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老师讲历史
一、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上地和西柏坡之间的几十份电报，篇末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谭”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大军区和省部级以上领导的一批四野老人，都说自己当年在“林罗刘”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战斗作风、工作方法上彼此共同的烙印很多。
1947年年底，五师攻打号称“西走廊”的彰武，仅5分钟就突破城防，并连续打退守军反扑，为后续部队顺利向纵深发展铺平了道路，歼敌万余，创造了“迅速突破，大胆分割”的模范战例，受到东总和中共中央的通电嘉奖。
辽沈战役前，“东总”拟提钟伟到一个纵队当副司令员。
刘亚楼几经斟酌，觉得钟伟爱打仗，气魄大，决心硬，是个将才，便建议林、罗首长破格调他到新成立的十几纵队当司令员。钟伟成了黑土地上唯一一位由师长直接提为纵队司令的人。
六纵十七师原系渤海几支地方武装组建的山东七师，到东北后守山海关，结果却连连失守，影响了整个战局。失关后不久，与新四军三师七旅合编为六纵，改番号为十七师。七旅能攻善战，自然为“东总”倚重，因此战斗中都是七旅打头阵，十七师不过当当预备队而已。
战争年代，一个部队捞不到仗打,或者打起仗来孔夫子搬家——尽是输，怎能抬起头来，个中滋味怎堪忍受？
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是刘亚楼的老部下。长征到陕北后东渡黄河讨阎抗日，龙书金在鼎鼎大名的模范红五团，被红二师师长刘亚楼挑为渡河先锋队的突击组长，舍生忘死，为红军东征立下第一功。刘亚楼没有忘记往事，对这位在战火中打残一只手臂的老部下不失信任，悉心指点。
兵是将带出来的，部队打得不好，责任在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琢磨去吧！争争气！
龙书金记下了老师长刘亚楼的战案、对策，以及热情鼓劲，也记下了老师长火样的期待，心胸里哗哗涌动着热血勇气。
连做梦都在琢磨的龙书金，在“知己”中居然琢磨出自个儿的特点来：老子带的地方武装和新兵蛋子，多是淄博那工矿企业来的，几乎人人会用炸药，赶明儿就发挥自己的优势去！
说干就干，稍后参加兴城一带的夜攻，十七师摩拳擦掌，装上几马车炸药，毫不吝裔地给守敌送去，唬得国军十三军将大惊失色：这是什么炮？比咱的火焰喷射器厉害多了！
在寻敌试验中尝到“甜头”的十七师指战员，方知打胜仗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前所未有地得以发挥，发展起自个儿的爆破技术。一经刘亚楼的总结提高，连同四平战役时的“四组一队”那样，成为东野普遍推广的“城市攻坚术”系列。十七师在黑上地上越打越靓，突飞猛进，“攻坚老虎”跃然而出，名头大大超越了其他主力师，喜得林彪往哪攻城掠地，每每都要点名这只“老虎”相随。
二、没挨过刘亚楼骂的纵队领导，找不出几个
别的野战军都非常重视集体领导，每次战役前都要集体开会研究分析敌情，作出判断，决定战役总体原则，然后再由司令部作战部门根据总体作战原则作出具体方案。东野却有所不同。“林罗刘”二人中，林彪定作战决心，其他事基本撒手不管。他的作战决心一下，罗荣桓在政治工作上保证促使完成，而把林彪定下的作战决心变成计划和命令，并组织部队实施等一套，就几乎由年轻力壮的刘亚楼“承包”了。
机要通信员每天都有雪片似的电报送来，看到部队进展顺利或歼灭敌人的电报，刘亚楼总是高兴地大声叫喊：“好，好，打得好！”他的喜悦神情给司令部带来活泼惬意的气息。如果部队打得不好或进展受阻，他总要严肃认真对待，指示立即查找原因，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落实责任，引出经验教训。每逢大事，“林罗刘”便在司令部一块讨论。三人各有所长，性格互补。可以说，共产党在东北能取得这么快、这么大的胜利，和领导班子的搭配密不可分。
雷厉风行，不知疲倦，责任心强，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来；悟性高，作风扎实具体，向下级交代工作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清必须达到的目的和时间要求，完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刘亚楼询问执行者有何困难和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逐个落实到位，而且马上就办，从不说“研究研究”这种空话托词。刘亚楼这不同凡响的性格和作风，也是林彪信任、罗荣桓欣赏他的原因之一。
