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低声说话，看来来者已经离自己很近了。
崇明岛沦陷之后，老百姓们根本不敢晚上出门，更别说是来这种地方了。施文达心中暗叫不好，一定是敌人来巡查。他退回堤下，潜伏在茂密的芦苇之中，果然几个人懒懒散散走了过来，幸好没有发现他，径直向东边走远了。
施文达赶紧从芦苇滩之中爬出来，继续上堤一路往南边的家中走。
那些人竟然折返过来，远远对着施文达大吼一声"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
施文达身上带着的文件千万不能被敌人发现，更不可能直接扔掉，他忍着脚上的伤痛，拔腿就跑。
敌人大喊两声"追"，朝着施文达的方向猛赶过来。
为甩掉敌人，施文达不走直路，利用芦苇打掩护，往东南方向狂奔。连趟过两条小河之后，敌人渐渐被他甩远。
只听后面两声枪响，子弹就从他的头顶飞过。施文达非常冷静，他知道这是敌人已经赶不上他用的最后手段，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停下脚步，直到一点都听不到声响，才开始缓缓前行。
施文达绕了一大圈，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到家。
他一身狼狈，满是泥水，妻子连忙给他拿衣服煮饭，转头看他时，他已经累得坐在饭桌旁睡着了。
抗日战争时期，崇明岛这座江海交汇之处的小岛被敌人严格控制，这里的游击队队员们行动和战斗尤为艰难。
此时此刻，父老乡亲们就成了游击队员们最强大的后盾。
施文达读过几年的私塾，大半辈子种田捕鱼，淳朴正直，善恶分明。
1939年9月，中共成立崇明工委，全县人民积极投入到抗战运动之中。工委委员名为陈心连，经常住在施文达家中，时间久了，陈心连发现施文达有着很强的民族意识，办事灵活牢靠，便将施文达家作为重要的地下交通联络站。
1940年夏天，日伪正在崇明岛征粮课税派捐，工委决定散发传单号召群众联合抵制。施文达带着全家人通宵达旦油印传单，印完之后，在陈心连的组织之下前往各处散发。
自从崇明岛沦陷之后，日军对岛上扫荡、清剿，实行"三光"政策，唯有是夜晚才是最安全的。
午夜，施文达带着13岁的儿子施炳锡外出张贴传单。他提着竹篮，装着浆糊桶和小扫把，施炳锡背着装满传单的布包，小心翼翼地走在空旷的乡间。
三星镇是施文达比较熟悉的地方，陈心连安排他在这个小镇和四周张贴。原来平静祥和的村镇上现在四处可见日本人和伪军。遇到搜查的乡警，他们只能绕道街巷和住宅区走。
看见适合张贴的地方，施文达先和儿子打声招呼，自己先上前刷上浆糊，跟在后面十几米外的施炳锡见父亲刷完之后赶紧跟上，将传单往上面一贴。
到达三星镇之后，张贴传单变得更加困难。
三星镇是西沙交通重要枢纽，崇明岛上唯一条通往西沙的公路终点就在三星镇上。日军每次到各个镇上扫荡，都是将车辆停在三星镇，汉奸和伪警们配合着他们为非作歹。
这座小镇比较繁华，短短一条街，到了早市的时候有上百家店铺和小摊，即便到了夜晚，这里巡逻的乡警也比较多。
施文达父子借着月色走进了三星镇，两条狗见到陌生人开始大声吠叫。施文达将早就准备好的两个饭团扔了出去，两只狗才停止了动静。
施文达赶紧贴起了传单，不巧撞上了正在大街上游荡的汉奸张宝清。张宝清是当地的恶棍，与日本人狼狈为奸，搜刮百姓，当地群众对他是恨之入骨。
张宝清未看清对方是谁，大声喝道："啥人？半夜出来做啥！"施文达父子没有答应，带上传单马上就撤，在夜色的掩护之下顺利逃脱。
第二天上午，施文达假装来逛早市，在三星镇的大街上打听。老百姓们一早起来看见张贴的标语和传单，显得非常兴奋。有人说，昨天游击队大队的人马已经达到了西沙，这些标语就是游击队贴上的。还有人说，崇明自卫总队已经在苏北编为新四军，装备武器已经全部换上了新的，这次要打回来找日本人算账。
几张传单标语让老百姓们重新看到了希望，这些传言虽然夸张，但确实让敌伪心惊胆战，"课税派捐"也暂时收敛了。
只是，当时隐约看见施文达父子张贴传单的张宝清一口咬定贴标语的就是本乡人，而且传出话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找到。
施文达并没有因为张宝清的威胁感到害怕，继续为游击队员们传递消息，运送物资。陈心连担心有变，从海门带来一个武工队，夜里将张宝清捉住，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传单、标语刺激了日军，他们又一次对崇明岛进行了大扫荡。
