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大干一场，却被大干一场（上篇）|刘禹锡|唐宪宗|大干一场|宦官|李辅国|柳宗元|韩愈

王朝进入深秋，革新举步维艰。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均备受掣肘。

那些时代的精英，都想要大干一场。但历史却让这句话变成了被动句。

这是一段萧瑟的历史，关于唐宪宗李纯的时代。

1

公元805年是一个多事的年份。

这一年，大唐两度换了新主人。正月，在位27年的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躺在床上（身体不好）当了皇帝，即唐顺宗。八月，唐顺宗“内禅”为太上皇，他的儿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权力转移的背后，是朝廷精英的起起落落。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间，一场被称为“永贞革新”的新政旋起旋灭，却对参与其中的人施加了毕生的影响。刘禹锡和柳宗元，这对当时政坛最有名的新星，似乎一夜之间，就从熠熠生辉、奋发有为的年纪，迈入了黯淡哀愁的中年。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大唐坠落了两颗政坛新星，却升起了光耀千年的文坛双子星。

“天才成群结队地出现”，这句话用于形容中唐时期，可谓相当贴切。当时，涌现出白居易和元稹，以及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都是八世纪的七零后。刘禹锡生于772年，白居易也生在这一年。柳宗元比他们小一岁。元稹生于779年，后来人称“诗奴”的贾岛也生在这一年。还有个韩愈，比他们稍大一些，生于768年，是个六零后。年纪更大的是五零后的孟郊，751年出生。

中唐是盛唐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主要表现为流派纷呈。上面点到名的人物，就都是中唐诗坛的扛把子，在他们中间，至少形成了三个迥然有别的流派：元白一派，韩孟一派，刘柳也算一派。

单说刘禹锡和柳宗元，两人合称“刘柳”，是各种文学排行榜的常客。刘禹锡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号，人称“诗豪”，此外他与韦应物、白居易并称“三杰”，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则主要在文章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他的诗其实也非常好，走陶渊明这一派的，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虽然赶上唐诗发展的新时代，但刘禹锡和柳宗元，当然也包括其他任何一个诗人，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做一个好的文学家，而是梦想着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诗人并不是一个职业，做官才是。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经历太像了，以至于许多人读他们的传记，往往会把他们搞混。像到什么程度呢？像到让人怀疑上帝有意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实验：同一段人生，赋予不同性格，会开出怎样不同的花。

他们在同一年考中进士。那一年，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像两块磁石互相吸引。此后他们虽然聚少离多，但心是粘在一起的。

他们都是家中的独子。

他们的父亲在大致相同的年份去世，他们分别返乡丁忧。

他们分别经过了朝廷的授官考试。

他们分别在京兆府下面的县做官。

他们一起进了御史台。

顺便说一句，在御史台时期，他们一起结识了比他们大四五岁的韩愈，三人过从甚密。最终因政治立场不同，韩愈虽仍与刘、柳保持友谊，彼此却越走越远。

在唐德宗暮年，围绕在太子李诵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宫侍读王叔文、王伾（即史书所说的“二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蓄势准备辅佐新君进行改革。刘禹锡和柳宗元均加入了二王集团，备受赏识。在李诵（唐顺宗）继位后，两人一个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一个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而韩愈并不反对政治革新，只是因为对王叔文这个人素无好感，或者早已预见到这个政治团体不可能成功，所以没有选择站队到二王集团这一边。

唐顺宗继位前一年，韩愈由监察御史被贬为阳山县令。关于这次贬官的缘由，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韩愈自己怎么看。

韩愈在诗中写过这样的话：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

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也就是说，他严重怀疑，自己遭贬是因为刘禹锡和柳宗元把自己平时非议王叔文的言论，泄露给了对方，从而引来了对方的报复。

后世史家认为，韩愈被贬时，王叔文并未掌权，这是韩愈对刘、柳二人的误会。但这次误会，显然在他与刘、柳二人中间制造了隔阂。虽然多年后消除了误会，但韩愈与刘、柳已经不能站在同进退的阵营里。当二王集团掌权的时候，刘、柳也没有把韩愈召回朝廷。

刘、柳最终建立起最铁的友情，是因为他们不仅共事过，还选择了相同的站队。他们有一样的政治理念，一样的政治遭遇，一样的政治目标。他们的友情，是革命同志式的、牢不可破的友情。

“永贞革新”是一场短命的政治改革，历时100多天即宣告失败，跟衰病缠身的唐顺宗的上台与退位相始终。王叔文和王伾在领导改革之前并无丰富的政治实践背景，只是在各方势力斗争的空隙中找到了跻身要职的机会。唐顺宗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二王集团在拥立太子问题上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他们并不拥护后来的唐宪宗李纯继承帝位。所以当永贞元年（805）八月唐宪宗继位后，这个革新集团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宣告终结了。

至于“永贞革新”的具体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无非就是施仁政、发布赦免令、夺取宦官的禁军指挥权、打击藩镇势力等针对中唐政治困境的举措。这些事情，换了皇帝也依然会做下去。正如唐史大家黄永年所说，唐宪宗虽然收拾了王叔文集团，用人上“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在行政上有好些地方却是顺宗朝的延续。

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来得太快，传统史书对两名主要领导者王叔文和王伾进行了污名化书写，讥讽他们为“小人”，导致后世绝大多数人对这场革新的成员并无好感。而深陷其中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得到了后世的叹息。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说，刘、柳二人是天下奇才，高才绝学，如果“不陷（王）叔文之党”，前途无量，一定是唐代名臣。

但放在现在，我们大可不必叹息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他们当时是三十出头的热血官员，怀着“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柳宗元语）的雄心壮志，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政治革新之中。事实虽然证明他们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但至少他们努力过，奋斗过。