“东总”的许多老人都说：刘参谋长有水平，人也随和，没架子，可他发起火来，批评是轻的，动辄还拍桌子骂娘。没挨他骂过的纵队级领导，真找不出几个。
冬季攻势时，二纵四师在法库东南之娘娘庙、沙后所一带进击援敌新六军二十二师时，由于轻敌大意，不仅未将敌歼灭，反而自己伤亡900余人。刘亚楼毫不留情地狠批了一通“责任人”。他表扬不过火，批评不讲情面，分析透彻，说到点子上，对部队后来制定作战方案大有益处。
不管有没有挨批落骂，东野对刘亚楼还是由衷钦佩的。原二纵司令员、解放后授衔上将的刘震将军回忆说：“解放战争时期，亚楼同志担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那时我在纵队工作，深深感到他对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林彪的作战指示、战术原则，有精心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
在他参与策划和指挥的战役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领会林彪意图最深刻，贯彻执行的最坚决，处理问题最得当。不论作战指示，情报保证，通信联络，协同配合，后勤供应方面都搞得非常细致周到。
我们不会或不熟悉的，他耐心教给我们，比如对炮兵的使用，就是他亲自教给我们的。我们有了缺点，他诚恳地帮助纠正……在他领导下的四野参谋工作，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保证作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哪个纵队好坏，哪个部队领导好坏，刘亚楼指名道姓，该赞就赞，该批该通报的也绝不含糊。东北部队组成复杂，来自好多地方，指挥不畅也是刚出关那个阶段屡屡失利的主要原因。林彪曾为此气恼，刘亚楼到任后，抓住症结大刀阔斧地整训队伍，严加管理。
都说刘亚楼霸道，不是嘛，连“东总”副司令也有犯在刘亚楼手里的，他照样敢骂，敢发火。刘亚楼即使发火，也能发到点子上。不管发火不发火，他都是连讲带比画。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或是骂出来，味道就和别人不一样。他讲话讲得很有煽动性，有时林彪听了，也笑一笑，随后补充一两句，说参谋长或303(刘亚楼在东北时的代号)讲得不错。有的领导背地里有意见，罗荣桓就给刘亚楼“撑腰”：参谋长脾气是大一了点，但他说得对，你们应该做好。
三、刘亚楼是林彪当年修正、推广“六个战术原则”最得力的助手
要辩证叙述关东这场战争，避不开林彪、也很难避开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四组一队”、“二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三猛战术”)。以军事家而言，可以说，东北战场是林彪武略的最成熟时期，许多战术原则脱颖而出，为中国兵法注入了新内容。
一个不争的事实，刘亚楼是林彪当年修正、推广“六个战术原则”最得力的助手。
在秋季、冬季攻势渐次展开时，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通过一系列的试战和修正，已显成熟，从试点的几个主力纵队(也就是通常说的林彪所谓五只虎)，大面积下发各个纵队。这些战术原则，比较抽象，至多初小文化占多数的“土八路”，乍听都觉得新鲜，一时弄得半懂不懂。比如说“一点两面”，那“二面”行不行、“四面”行不行？毛主席不是说过“四面包围，力求全歼”嘛，“一点两面”岂不是唱反调了？开始时连毛主席都致电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东野那些将领也常常提出各种问题：刘亚楼为此要解释，说明此原则的要领、意义，添加、发展战术原则的内涵。
比如，对“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他如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这是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的原则。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退，这是三种基本不同的情况。如果敌人守，就应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而我方准备充足再打敌人则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没把握时，则应将敌人围起来，等准备好了再打；如遇敌人撤退，则要猛追，不要等待命令、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追下了便是胜利。末了还加以评点：这个原则重在纠正指挥员“打莽撞仗”的陋习，使情况的判断、处理和指挥决策更具科学性。