陈心连心急如焚，不知这次扫荡又要有多少无辜百姓家破人亡。施文达冒险出去打听消息，他平时话不多，在陈心连叮嘱他一定小心之时，他坚定说道："不怕！我们有四万万同胞！"
施文达再次来到了三星镇，这一日三星镇大街上空间空荡荡，两辆日本军用车停在街口。几名日军手持着步枪一路走一路用枪托敲砸着店铺的门，恶狠狠地不知在说什么。
施文达一眼瞧见了不远处一间空荡荡的沽酒店，大门半开着，里面只有一名伙计在柜台里面清理着酒具。
为了能看清楚日军的人数和武装，施文达冒着生命危险窜进沽酒店之中，随手拿起一块抹布，若无其事地擦着桌子和凳子。店里的伙计见是同乡人，互相看了一眼，心照不宣。
三名日军冲进了店中，在店里店外搜索了一遍，还掀翻了一张方桌。施文达仔细观察着一切，等到日军一无所获地搜查完开车离开，他才往家中走去。
回去的路上，他听闻今日一早，同乡倪清郎挑着一担柴禾前往三星镇出售，倪清郎胆子小，见到日军一大批人与他迎面走来，下意识地往后逃跑，结果被日军当场打死。
施文达心情沉重，回家之后向陈心连详细汇报了情况，包括了日本的兵力、武器以及今日对老乡们的迫害。
日军继续在三星镇四周扫荡，挨家挨户搜查，滥杀无辜。
崇明抗日自卫队组织近百人在施文达家后的水稻田坎内挖壕筑阵，准备伏击日军。
可巧这一日正是施文达父亲的忌日，亲戚朋友都来家中祭祀，家中还有一位中共地下干部，施文达让小舅子张立元陪同。
眼看着日军越来越近，施文达家中有十几个人，如果敌人发现一定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全部杀害。
为了保证秘密交通站内地下党员的安全，他和家人商量中止今天的祭祀，立刻疏散，亲朋好友各自回家，他则护送党员干部转移到附近亲戚家中去暂时躲避。
施文达、张立元和客人刚刚走出家门，就看到不远处的几名日军。施文达立刻冷静下来，拉着小舅子和客人赶紧退回屋内躲避。
游击队员见日军走近立刻开枪，几名日军在慌乱之中拿起武器，全部跃进横河之中，伏在河岸下面对着游击队员开火。炮火就在身边，施文达依旧十分冷静，让亲友们全部卧倒。
日军仗着武器先进，在一阵交火之后跃上了河岸，迅速占领了田地里的几个坟包，对着游击队员猛烈射击。游击队员只好边打边撤，日军一路爬到施文达家正房顶上，又架起了机枪。
游击队撤离之后，日军全部追了出去。施文达这才带着客人离开家，将他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藏了起来。
日军一路追击，却没有看到游击队的踪影，出于报复，竟然烧毁了近百间房屋，又杀害数人。
施文达将日本人的兽性看在眼里，对伪军汉奸的卖国行为更是憎恨至极。
秋后，施文达家中要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她是从上海过来的女干部缪同志，组织安排她前往海门县，陈心连询问施文达能否护送一下。
施文达没有回答"可以"或者"不可以"，只是直接道："到北沙，要闯北海滩。我一定会把缪同志送到北沙！"
陈心连非常感动地点了点头，他知道，施文达这句承诺有多重，因为北海滩已经是崇明岛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崇明人叫南通启东和海门为"北沙"，"北海滩"指的就是崇明岛最北边的江滩。
从前这里的人要去北沙，可以到北海滩坐班船，一天跑好几个来回。日军占领崇明岛之后对这里进行了环岛封锁，敌伪日夜沿着江滩巡逻，只要发现有人偷渡就会直接杀人烧船。
过了两天，缪同志从上海赶来。施文达和妻子张兰珍商议，分两路护送缪同志。
那天下午，施文达背着鱼篓，里面装着缪同志简单的行李，假装出门打渔，其实是去偷渡地点事先准备。他租用了一艘亲戚家的舢板船，长不过两丈，上面有布篷，藏在芦苇从中不容易被发现。
一直日落之后，张兰珍挎着一只篮子，带着缪同志出门。张兰珍缠过小脚，走路很慢，到了海桥镇桥边天已经黑了。伪乡警老远就看到了她们，拦下询问："这么晚，你们去哪里？"
缪同志是外乡人，一旦说话一定会引起猜疑。张兰珍非常沉着："东市梢张立人是我兄弟，吾里娘跌坏了腿，我日里没空，晚了侄女陪我去看看她。"
张兰珍说完，主动打开篮子给伪警查看，里面就是崇明当地的美食糯米团子。张兰珍的娘家确实在海桥镇附近，伪警是当地人，见两个弱女子也不多盘问，直接放行了。
