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清明节，新落成的扶眉战役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纪念馆特别邀请当年经历过扶眉战役的开国少将刘懋功出席。当刘懋功亲手为纪念馆揭幕，并参观了纪念馆之后，他注意到了纪念馆不远处的扶眉战役烈士陵园：
“要是死后能安葬在那里就好了。”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为了加速解放大西北，将直属的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划归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正在此时，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纠集30多个师20多万兵力，妄图反扑西安。
彭德怀当即决定“钳胡打马”，等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之后，再与胡宗南决战。
从那一年的5月底开始，“二马”向我军发起多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等到第十八、十九兵团相继入陕之后，第一野战军已经扩大到了35万人。西北战场的形势自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到了6月下旬，胡宗南和“二马”反扑西安失败后纷纷后撤。“二马”撤到了永寿、长武一带，而胡宗南主力则集中在扶风、眉县地区，以五个军夹渭河两岸成集团配置。
在第一野战军前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将“钳胡打马”改为“钳马打胡”，第四军十师被定为担任歼灭胡宗南部主力的尖刀任务。当时刘懋功刚刚被调任十师师长，当下就有些坐不住了，悄声问身边的军政委：
“我能不能提个建议？”
“不能提。”政委当即回绝。刘懋功坐在那里想了半天，又小声问坐在自己另一边的副军长：“我觉得还是提个建议好。”结果副军长和政委一样，还是回答了三个字“不能提”。
最后没办法，刘懋功只好自己站起来，将司令员请到地图前，仔细分析了地形，表示天黑出发，第二天一早到达可能有些困难，希望能够下午提前出发，并且所有指战员轻装上阵，全师分为三个梯队，一梯队不带背包，二梯队携重武器跟进，最后三梯队的后勤携带战士们的背包。
“提前出发走漏了消息，敌人跑了怎么办？”司令员问道。刘懋功表示自己会派得力干部将行军通往敌人的道路全部封锁，一个都不准出去。司令员当即表示同意，刘懋功等不及会议结束，赶快回驻地做准备。
回到师部后，刘懋功立刻召集团部紧急会议，传达兵团的会议精神。按照刘懋功的想法，他率领第一梯队下午准时出发。走到扶风县法门寺时，发现寺院里驻有敌军，刘懋功当即率领部队绕过寺院，一连翻了四条大沟，又过了几条河，抵达了益店镇。
此时距离天亮只剩下几个小时，从俘虏的敌哨兵口中，刘懋功得知了敌军的口令，大摇大摆朝着敌人的驻地走去。一直走到快20米，敌人的哨兵才发现不对劲，但已经为时已晚，刘懋功一声令下，战士们将早已经准备好的手榴弹齐齐扔了出去。
敌人遭遇突袭，慌不择路开始逃跑，刘懋功率军在后面紧追不舍，相继攻占了罗局和眉县火车站。到了罗局镇后，刘懋功下令架设电台，将战况向前委作了汇报。正当刘懋功刚要缓口气，发现追击逃敌的部队突然改变了方向。
原来，部队遭遇了战斗力较强的敌六十五军前卫团，刘懋功一面指挥部队布置炮兵阵地，一面命令后面跟上来的部队直插敌群。在几支部队的相互配合下，敌人的队形被打乱。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该团被全部歼灭。
直到此刻，刘懋功部已经控制住西安到宝鸡的咽喉部分，粉碎了敌人西逃的妄想，掌握了扶眉战役胜利的主动权。但敌人并不会束手待毙，面对敌人猛烈的反扑，彭德怀指示刘懋功，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罗局和眉县火车站。
在一年中最酷热的季节，部队经过连续14个小时的急行军，又连续抗击敌军12个小时。有的战士在行军途中中暑牺牲；有的干部为给部队送水献出了生命。大部分指战员只能嚼野草、苞谷秆，就连平时老百姓洗衣服的臭水，都被指战员们舀着喝光了。
而刘懋功因为身负重任，加上疲劳、情绪紧张，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流血不止。经过军医用生理盐水不停冲洗眼睛，才总算将血止住。
战斗打到最后，敌人见突围无望，只能四散而逃。再加上解放军部队赶到，敌人全线动摇，阵地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装备。眉县附近的战斗结束后，第十师歼敌5500余人，却也付出了伤亡近2000人的代价。
第十师坚守住了罗局镇，成为消灭胡宗南主力的关键。刘懋功对这场战役久久不能忘怀，尤其是对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
2009年，刘懋功在弥留之际，再一次向家人提出想要安葬扶眉烈士陵园的愿望。家人立刻找到陵园负责人，负责人表示这样的要求不符合规定，因为烈士陵园安葬的都是烈士，但负责人也理解老将军的想法，提议请兰州军区特批。
刘懋功得知这一情况后，没有让家人继续找兰州军区“走后门”，而是放弃了安葬烈士陵园的想法：“我是有74年党龄的老党员，既然政府有规定，我作为党员就一定会遵守，坚决不会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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