他大会小会，反反复复，不厌其烦讲解，把抽象的战术原则弄得形象化、具体化。大伙弄懂后，他还要引导他们进行消化，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打造并提高升级官兵的战术素养。
在作战指挥方式上，不同的指挥员，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林罗刘”指挥作战，特别是打运动战，大多数场合是直接指挥到师的。重要战斗，有时还“越级”直接指挥到团。
辽沈战役前，“林罗刘”就越级指挥问题致电中央军委，称：“因为兵团与纵队的电台经常变动，不能及时收到部队的一切报告，只有军区的电台才日日夜夜地工作，能及时收到各部发来的电报，能较迅速地发出指示的电报，又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敌情较兵团与纵队更全面，故在变动的情况下只有我们才能较了解情况和及时的指挥。故这种临时超越兵团或纵队直接指挥的办法，有很多时候是必须的。”
为了使总部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掌握到师、指挥到师成为可能，刘亚楼要求部队必须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养成以最快速度逐级上报的习惯，说明部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在做什么。他到东北后，为了培养部队以前所没有的这种良好习惯和战斗作风，进行过反反复复的教育。对于哪个部队应报告而没有报告的，他马上命令总部电台询问，督促上报。在这点上，几乎没有不受他批评的纵队领导。
一次，X纵领导又犯事了，刘亚楼马上严厉而不失礼貌地追问：司令员同志，部队一到宿营地，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司令员被问得有点不好意思：向总部报告当时敌情。
问答得不错嘛，就这么一件小事，可你们为什么屡犯规定？四平攻坚中你们72小时没向总部报告情况；冬季攻势中，你们又36个小时没向总部报告战况，造成总部在指挥上的极大困难，以致失去全歼敌军主力的战机。这点已批评过你们了，为什么还不引起重视，又出现这个问题？
司令员低头认错。
刘亚楼直言不讳地说：这次批评之后还不重视，不及时纠正，我将建议总部换人！
一次，七纵连续二天没向东总做宿营报告，刘亚楼严肃地给七纵参谋长发去电报：“高体乾同志注意：你们三天没报告宿营位置了！刘”这一电报同时通报给东野各纵，以期引起大家的警惕。
在林彪罗荣桓的支持和刘亚楼的严厉督促下，各部队终于培养及时请示与报告的战斗作风。辽沈战役时，总部对部队的掌握指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四、刘亚楼口中的“三种人”
刘亚楼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养成了许多优良作风。其中严格、正规、高速，是他工作中最突出的品格和作风。1947年冬季攻势中，开原敌军一三O师向西出扰。总部机要处把特级电报错发成A级，结果耽误了部队的行动。刘亚楼发觉后，批评得很厉害。
“在司令部特别是高级司令部工作，一定要细心谨慎。讲错一句话，写错或者漏掉个字，错发一个文件、一份电报，都会影响到很多部队的行动，甚至会影响作战的进程。”这是刘亚楼挂在嘴边跟司令部人员常说的话。
无论是电报、报告、通令、通报、总结，他不但要求结构严密，还要求书写上整清晰，绝不能了浮皮潦草。看到好的电报、文件，他说一声“发”，就走了。不好的，提笔打个大x，就算毙了。司令部不少文件，是由他口授，连标点符号都说，参谋人员记录后再由他稍作修改写成的。
在紧急情况下，他通常亲自动手起草作战计划。林彪口述作战命令和指示，他能边记录边拟制。待林彪口述完毕，他也就把相应的作战文书拟好了。
刘亚楼的工作作风和超常能力，让司令部工作人员敬佩之余，又有畏难情绪，感觉自己水平低，不合参谋长要求，当不了“理想的参谋”，因此心里难过。刘亚楼听到这些反映后，马上找大家座谈。
