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明远，1954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贫农家庭。1974年春天，我和隔壁村的姑娘李秀兰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按照当地风俗，男方要给女方1666元的彩礼钱，这可难坏了我们一家。
父亲是生产队里的老棒槌，每年工分收入加上自留地的收成，勉强够一家人糊口。母亲瘦小的身子骨常年累月在田间劳作，为了给我攒彩礼钱，连仅有的一只母鸡都舍不得吃。
那时候，我在公社农机站当拖拉机手，一个月工资才28块钱。攒够彩礼钱，至少得三年。秀兰倒是不在乎这些，可她爹是大队会计，在村里也算个体面人物，总不好让女儿没有彩礼就出嫁。
1974年夏天，我们公社来了征兵工作组。一打听，当兵不但有补贴，每月还能给家里寄钱。更重要的是，部队提干入党的机会多，将来退伍回乡也能谋个好出路。这个消息让我看到了希望。
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报名参军。体检那天，我硬是借了一身新衣服，生怕因为穿着破旧被刷下来。好在各项指标都过关，加上我有驾驶技术，很快就通过了政审。
最难开口的是和秀兰说这事。一个秋日傍晚，我约她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见面。她听完我的打算，沉默了好久。"你要是为了彩礼去当兵，我宁愿不要。"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握着她的手说："不光是为了彩礼。我想给咱们的未来闯出一条路。你信我，两年义务兵一满，我就回来娶你。"
"那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秀兰抹着眼泪说。我用力点头。
临走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背着铺盖卷往公社走。刚到半路，突然看见秀兰的母亲孙大娘站在田埂上。我心里一紧，不知该如何面对。
"明远，过来。"孙大娘喊我。我忐忑地走过去，只见她从竹篮里拿出一个布包："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咸鸭蛋和腊肉。你要争口气，让秀兰将来能嫁个有出息的。"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孙大娘又说："彩礼的事，你别放在心上。秀兰跟我说了，你是想通过当兵改变命运。只要你有这份心，将来有出息了，这钱不要也罢。"
1974年11月，我被分配到某装甲团。新兵连三个月，我凭着在农机站练就的技术底子，很快就被选进了坦克驾驶班。每天除了操课，我还主动帮战友们修理车辆，很快就在连队站稳了脚跟。
1975年5月，我光荣入党。1976年被评为"学雷锋标兵"。1977年，因表现突出，被选送到装甲兵技术学校深造。这期间，我把每月的津贴都寄回家，让父母添置了些家当，也给秀兰买了几件新衣裳。
1978年春节探亲，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回到村里。秀兰和孙大娘早在公社路口等着了。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979年，我如愿提干，被任命为技术股助理员。这一年，我和秀兰终于举行了婚礼。婚礼不铺张，但格外温馨。让我意外的是，孙大娘不但没要彩礼，还给我们添了一台缝纫机。
1980年，我被借调到县武装部工作。1985年转业到县农机局，先后当了科长、副局长。这些年，每次回老家，孙大娘都喜欢跟人说："我这女婿，当年就看出是个有志气的。"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但军旅生涯教会我的责任与担当，永远铭记于心。回想起那个寒冷的早晨，孙大娘在田埂上递给我布包的场景，仍然感动不已。
那个年代，1666元的彩礼，但对我们这样的人家来说，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正是这道坎，逼着我走上了从军之路，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更没有白吃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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