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7日晚上，香港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的阳台上，坐着5个男人。他们的名字依次是“太郎”、“次郎”、“三郎”、“四郎”和“五郎”。他们并不是兄弟，排序也不是按年龄大小，甚至不全是日本人。
5个男人中，有3个日本人。他们分别是：“太郎”西义显，时任南满铁路局（简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三郎”伊藤芳男，满铁办事员；“五郎”松本重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另外两个人是中国外交官。“次郎”叫董道宁，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另一位即是“四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五个人压抑着激动的心情，低声讨论着一件惊天大事。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即将撬动多少大人物的命运！
汪精卫与日本人交谈中
一、董道宁去日本
五个人谈论的焦点，是“次郎”董道宁口袋里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所写，收信人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行政院副院长张群。
为何一个日本军官会给激烈交战中的中国军政要员写信？这要从董道宁2月份秘密去日本说起。董道宁出身宁波，在日本长大和求学，说得一口标准的日语，大家称他为“日华人”。1938年年初的一天，他在上海与西义显相遇。别看西义显职位不高，他深得满铁副总裁松冈洋佑信任，而松冈洋佑与首相近卫文麿关系密切，后来还出任过近卫内阁的外交部长。
——这根线，开始串起来了。
西义显怂恿董道宁：“你作为交战国的外交官，既然秘密到上海会见了敌国的大使，就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董道宁本有与日本联络之意，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冒险去日本。之所以说是冒险，是因为他作为在职外交官，此行没有得到上级授权和批准。
当时日军正在中国大地上，对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进行疯狂进攻和屠杀，为何会接待一个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呢？
在日本内部，对于侵略的方向和节奏上，存在不同派别。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强硬主张对中国“膺惩”（他们很喜欢使用这个带侮辱性的字眼），也有少数人认为不应该扩大。其中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掌握实权）多田骏、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等，就是“不扩大派”的主要成员。
日本缺乏战略家，而石原莞尔是日本罕有的战略家，他是“不扩大派”的理论家和主心骨。但不要以为他是爱好和平。事实上，石原正是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策划人和发动者。他反对七七事变后扩大对中国的战争，是觉得日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北面的苏联。
后来石原被排挤出日本军部核心位子，他一手提拔的影佐祯昭成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
董道宁的到来，无疑使“不扩大派”很兴奋。影佐回忆：“我对于单枪匹马来到敌国日本的董（道宁）氏的热情和勇气很是感动。”影佐对董道宁说：“今日（再）追究中日事变的责任，等于算着死去的儿子年龄。”
经过几轮交谈，他们认为实现中日和平有希望。为了表达日本方面的诚意，影佐决定给中国方面写一封信。但他作为一名佐级军官，直接写给蒋介石显得突兀，于是收信人定为影佐的士官学校同学——何应钦和张群。
影佐来信大意为：董道宁先生来日，传达中国和平诚意。只要双方能捐弃过去的一切，诚心诚意相对，中日可望言归于好。希望两国派人继续交流。
信末，影佐郑重签署了自己的军衔——“影佐大佐”——表明这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时合影：前排左为今井武夫、中为汪精卫、右为影佐祯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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