刘亚楼交心似的说：大家嫌我对工作要求太快、太急了，是吗？战争年代，打仗嘛！我总希望大家把各项工作做得快些：讲速度，讲效率，要适应战争环境，要走在敌人前面，拖拖拉拉落后了，就要挨打。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嘛！不过，我有时确实过急过快了点，让大家无所适从，当然也不好，希望大家谅解，多提宝贵意见：听完刘亚楼这番亲切的谈话，大家心情舒畅，也理解了他的做法，无拘无束地和他谈起来。
刘亚楼利用侃大山的时机，因势利导，说起了工作中常见的三种人：
第一种人，不会工作，也不做工作，但耍嘴皮子，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对上对下都能搞好关系。工作来了，他不沾手，远远躲开。即使看到别人出了毛病、犯了错误，他也不说，装老好人，是好人主义。遇到整风和政治运动，别人对他也提不出啥意见，他总是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第二种人，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不怕苦不叫累，发现别人工作出了毛病，或有缺点，该讲的他就讲，该批评的他就批评，从严要求，一心对党、对革命、对人民负责，绝不姑息。整风和运动一来，别人对他常常是一堆意见，他不好过关。这种情况不少。
第三种人，工作好，方法也好，群众意见也少，整风和政治运动也好过。这种人，也是有的，但不多，这是一种大境界。
说完这三种人现象，刘亚楼自道：本人修养不深，只能属于第二种人。对第一种人我持反对态度，对第三种人我要学习，但现在还学得不好，希望同志们向第三种人看齐。
在摆龙门阵时，参谋们向刘亚楼谈起了如何在他手下做个“理想参谋”这问题。刘亚楼坦率地说：我对同志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也没有甲乙丙丁的标准作参考，因为十个指头有长短，大家的能力不可能一致，但有一点，就是不能只是收收发发。
参谋人员对“收收发发”不太理解。刘亚楼和颜悦色地解释：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司令部各业务部门，根据业务的情况范围，该办的事情，就要积极主动地去办，不要等待，更不要推诿。有些事情，往往同几个单位有联系，这就要求各有关业务部门在工作中，多注意主动地进行协商，共同研究解决，不要把文件转来转去，使下级司令部或部队来办事的人跑来跑去。搞得不好，互相再不协调，就形成了“踢皮球”。结果影响极坏，要警惕这种坏作风。
二是强调请示报告制度。工作应当有始有终，凡是上级下达的任务，该办的马上就办，办完了及时上报，如办不通，或在办事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要及时弄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请示处理。而不是该办的和可办之事，都送到上级面前，等待指示；或者已经交待要办的事，办完了不及时上报；或者在办的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既不弄清，也不提出意见和建议，而盲目去办，当出了差错上级追问时，才说遇到了什么新情况。如此等等，都是把自己摆在第三者位置上，不动脑子，不调查，不研究，不主动地去抓住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工作被动，作风拖沓，这是我坚决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我的工作特点和方法，了解了这点，你们的业务素质和上作效率将不断提高。
刘亚楼敬重林彪，但并非无原则地事事迁就。辽沈战役前打锦州时的争议姑且不说，辽沈战役结束后也有一场争议。当时“林罗刘”签发的上报中央、毛主席的《关于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电文中，写进了“在攻打锦州问题上，我们曾一度犹豫，后来又纠正了”的话。对这段文字，林彪极为不满，由于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坚持与说服，才只好照此签发。
从中可以看出刘亚楼高度的政治原则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
作者简介：作者系高校讲师，历史爱好者、研究者、耕耘者，欢迎广大读者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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