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人，比如周恩来、胡公冕等，抓住后不要立即处决，带到南京看管即可。记住，凡是在黄埔军校与我合作过的，都要带来，我要同他们谈话。”1927年，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之后，交待负责逮捕共产党人的特务队长。
就在国民党南京当局在上海开展“清党”的第二天，周恩来在参加群众集会后不幸被捕，当他被推推搡搡带到司令部，抬头和司令部中的一名长官打了个照面，双方都吃了一惊。
“你们先下去吧。”那位长官挥了挥手，等士兵们都离开后，他再次凑近周恩来，端详了好一番，然后低声问道：
“你是周先生吧？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其实在刚才对视的那一刹那，周恩来已经认出对方是李宗仁手下的核心将领潘宜之。此人和白崇禧是保定军校同学，早年曾担任孙中山的侍从秘书，北伐期间在蒋介石的司令部里担任秘书，这次到上海来，是作为清党委员会委员，帮着蒋介石抓人。
“趁夜深没人看见，你赶紧离开这里，离开上海。”潘宜之抬手看了看表，对周恩来说道。周恩来来不及多说什么，以目光示意表示感谢。
“清党”活动开展几个月后，潘宜之前往政治犯监狱视察。一进门，一股浓重的令人窒息的血腥味，让潘宜之不由得摆了摆手。忽然，牢室里一个年轻的女犯人引起了潘宜之的注意，这名女犯人明眸皓齿、肌肤雪白、美丽动人。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潘宜之上前问道，结果却遭到了女犯人的一通斥骂。潘宜之非但没有生气，回到总部后，还专门查了这个女犯人的资料。
这个女犯人名叫刘尊一，出生于四川万县，1927年结婚，她的丈夫何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已经逮捕枪毙。刘尊一被捕之后，坚决不肯承认是共产党，直到第四次审问，在得知丈夫被处决后，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尽管刘尊一请求立即将她处死，但由于她怀有身孕，因此暂缓执行。
没过多久，潘宜之又跑到监狱去看刘尊一。得知刘尊一感染伤寒，要求用奎宁给自己治疗，潘宜之立刻喝止。因为奎宁有催产作用，既可以引发流产，又有可能导致胎儿致残。
在详细了解了刘尊一的病情后，潘宜之让人送来了适合的药物，还请了女工为她侍候汤药。隔了几天，刘尊一的病情仍不见好，潘宜之出面为刘尊一说情，并亲自将她送到了医院，每天都要探视一两次。
面对潘宜之的示爱，刘尊一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信念，对他横眉冷对。可当潘宜之跪在病床前，表示愿意当她孩子的养父，将孩子培养成人，刘尊一终受感动，答应与他结婚。
为了保释刘尊一，潘宜之上书蒋介石，以自己的性命作为担保。刘尊一重获自由后，潘宜之将她秘密安置在自己的公馆，还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婚礼。
婚后，潘宜之无心政治，没过多久就随刘尊一赴英国留学。后来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盛情邀请下，潘宜之先于刘尊一一步回国。
1935年夏天，刘尊一回国后在广西任教，在桂系与陈济棠以“反蒋抗日”号召全国的时候，刘尊一以“必须联合共产党”劝说潘宜之，潘宜之对此极为赞同，并说服了李宗仁和白崇禧。
后来，刘尊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何应钦等国民党老顽固的注意，警告潘宜之“要先在家里清党”。在内外夹攻的高压下，刘尊一曾提出过离婚，但潘宜之坚决不同意。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夹在爱人和国民党之间进退两难的潘宜之，不堪重压吞下了安眠药。潘宜之死后，刘尊一曾要求到延安工作，但由于和潘宜之的这段婚姻关系，被组织上当作“脱党分子”，无奈刘尊一只能继续教书，从教育服务中做一些革命工作。
1947年“六二”事件发生后，刘尊一积极联络教授会，设法奔走营救被捕的学生，而由于刘尊一在课上经常将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内容，被不少地方官员上报国民党教育部，说刘尊一“思想有问题”。
生活在政治夹缝中，刘尊一深感不安，特地找到地下党组织，要求恢复党内关系，结果被劝说“谨受岗位，好好工作”。不少了解刘尊一的同志，都纷纷替她牵线接头，但最终都没了下文。
尽管刘尊一没能够回到党的怀抱，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她和潘宜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在中南海家中宴请刘尊一，并安排她的孩子上学。
十年政治风暴期间，刘尊一遭受到很大的冲击，身患癌症被送到北京，邓颖超得知此事后，连续四次组织名医会诊，终于是她得到了应有的治疗。在得知刘尊一病情好转后，邓颖超特意让秘书送去一个大哈密瓜。
1975年，刘尊一受组织委托，两次致信蒋经国，劝他捐弃前嫌，为两岸统一尽快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同年，刘尊一因癌症复发病逝，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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