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第378期 学术聚焦
【编者按】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程中，中国式现代美术探索的提出已成为文化自信的具体艺术表征。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鲁迅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式现代美术探索与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建构”的学术命题，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热议和共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美术，与西方现代美术、当代美术有何不同之处，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内涵与特征是什么……这些思考和探讨，也将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美术的未来发展之路。为此，本报将陆续推出“中国式现代美术探索与理论建构”的相关学术文章，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投稿讨论。
现代美术是现代社会之造型艺术。从这个角度，但凡进入现代社会所创建的造型艺术便都具有现代的属性以及建基于此的现代美术理论。但这个定义也制造了现代美术与传统美术的紧张关系，甚至以不可调和的对立性作为现代美术建立的基础。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性具有普世性，西方现代美术的全球化显现了这种普世性的辐射力量。在“当代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全球化的21世纪，几乎每个地区或民族的艺术家都以“当代艺术”的模式进行生产，国别、族别的艺术地缘性、民族性似乎也在这种国际化过程中被消解。因而，没有体现“现代性”或“当代性”的艺术家，也往往承受了长久不被现代或当代所认同的文化焦虑，这些艺术家主要来自较晚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地区，他们常常以抛弃民族性艺术而不断去适应和追逐西方的现当代艺术。
艺术上，发生于19世纪末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及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从对再现写实艺术的背叛中解放出来，不断以个体性的微观视角实现艺术创造个性的自觉与媒介跨越创新的自由，从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到格林伯格等形成的排斥再现叙事而以语言形式自立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从杜尚到居尹·德波、米歇尔再至阿瑟·丹托等在视觉文化消费时代提出艺术进入哲学轨道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都试图创造艺术史不断以否定的方法论不断进化的艺术逻辑。
对于中国而言，其现代化方案与进程并非西方现代化模板的粘贴，其原因，不仅因中国强大的封建社会体系与悠久而稳固的民族传统独具特性，而且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如何获得民族独立而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其本身就体现了有别于西方的自主摸索过程。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路径同样如此。譬如，倘若以艺术语言自立而反叛再现性美术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来定义，中国从唐代开始提出“水墨为上”观念而至元代文人画形成的第一座高峰，便可被称作现代性艺术。因此，不乏中外学者主张：现代绘画开启于中国晚明董其昌建立的笔墨寄予和自立理论。实际上，他们并没看到，中国画的体系本就是非再现性艺术。因而，20世纪10年代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美术革命”，则是主张引进西方的写实主义美术，而非西方现代主义美术。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自主意识，而且体现了并不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阶段来定义中国现代美术特征的独特性。
毫无疑问，“美术革命”的提出是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美术的标志，它解决的既是传统美术，尤其是传统文人画如何体现以“科学”为主题的现代社会文明理念问题，也是现代文明如何以及怎样赋予现代社会公民享有“民主”“平等”的审美权益和美育权利，并以尊重艺术家的个性创造为现代艺术价值体现的命题。我们为什么要探索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一个不能绕过的理论命题，就是要破解民族美术的现代性转型实践及建立的现代性理论内核，其目的就是要把士夫阶层自赏、自娱的文人画转变为能够表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所凸显的人民风貌与人文精神的艺术。传统文人画的这种现代性转型从“美术革命”而开始主动借鉴西方写实绘画，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现代美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描绘现实生活、塑造人民形象的现代性美术形态。但传统文人画与现代中国画并不完全是以现代否定传统所建立的二元对立模式，现代中国画在现代性探索路途中始终存在怎样以及如何弘扬传统绘画写意精神的语言课题与审美课题，它们之间和西方现代主义对古典再现的断裂、隔离完全不同，现代对传统不是叛逆和否定的对立关系，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结构，这就是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自我成型之所在。
