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杭州就享有“半壁西湖半壁绸”的美誉。而要说起杭州来,就不能不说到丝绸;说起丝绸,就不能不说到民国时期的“都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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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年间的“织锦之王”,都锦生似乎为“织锦”而生,但这更像是一种天意,而不仅仅是名字的巧合。都锦生,字鲁滨,生于1898年,浙江杭州人。他早年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乙种工业(艺徒班)教习,讲授丝绸织造工艺等课程。

读书期间,都锦生学习的是常规绸缎设计。由于从小在西湖边长大,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无时无刻不浸润着都锦生的审美偏好和艺术见解。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都锦生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此美丽的西湖风景,能不能运用丝绸织造工艺加以表现?丝织风景画能不能打开市场,让人们永久保存和欣赏?

想法固然很好,织锦是有花纹或文字的彩色丝织品,其纹样均由手工或写意直接绘成,风景中的湖光山色、云彩流水等形象在传统丝织品画面中很难表达。经过反复试验,都锦生最终摒弃传统意匠画丝织法而发明了风景人像画丝织法,即根据照片所具有的效果及特点,采用8枚缎点子,用35个色阶来表现明暗的影光层次,使织物图案凸显出与照片一致的人物或风景,由此翻开了织锦史上的新一页。

1921年春,都锦生亲手织出了史上第一幅风景织锦画“九溪十八涧”,这幅织锦的原版照片即是他在西湖“九溪十八涧”拍摄的。初次试织成功后,都锦生做出人生中的决定:辞去教职,创办自己的企业。

早在读书期间,都锦生就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愿望,但创办实业首先需要启动资金,否则再好的技术和计划也是空谈。正当都锦生为难之时,“宋春源绸庄”老板宋锡九,这位江浙丝绸行业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听说都锦生试验风景织锦成功后,当即派人送来500大洋,并答应提供进一步的资助。1922年5月,都锦生在西湖茅家埠的家门口挂出“都锦生丝织厂”的招牌。此后,“都锦生”逐渐由一个人名变成了民国最为著名的品牌之一。

最初,都锦生的丝织厂规模很小,前店后厂,作坊里仅有一台织机,除自己家人外,只请了一个帮工。不过幸运的是,当时茅家埠地处交通要道,杭州人去灵隐寺上香一般都要路过此地,都锦生于是在自家院墙上挂满了丝织风景画的样品,这吸引了许多游人与香客前来观赏与购买。这一时期,都锦生抓住一个极好的机遇,当时有几位北方顾客前来采购江南织锦,他们发现都锦生所产的丝织品最为理想,于是决定长期大量采购。都锦生得知他们的旅馆饭店不仅布置了大量的油画照片而且需要年年更新后,于是组织工人连夜加班,当月营业额竟猛升至15万元。随着销量的增多,“都锦生”织锦的名声也越来越叫响,都锦生又在江浙沪开设营销所,就连上海永安百货也设立了代销点。

在都锦生的苦心经营下,丝织厂的生意越做越大。1925年,都锦生将工厂搬到艮山门外火车站旁,职工增加到130余人,全国各地还开有13家分厂。一年后,美国费城举行世界博览会,都锦生送去的丝织精品《宫妃夜游图》在中国馆开幕日引起轰动,成为当天最大的亮点。博览会闭幕时,“都锦生织锦”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世界金奖,并掀起了一阵抢购中国丝织品的旋风。

早在都锦生读书时,有日籍教员就曾在课堂上公开说:“贵国丝织工业这般落后,只能出低廉普通下品,而日本才能出优等产品……”对此,都锦生极不服气,他曾于1928年前往日本考察丝织工艺,看看邻国是如何生产丝织品的。据说,都锦生在日本为研究制伞而差点被警察抓走,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某天深夜,房东老太太看到都锦生仍蹲在榻榻米上反复折腾,几把好端端的伞骨被拆得狼藉一地,于是认为这个中国人“行为不轨”。警察来后,差点把都锦生当小偷给抓了起来。

回国时,都锦生从日本订购了一大批钢质伞骨,并决定仿造日本式样的阳伞,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西湖绸伞”。最初,都锦生用真丝织成经纬密度极高的绸面,滴水不漏、色彩艳丽,但价格要卖到10元一把,销路并不好。经反复试验,都锦生改用富阳毛竹制成伞骨,伞面则绘成西湖十景,张开是一把美丽的阳伞,收拢又成了一件轻巧实用的竹制工艺品,而且每把价格仅售3块大洋,风行一时,风靡至今。

1926年至1936年是都锦生丝织厂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企业在生产规模、工艺技术、花色品种和经营销售方面都达到了高峰。新建的都锦生丝织厂,厂区环境优雅、设备先进,车间分为织锦车间、电机车间、准备车间,拥有进口的5台自动轧花机和自动串花机,并建有专门的工艺技术设计楼。之后,他又建立了第二、第三工厂,并在全国各地开设营业所。

据1929年杭州首届西湖博览会报告书记载,当时的都锦生丝织厂年平均产量达5万幅。20世纪30年代后,“都锦生”营业所已遍及上海、南京、汉口、北平、广州、香港等13个城市,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地,深受各国消费者青睐。在都锦生织锦的品牌最为家喻户晓之时,广东人遇到喜庆吉事必送“都锦生织锦”,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够高贵、大失面子。

1937年12月,在杭州沦陷后,日本人企图借助都锦生的业界声誉和社会影响让其为伪政府效力,但都锦生一直置之不理。事后,伪政府不经都锦生同意而发表其为伪杭州市政府科长。在此逼迫之下,都锦生只得举家迁往上海法租界。

见都锦生不肯“合作”,日军随即采取报复行动,不仅将都锦生家洗劫一空,而且将其在杭州艮山门外的工厂一把火全部烧毁。噩耗传来,都锦生几至一病不起。1941年底,上海全部沦陷,都锦生在租界内的企业也只能停产歇业。值此绝境,饱受打击的都锦生最终于1943年3月突发脑溢血而含恨而终,年仅46岁。弥留之际,都锦生留下遗言:“回杭州,魂归西湖安葬。”一代“织锦王”,就此乘鹤西去。

都锦生去世后,工厂由妻弟继续打理。令人欣慰的是,都锦生丝织厂之后起死回生,在经历了80多年的沧桑变迁后,都锦生丝织厂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丝织工艺品企业。如今的西湖茅家埠湖畔,都锦生故居被改建为“都锦生纪念馆”。这里,见证了一代“织锦之王”和中国丝绸发展史的近代历程。(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