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会之争再次掀起波澜。继张云逸之后，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再次对南宁作为省会提出质疑。在一次毛主席亲临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韦国清抓住机会，力荐工业重镇柳州取代南宁成为新的省会。面对韦国清的＂发明＂，毛主席以北京和兰州为例，既风趣又深刻地指出了南宁作为省会城市的独特优势。这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会之争，不仅关乎一城一地的兴衰，更体现了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时至今日，南宁已发展成为一座人口近900万、经济总量超5200亿元的现代化都市，印证了当年这个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烽火未散 省会初定
1949年深冬，解放军的战鼓声还在广西大地上回响。战火刚熄，百废待兴的广西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确定一座城市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三座城市各具特色。桂林是千年古都，宋代起就是广西的政治文化重镇；南宁是汉代边陲重镇，区位优势明显；柳州则是工业重地，铁路枢纽地位突出。
桂林城高耸着粉墙黛瓦，漓江水静静流淌。这座承载着历史荣光的城市，文人雅士云集，文化底蕴深厚。战乱的阴霾却让这座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城内百业萧条，街道冷清。
相比之下，南宁虽然底子薄，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北连大西南，南通东南亚，是连接内地与东盟的重要枢纽。解放后的南宁一片疮痍，道路坑洼不平，工厂设备老旧，但人民群众对新生活充满期待。
柳州位于广西腹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座城市工厂林立，商贾云集，工业基础雄厚。解放初期，柳州的工业规模和产值在广西名列前茅。
三座城市各有千秋，省会花落谁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在1950年初做出决定：广西省会定在南宁。
这个决定在全省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南宁区位优势明显，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反对者则认为南宁基础薄弱，难以承担省会重任。
在这场省会之争中，桂林的学者们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据，力主省会定在桂林。柳州的工人们则以雄厚的工业基础为由，认为柳州更适合作为省会。
为了支持南宁的发展，中央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道路在修复，厂房在重建，学校在兴建，南宁正逐步展现出一个新兴省会城市的雏形。
但反对的声音并未平息，一些领导干部对南宁的省会地位心存疑虑。这种质疑，在后来的张云逸和韦国清主政时期达到了顶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场省会之争，深刻影响着广西的政治经济格局。三座城市的竞争，不仅体现了地方发展的诉求，更折射出新中国在建设初期面临的战略选择。
张云逸进京 力谏主席迁都
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长期在南宁工作，对这座城市的情况了如指掌。每当他走在南宁的街道上，映入眼帘的是坑洼不平的道路和破旧的房屋。
这些年来，张云逸为了参加会议，总是要辗转柳州。往返奔波的经历让他对南宁的交通状况颇为不满。
南宁城里的工业设施寥寥无几，商业活动也不够活跃。相比之下，柳州的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张云逸开始在各种场合表达对南宁作为省会的担忧。会议上，他多次指出南宁基础薄弱的问题；私下里，他也经常与其他干部讨论省会选址的问题。
1951年，张云逸决定采取行动。他带着对南宁的诸多质疑，专程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张云逸向毛主席详细阐述了南宁的诸多问题。他提到南宁的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建设落后，交通不便，文化教育水平有限。
张云逸同时指出柳州的独特优势。他强调柳州的工业基础扎实，交通便利，商贸繁荣，而且建设空间广阔。
毛主席静静地听完张云逸的汇报。主席的回应却出乎张云逸的意料，他并不认同张云逸的观点。
主席深入分析了广西的地理特点和发展潜力。他指出南宁虽然目前困难重重，但区位优势独特，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主席强调，建设一个省会城市需要全省上下齐心协力。他要求广西的干部群众发扬革命精神，用智慧和汗水把南宁建设好。
张云逸还想继续陈述理由，但主席已经做出了明确指示。主席坚定地表示，广西省会必须设在南宁，这一决定不能改变。
主席的话语中包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他要求广西的干部要树立远大理想，放眼全局，在大局下思考问题，在大局下行动。
这次北京之行，张云逸虽然没有达成改变省会的目的，但主席的指示为广西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离开北京时，张云逸对南宁的未来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从此以后，张云逸将工作重心转向如何建设好南宁。他带领广西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城市建设，推动南宁的发展。
这次进京力谏的经历，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省会之争的重要篇章。张云逸的行动和毛主席的决策，深刻影响着广西的未来发展方向。
韦国清建言 主席巧喻点醒
1958年的广西大地，处处洋溢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韦国清作为土生土长的广西人，接过了张云逸的接力棒，成为了新一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韦国清走访了南宁的大街小巷，实地考察了城市的发展状况。南宁城内的基础设施依然落后，工业发展缓慢，这让他对南宁的省会地位产生了新的思考。
在韦国清看来，南宁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制约了广西的发展。出省要经过广东，进省还要通过柳州中转，这样的交通格局让省会工作大受影响。
与此同同时，柳州的发展势头正劲。这座工业重镇拥有广阔的腹地，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完全具备成为省会的条件。
韦国清开始在工作中反复思考迁都柳州的可能性。他认为只有发挥柳州的工业优势，才能带动广西的整体发展。
机会终于在1958年出现了。毛主席亲临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韦国清看到了向中央表达想法的最佳时机。
在汇报工作时，韦国清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详细分析了南宁作为省会的诸多不便，同时强调了柳州的独特优势。
韦国清指出南宁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工农业基础薄弱。与之相比，柳州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更适合担任省会重任。
毛主席听完韦国清的汇报，突然笑了起来。他说这是韦国清的一个＂发明＂，并用一个巧妙的比喻回应了这个建议。
主席说，按照韦国清的逻辑，北京也是偏安一隅，地少人多。那么是不是应该把首都迁到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兰州去呢？
这个出人意料的比喻让韦国清陷入了沉思。主席接着向他详细分析了南宁的独特优势。
主席强调，南宁虽然暂时落后，但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濒临北部湾，连接东南亚，背靠大西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南宁是联通南北、贯通内外的重要支点。这座城市不仅可以带动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还能成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主席的分析让韦国清对南宁的战略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样独特的区位优势，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这次谈话成为广西省会之争的一个转折点。通过主席的巧妙比喻和深入分析，韦国清认识到评判一座省会城市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更要着眼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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