过了桥，两人并肩往张兰珍娘家走去，只不过到了芦苇滩边，施文达按照原计划将缪同志接上小船，张兰珍一个人去了娘家。
这艘仅仅比采菱角的盆略大些的小船，在长江的风浪之中是那样不堪一击，施文达却安全将缪同志送到了目的地，还带回了组织的文件。
施家一家为了掩护地下党组织几乎豁出了性命，但施文达还希望做得更多一些。
1941年，崇明岛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崇明工委和抗日自卫总队必须撤回苏北。陈心连和一部分干部、便衣武工队坚持留下。但为了群众的安全，陈心连来施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当时地下党员为了掩护抗日活动，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施文达的儿子施炳锡在里面做代课老师。
一天晚上，施文达将儿子叫来，先是问了一下学校里面的情况，然后严肃地对儿子说："炳锡，今年东洋兵在我们这里的扫荡更加猖狂了，情况更加凶险。我和陈先生说起过，不如让你去北沙历练历练，你仔细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施炳锡年纪虽不大，但上过初中，在农村已经是个文化人了。
这一年多，施炳锡跟着施文达一直做地下工作，他从小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也在和陈心连等共产党人的接触之中竖立了崇高的理想。他一直向往着革命队伍，现在父亲一说，他哪需要考虑，马上脱口而出："去，我去！"
施文达用那艘两丈小船送走了好几位抗日爱国人士，今天，他要亲自送自己的儿子去参军。
依旧是下午，施文达提前前往船上准备。午夜，施炳锡和地下党员茅维翰一同出门，他们不能走乡路，不能过桥，只能在芦苇丛的掩护之下趟着水去寻施文达。
伪乡警巡查之时发现了施炳锡，对着他厉声喝道："做啥的？"施炳锡见已经被发现，沉着回答道："攀渔的！"
那人与施炳锡隔着一条大河，也懒得走到河对岸去盘问。茅维翰就在施炳锡不远处的竹林里面，等到伪乡警走远之后才出来和施炳锡朝着岸边跑过去。
三人乘坐着一艘小船，敌人的炮艇就在附近巡江。江面上"突突"的马达声听起来突兀而可怖，探照灯就在眼前不远处，一旦被发现必死无疑。
施文达用船桨划着船，其他两人则用扁担和水勺在一旁协助。敌人的窝点就在半途之中，他们为躲避此处放弃顺风渡江，在越刮越大的江风之中，小船被风吹到歪斜，江水漫进了船舱之中，他们不得不将江水往外舀。
小船渐渐驶入了海门县的江滩，进入了芦苇丛隐蔽，三人避开敌人前往海门中心县委，施文达在第二日天黑之时返回。
施炳锡参军之后，一直都没有给家中写过来信。年底，陈心连回到崇明岛，再次来到了施文达的家中。他告诉施文达："这次在如皋看见施炳锡，一身灰布军服，人也长高了，很英俊，他现在是新四军1师的无线电报务员，在师部机关工作，你们就放心吧。"
当时在苏北根据地，但凡是新四军的军属，都会颁发一张"军属证"，陈心连答应施文达一定要为他们家申请一张军属证。
1949年崇明岛解放，施文达终于收到了这张来之不易的华东军区军人家属证书，这是由陈毅司令员9月3日签署的。施文达在抗战之中无私无畏的故事，才渐渐被人们知晓。
这张小小的证书背后，是一位中国普通农民的爱国之情，也是一位老父亲以一艘小船迎着敌人，穿过风浪，将同志们和儿子送向战场的决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之中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战争爆发之后，在苦难最深处的便是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兄弟们。崇明岛的居民不多，在这场战役之中，他们相互配合，不约而同地保护着游击队员们的生命安全，甚至置生死于不顾。
就像一位英国记者所说："一切日本的计划，显然忽略了一点——中国民众的长期抵抗。日本只能在中国中止战斗时可得胜利，但中国民众将赓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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