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北京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宗教史。代表作有两卷本《中国思想史》（1998、2001）《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历史中国的内与外》（2017）《亚洲史的研究方法》（2022）等。本文来源：《世纪》2023年第1期
《世纪》杂志约我写一篇短文谈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这个话题很重要，我过去也在著作、讲义和演讲中多次谈及，这里本来没有必要重复。但最近我偶然想到一个“文化”与“文明”关系的比喻，自己觉得还算易懂，也还有意义，不妨写出来向大家请教。
以前，我曾借用德国学者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文明的进程》里的说法，建议在历史讨论中把“文化”和“文明”略加区分，尽管这种区分只是权宜之计，但也许能避免很多混乱。按照埃利亚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把使民族之间有差异性的东西叫做“文化”，而把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东西称为“文明”，换句话说，就是“文化”让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促使各个民族越来越相似。“文化”通过耳濡目染就会习得，常常呈现出“本色”，而“文明”则需要学习与适应，因而它表现为“教养”。
如果说，“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人类生活在大地上，传统时代的“文化”，仿佛是农耕时代大地上地广人稀，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习惯和兴趣，随意起舞四处漫步，那么，现代世界的“文明”就像到了繁忙拥挤的城市，人群不得不按照规矩行事，在十字路口不得不按照红灯停绿灯行。“文化”让族群能安心和舒服，可“文明”让社会有规矩和秩序。
其实，古代中国既有“文化”也有“文明”。如果你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你就知道殷周之际为什么是华夏文明成型的关键节点，因为这时候有了“规矩”，形成“秩序”。为了权力和财富交接与传承有秩序，才有了西周的嫡长子制、分封诸侯以及各种等级安排；如果你看陈寅恪的说法，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汉代《白虎通》规定的三纲六纪，就是传统中国的根本。其实，这就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礼乐“文明”，古代中国曾经认为，这“文明”放之四海皆准，所以说有礼乐的是华夏，没有礼乐的是蛮夷。尽管这反映了古代汉族中国的自负或傲慢，但它确实是历史中国的常识与观念。
只不过，大航海以来，逐渐全球化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各种传统文化都受到冲击，而文明被现代重新定义，这个时代，并不只是东亚传统文化面临挑战，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也同样面临转型。传统中国这种原本被视为“普世”的礼乐文明，被另一种由“大宪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重新定义的新“文明”取代，被迫重新成为地方性或区域性“文化”。
这当然有国际间权势转移的大背景，但也是因为全球化时代不得不然。近代以来，人口增长到世界拥挤，原料、商品与市场彼此互渗互相依赖，不同政治、文化与制度竞赛交错，这片原本稀疏辽阔的大地，不仅人要走，车要走，而且大车小车三轮车摩托车都要走，如果仍然凭着文化习惯随心所欲，不出交通事故才怪！因此，人类不得不在这片大地上，安置新的红绿灯，这个红绿灯就是所谓万国之公法，国与国有国际秩序，人与人有法律制度，集团与集团、公司与公司有市场规则。秩序、制度和规则，这就成了人类交往不能不遵循的现代文明。
可能，它并不那么让人舒服、放松甚至自由，但是却能够在现世建立和谐秩序。而文化与文化之间，在尊重多元的现代文明之中，也不能不互相尊重，这就有了费孝通所谓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
因此在我的理解中，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态度，就是“守护传统文化，拥抱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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