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家附近挖到古墓了”“这里在挖什么，貌似是考古发掘”……自从“考古热”出现之后，城市中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被人们所关注。
实际上，随着基建考古工作在多个省市的推进，许多重要的遗址在国家重大工程、城乡基本建设考古中被发现和妥善保护，其中就包括入选“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温州朔门古港、“一眼千年”的成都东华门遗址、见证蒙宋战争的重庆多功城遗址等。
90%展品首次展出！成渝联动考古新展在蓉开幕
12月4日，作为全国城市考古座谈会的配套活动之一，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成渝双城城市考古成果展”在成都考古中心临展厅开幕。开展之际，封面新闻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传陈列部主任、展览策展人唐淼一起，带您一睹为快！
梳理出成都平原旧石器发展的脉络
灰千岩岩画展现旧石器先民的“艺术风格”
何为“先考古、后供地”？这是成都在发展基建考古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在成都市基本建设考古前置体系建设中，“施工前考古”发展为“规划手续前考古”，再进一步升级为“先考古、后供地”；2018年以来确立“区域明晰、监管有力、分类实施、强化研究”的土地储备考古前置“成都模式”。
主展厅内的陈列共分为“考古成果”“遗址保护”和“活化新生”三大单元，通过297件（套）展品和大量考古遗址图文资料，展示出成渝两地十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4500年的文明史，以及2012年以来成渝两地在基建考古等方面的成功案例。
位于成都双流的王家堰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9万年。从展柜中可以看到，其石器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而到了距今约5万年的大山坡遗址时，大型砾石石器已经减少，其石器开始向小型化过渡。再到距今约2万年的五块石遗址，开始出现燧石质石制品。“这十多年的工作，我们基本上已经梳理出成都平原10万年以内的发展序列以及变化特征。”唐淼道。
部分旧石器遗址考古成果展示
在十余年工作的坚持下，成都平原共发现了40余处旧石器和7处有原生底层堆积的旧石器遗址。通过发掘和研究这些遗址，考古工作者已经基本梳理出成都平原旧石器发展的脉络。
另一边，重庆的灰千岩岩画中那栩栩如生、动感十足的牛、羊、鱼、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旧石器时期先民们是如此“心有灵犀”地运用着充满了自然主义风格的灵动线条。区别于其他岩画的刻画线条，灰千岩岩画通过波点纹形成了图样。这种常见于欧洲地区和金沙江流域的风格，在长江流域属于首次发现。
实证成都平原第一次人口高峰
为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基础
进入新石器时代，川渝两地的基建考古工作同样成绩不斐。
成都平原共发现百余处新石器遗址点，散布于成都平原腹心以及山前地带。这些发掘和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收获便是实证了成都平原的第一次人口高峰出现在宝墩文化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人类的竞争与整合，奠定了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基础。”
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多个比宝墩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例如徐家巷遗址、礼拜村遗址等。这些遗址出土的箍带纹大口罐、折腹盆、小口尖底瓶等器物，证明了在距今4800-4500年的这个年代区间里，来自西北的人群进入了成都平原，并在这里繁衍生息，后又与距今大约4500年从长江中下游进入的人群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而各个宝墩文化遗址之间的竞争与统合，又为三星堆文化的崛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催生了成都平原的青铜时代。
展厅
而在重庆，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武隆大农场遗址，则是川渝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川渝地区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构建起成都平原新石器至战国中期文化脉络
本地青铜器铸造线索线索不断
在先秦考古中，成渝地区开展考古发掘共400余项。其中，徐家巷遗址的出现，不仅将成都平原新石器遗存的绝对年代提早了约300年，更从地层的早晚关系上，形成了成都先秦文化的连续标尺。“徐家巷遗址不仅有比宝墩文化更早的桂圆桥文化遗存，还有宝墩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以及战国时期的遗存，包含了成都平原早期阶段各个时期的遗存，最直观地展示了这几个考古学文化的相对早晚关系。”唐淼介绍道。
而位于成都市郫都区的犀园村遗址，则与徐家巷遗址一起，从考古地层学的埋藏上，清楚地梳理出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战国中期的器物群变化。“目前，成都平原这条文化脉络已经没有明显的空缺了。”
十余年的基建考古中，还为成都平原本地青铜器铸造提供了线索。位于成都双流区的双龙村墓地，出土了一批铸造青铜器的陶模范，为研究巴蜀文化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素材。2021年竹瓦街遗址出土了一块含铜量达40%以上的铜矿石。这是成都西周早期遗址首次明确出土的铜矿石。遗址还出土了铜箭镞等铜器，表明成都平原西周早期极可能已经有了完整的铜器铸造产业链。
首次出现“成都”二字的秦简、见证区域经济繁盛的窑业遗址、从成都东华门遗址所揭示的明代蜀王府……依次按照年代顺序，为观众展示出成渝两地的悠久历史以及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
字库街遗址出土秦简（摄影：刘可欣）
如此多的文化遗产，应当如何发掘、保存、展示？展览第二、三单元给出了答案。原址保护、异地搬迁、原址归安，按照每一个遗址的不同性质、不同情况，给予其最妥善的保护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文物局日前组织开展的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优秀案例征集推介活动中，“保护·展示·传承——四川成都东华门遗址保护展示利用”“考古前置的‘成都探索’——构建基本建设考古前置先行示范区”和“服务发展大局赓续巴渝文脉——重庆市中心城区社会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从来自全国的78项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被选入21个重点推介的优秀案例中。
在保护的工作之后，成渝地区为遗址的活化再生，亦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站在如今的春熙路，可以透过江南馆街街坊遗址看到唐宋街道的繁华；邛窑考古遗址公园在保护遗址的历史风貌的同时，就遗址与周边自然环境融合，成为城市的文化类地标性建筑。另一边，在重庆，朝天门城墙遗址从宋代延续到清代，成为“多重城市”格局的另外一个命题。
“我们不是把基建考古作为一个任务去做，而是作为一个事业在推进。”唐淼在采访中提到。未来，成渝两地的城市发展必将更加繁盛，而在快速发展的另一面，基建考古事业也将随之更加深入。这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对文化和历史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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