我们为什么要探索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如果说现代社会以人的解放为基本命题，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始终是以特立独行的个性张扬为面目，所有艺术流派都以不断拉开艺术理念与语言风格的偏执为标志，以个性代替共性，那么，中国式现代美术有关人性解放的表现，虽然也涉及对个体的人性价值揭示，但更多地着眼于整个社会群体人性价值的共同实现。也因此，人民形象的塑造、社会底层的人文关怀，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美术有关人性解放与个体价值阐发的主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国家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与社会伦理题材的微观叙事，构成了中国式现代美术创作最鲜明的题材特征，这些题材背后凸显了建立中国现代社会的共同目标，体现了人民的主人意识以及人民作为被表现对象与审美受众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又反过来要求艺术作品具备“喜闻乐见”的艺术民族性、传承性与大众性特征，涌现了工、农、兵画自己生活的大众美术现象，他们自我创作的艺术成为提升社会审美水准的重要方式。这与欧美当代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流行的波普艺术既相似，却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中国的“大众美术”，从根本上说，不是商业化追逐视觉文化消费的艺术，更不是自娱、戏谑或批判的艺术。显然，中国式现代美术以满足人民精神生活为目的，表现伦理上的个体生存价值与表现方法上的个性张扬均缘此而展开。更深刻地说，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以“人民性”为灵魂，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艺术理论基础，强调表现人民才是真、善、美的对象或来源，并不断在与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理论的相互结合中自成体系，这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筑基于康德、黑格尔等唯心主义的思维逻辑存在根本的区别。
我们之所以需要探索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其缘由是基于对欧美艺术历史与理论的引进、消化和借鉴。客观说，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并不完全基于中国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所形成的视觉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或改变，中国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启蒙、源泉本就是“五四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西体中用的结晶。或者说，中国现代美术不只是本土传统美术的现代性转型，而是这种转型大多通过借鉴西方美术进行以西润中或中西嫁接来实现的。因而，中国现代美术的独特性，始终存在如何处理东西方美术作为人类艺术两大体系的关系命题。中国式现代美术探索取得的重要经验，既不是以西方取代东方，也不是以西方的现代取代中国的传统，而是为我所用地择取不同时段、不同形态的西方美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典写实与现代主义并举，到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的盛行，再至多元并存的西方现当代艺术，中国现代美术的历史进程并不满足或停留在对西方现代美术单一时段的引借，而是体现中国现代化不同时期对西方美术历史的不同选择，这是中国美术现代性在全方位学习外来艺术中最“中国式”的表现。
中国现代美术对外来艺术的开放性，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画、漆画、陶艺等门类的现代性转型，另一方面也在中国再植了外来艺术语种，使之成为中国油画、版画、水彩、雕塑、综合材料绘画和装置艺术等。应当说，对西方美术的全面研究、引进、借鉴与转化，使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建构形成了一种西方自身现当代艺术并不存在的杂糅复合形态。譬如，再现性理论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中的发展，既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中国化特征，也有写实语言与写意体系的异质同构，更有在现代视觉文化浸润中形成的集魔幻、观念和超现实为一体的新具象艺术，再现性理论早已不是西方原来的理论模型。其实，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探索中，再现性与写意性所体现的现代性理论形态都具有相互融合、互为折叠的特质，而非排斥、否定的二元对立关系，它已把西方哲学体系的物我分立的思维逻辑演化为中国哲学的物我合一的“中庸”属性，其精髓在于再现与写意之间的适度性把握，现代性的视觉化与中国文化“大象无形”的内视觉形成新的链接点。与此相同的还有对“当代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概念的有意模糊。中国式现代美术没有以“当代美术”的属性来定义，其背后至少表明了被欧美所命名的“当代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类型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登陆中国，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被称为艺术全球化标志的艺术类型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必由之路，或者说，从现代到后现代并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否定或进化，这正像中国现代美术并不因“现代”而排除对传统的继承一样，故而，也不会因“现代”而排斥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当代艺术”的引用与借鉴。
总之，中国现代美术理论之所以是“中国式”，其思想方法就在于其理论模型既是全球的也是在地的、既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既是西方的更是东方的，它以反思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相互构成的所谓进化逻辑为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建设的出发点，不再线性地将现代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割裂开来，而试图以辩证结构或阴阳互补来处理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强调了现代性的普世性对民族、地缘、历史和文化等特殊性的依赖，现代性的价值也便体现在对某个具体地缘性问题的解决上，由此构成了多种现代性美术样本。现代美术的“中国式”勇于并善于容纳人类一切优秀艺术传统，形成了以“人民性”为主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最大限度地探索各种媒介跨越与试验、最大程度地发挥艺术个性选择的自由与表现方法个性创造的自由。
作为现代社会视觉文化表征的现代性，无疑形成了全球化的范式；但这种视觉现代性的创作主体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地缘、民族、时代又通过创作主体的个性而具体规定了这种现代性艺术创造的理论结构。我们只有从民族的、历史的和时代的特殊性出发，才能真正搭建现代美术理论的中国版本。■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编辑 | 李振伟
制作 | 闫天蒙
校对 | 蔡培新
二审 | 李振伟
三审 | 冯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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