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即将进入尾声之际，两场重要的国际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分别在南美洲国家秘鲁与巴西召开。
新中国与拉美和南美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至70年代，彼时新中国已经与亚非欧多国建交，唯独没有打开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和南美洲国家大门。
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1959年，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推翻古巴独裁政权后，新生的古巴革命政府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
“我是毛主席的学生”
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初，新华社记者庞炳庵与孔迈曾采访过切·格瓦拉。据庞炳庵回忆，切·格瓦拉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毛主席和游击战思想的崇敬之情，他把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毛泽东才是游击战大师，而他只是一个学生”。
古巴革命的胜利，自然也让新中国注意到这个拉美国家，1960年周总理曾委派上海市政府秘书曾涛，以新华社分社长的身份在古巴开展外交活动。同时，为了阻止中古建交，美国也加紧了针对古巴的阴谋颠覆活动。
因此同年9月，忍无可忍的卡斯特罗在大会上驳斥了美国污蔑中苏干涉古巴内政的谣言，并向民众呼吁支持古巴与新中国建交。
在得到全场肯定的答复后，卡斯特罗举起了曾涛的手臂，并大声宣布“中国代表就在这里，从今日起古巴断绝与台当局的关系”。会场内顿时掌声雷动。
见到毛主席，切·格瓦拉紧张得说不出来话
中国与古巴建交促成了切·格瓦拉的访华之行，这次他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不过等到真正会晤时，切·格瓦拉却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最终还是毛主席主动开口称赞切·格瓦拉“非常年轻”，顺利打开话匣子。
在讨论经济合作时，切·格瓦拉非常担忧中国对古巴的贷款和援助会扰乱中国的经济建设规划，他要求将“古巴感谢中国无私援助”写入联合公报。
但周总理并不同意，他向切·格瓦拉解释了“援助”的性质：“中国与古巴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援助是互利的，我们的援助可以支持古巴继续斗争，而古巴革命的胜利又会反过来帮助中国”。
然而即便有了周总理的解释，切·格瓦拉仍保证古巴会及时还上中国的贷款，但遗憾的是，“切·格瓦拉”这个名字再次引发东西方阵营轰动是在1967年，这一年他在玻利维亚牺牲。
相比于西方充满宗教色彩、左翼反叛精神的“造神”运动，中国对切·格瓦拉牺牲的评价要客观冷静许多。
周总理认为，拉美革命者的主张过于理想化，“我们搞了12年武装斗争，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胜利，而他们只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看不到切·格瓦拉的失败教训，只会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切·格瓦拉的牺牲没有挫败新中国打开拉美和南美国家外交大门的信心。在他离去三年后，新中国在切·格瓦拉的挚友、左翼总统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升起了南美洲第一面五星红旗。
新中国如何在南美洲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智利是我国对拉美和南美开展外交工作最早、也是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周总理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52年两国就签署了贸易协定，时任智利总统伊瓦涅斯也表达了建交意愿。
不过受美苏冷战的影响，上世纪50至60年代周总理设想的中智建交未能成行，直到1970年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建交契机才出现。
所以，对于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周总理在表达祝贺的同时，也呼吁两国建交能够尽快提上日程，这得到了阿连德政府的积极回应。
1970年12月，智利政府主动向我国谈判代表黄镇提供了一份建交公报草稿，在涉台湾问题部分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周总理在阅读后当即作出指示，称智利方面的考虑已经非常周到，这份草稿一个字都不用改动。双方谈判进展迅速，最终于1970年12月15日正式宣布建交，南美洲国家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但同样遗憾的是，阿连德的政权也没能维持太久。
阿连德改革会失败，周总理早有判断
1971年周总理已经看出了阿连德改革急于求成、不掌握武装力量的缺陷，并提醒他“用议会选举就把外国侵略者赶走的，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如果智利一小部分军人受到外国势力影响，而智利政府又不注意的话，这会有发生乱子的可能”。
周总理的提醒，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没有被“智利朋友”听进去——1973年智利爆发军事政变，阿连德最终以身殉职。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黄志良回忆说，政变发生后，中国与智利军政府维持外交关系，一度受到过苏联等国家的攻讦。对此，我国一方面对某些谣言进行了回击，一方面对不理解的外国朋友做了沟通工作。
如今新中国在南美洲国家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已经飘扬了54年，半个多世纪过去后，遥远的拉美和南美洲既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艰难跋涉，也成为了中国友好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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