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陈乐民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作关于欧洲与中国的演讲
他一生以“启蒙”为业，被誉为“中国首倡欧洲学的先驱”。他一生的学问与问题意识，都指向了他一本书的名字：“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然而，一生将目光投向欧洲，却为他惹来了许多非议，有人给他扣上“西方中心论”的帽子，却不知他一生的努力，皆是中国，更不知对于启蒙而言，无论东西，都要完成。
他就是著名作家阎连科笔下“真正学贯中西的人”，陈乐民先生。
阎连科曾说：「阅读陈乐民“让我自觉的羞愧和羞耻”，他的思想灿烂如“茫茫黑夜、乱云飞渡中的星光”，他的文字简朴如“乡村收获后摊晒在阔地上的粮食”，他让我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狭隘和偏执。”」
羞愧，是在真正思想者面前的一种自觉，自觉自己“在一个混沌的时代里沉溺于混沌而不自知”。而陈乐民的清醒与睿智，无外乎他对欧洲文明的理解，对启蒙及其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对古老中国的理解，和对现代中国极具穿透力的洞察。
陈乐民曾这样一针见血地剥开“启蒙”对于一个国家及民众的重要性，他说：
「所谓“民智”，民众的思想如果打不开的话，不管你什么制度，都没有用处。」
这句话振聋发聩，回顾历史也是如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启蒙未完成，国家依旧动荡，黑暗与专制仍在。
辛亥后的近百年历史，我们在一次次革命与运动中度过，而启蒙的每次短暂抬头，无论是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启蒙，还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都被无情地中断了，直至现在。
1980年代，是新启蒙主义复兴的时代，与那个时代拨弄浪潮的年轻人不同，陈乐民是一个“一身跨两代”之人，他既是“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又是“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
陈乐民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代人，他在1949年前后分别在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所学校学习。然而，由于时代之故，他的前两所母校都已不在了，而刚刚学成的他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激荡，直到1980年代，他才得以以年过半百之龄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欧洲学研究的首倡者。
由欧洲启蒙引向中国启蒙，是陈乐民一生学问的主题。但是，思想者的痛苦正在于：看得愈清愈痛，爱得愈深愈痛。
阎连科曾将陈乐民的这种“爱与痛”和鲁迅先生归为一类，他说：“鲁迅先生对中国的痛与爱，源自于灵魂，散至于情感；陈乐民对中国的痛与爱，源自于比较，归之于理性。而这，正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个真正的学者的相同和不同。”
陈乐民这种复杂的情感，根植于他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理解中，也根植于对中国传统及现实穿透力的理解、洞察与爱之中。他曾说：“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则无力出生。（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所有的黑暗。”这句话对当下这个时代，也对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我们，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一种“无力感”。
陈乐民身上，有着那一代人典型的精神与使命感。中国人民大学孙郁先生说“陈乐民好像是五四孑遗，他的作品里有五四精神的遗响”，近代史学者雷颐说：“阅读陈乐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
几十年来，陈乐民先生思考不断、笔耕不辍，然而，在这个理性被几度中断，启蒙被数次抛弃的国度里，他的作品、思想只能被长时间忽视、冷藏。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会发光，思想之光时常会被邪恶扑灭，思想的火种有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艰难寻找、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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