“永贞革新”的失败，演变成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宪宗上台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成员，通通被贬为边远之州的司马。他们开始了苦难的人生旅程。

2

柳宗元被贬到了偏远的永州，一个盛产蛇虫野兽的地方，那里再往西南就是广西了。他是抱着痛苦赴任的，名义上是任司马之职，其实是作为朝廷官员的贬谪罪名，限定不能离境罢了。他天生是一个忧郁气质明显的诗人，心思细密，为人内向，常常想着自己的人生际遇就会落泪。

早年，他父亲柳镇得罪权臣被贬官，他去给父亲送行，父亲对他说：“吾目无涕。”虽然受了委屈，但父亲一滴泪也不流。父亲或许希望以自己刚直的精神，来影响自己的孩子。

长大后的柳宗元，改变不了自己的忧郁和悲观，但他学到了父亲的刚直和勇敢。他是一个正直、有骨气、有胆气的人。“永贞革新”那几个月，他仕途通畅，想投靠他做官的人很多，但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交易。当王叔文失势后，大难临头，原先趋附革新集团的那些人巴不得赶紧作出切割。而柳宗元非常“不识时务”地站出来，借着替王叔文之母写墓志的机会，大胆地赞颂王叔文，讴歌革新。

人在顺境中，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他的真实品性的；但在逆境中，在大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即使穷途末路，依然固守节操和本分，小人身处逆境，就容易想入非非，胡作非为。柳宗元虽然忧郁和悲观，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到永州之后，柳宗元暂住在当地的龙兴寺。他开始写一些寓言诗，在诗中塑造褪羽的苍鹰、跛脚的乌鸦、待烹的鹧鸪等形象，它们都在现实的压迫下陷入窘境。明眼人都知道他真正在表达什么。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蜺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柳宗元《笼鹰词》

他有时候会反思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站队到底对不对。他给友人写信，承认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思是自己年轻气盛太单纯了，才导致今天的下场。但他只是想不开的时候自责，从未责备当年一起践行政治理想的同志们。

在永州的第二年，他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中匆匆赶回寄居的龙兴寺，提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这是一首越咀嚼越有味的小诗，很多人读出了柳宗元的清高，而我读出了他的孤独。他太孤独了，理想破灭之后，只能偏居在远离帝都的小地方。或许只有来自朗州（今属湖南常德）的刘禹锡的书信，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和温暖。

很快，传来了他昔日的同志、“八司马”之一的凌准的死讯，加剧了柳宗元的愁苦。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怀念凌准，最后坦诚地说“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我写这首诗不仅为你伤悲，也为自己伤悲：

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

顾余九逝魂，与子各何之？

——柳宗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他“乐死而哀生”，羡慕凌准一死而得到了解脱，自己则还要在人间被万千忧愁与孤独包围。

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母亲和女儿在四五年内相继于永州病逝。他的女儿叫和娘，死时只有10岁，临死时抓着父亲的手，请求不要把她葬在山上，她害怕那里有蛇虫野兽。那一刻，柳宗元凄凉而绝望。

30多岁的年纪，柳宗元已经衰病缠身，老气横秋。这也埋下了他后来早逝的病根。他常常半夜失眠，或被噩梦惊醒，只好起来走啊走啊，走到了天亮。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直到在永州待了5年后，他才放弃了返回长安的奢望。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冉溪》

他开始流连于当地的山水。他从龙兴寺搬出来，在冉溪边筑室而居，有在此终了余生的意思。他将冉溪改名为“愚溪”，并用于自称。也许是自嘲，也许是希望自己能做到大智若愚。

当柳宗元来到永州的时候，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一个跟永州一样僻远蛮荒的地方。

如果说柳宗元是一个忧郁诗人，那么，刘禹锡就是一个豪迈诗人。他的性格恰好与柳宗元形成了互补。虽然都是遭遇政治前途的毁灭性打击，但在一样的苦难面前，柳宗元的悲观映衬出了刘禹锡的乐观。

这个“没心没肺”的刺头，在离开长安之前就写诗表达他的心情，哪怕政治革新失败了，他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刘禹锡《咏史二首·其一》

咏史以明志，他在诗里赞赏了汉代那位不愿抛弃旧主、趋附新主的任少卿，实际上是向世人昭示，他自己也是一个“心如砥柱”、绝不会趋炎附势的人。

跟柳宗元一样，身在贬谪地的刘禹锡写起了寓言诗。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寓言诗，处处在吐露和舔舐自己的伤痕，而刘禹锡的寓言诗，却像是一个永不言败的战士，依然举着长矛对准了他所厌恶的小人。

在他的笔下，革新集团的政敌变成了夏夜喧嚣的蚊子、飞扬跋扈的飞鸢、巧言善变的百舌鸟。

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

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听者惑。

露花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

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

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刘禹锡《聚蚊谣》

别看这些蚊子现在叮人吸血闹得欢，等到天气一凉，就要被象征光明火种的萤火虫（丹鸟）吃光光了。

其实，像柳宗元一样，刘禹锡在朗州的日子也不好过。清苦贫寒不说，他的妻子薛氏在到朗州的第八个年头病逝，他只能一个人吞咽生活的苦涩，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子女。他只有在给妻子的悼亡诗中，卸下他的铠甲，流下他的眼泪。

悒悒何悒悒，长沙地卑湿。

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

猿愁肠断叫，鹤病翘趾立。

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

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

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

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

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

——刘禹锡《谪居悼亡二首》

当然，短暂的低落和悲哀，不会掩盖他豪情万丈的生命底色。他又昂起了头。像苍鹰等待搏击长空，像孤桐撑起一方天地。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二首·其一》

自古以来，世人眼中的秋天都是萧瑟寂寥的。但他刘禹锡的秋天不一样，是孤傲的，是倔强的，是比春天更美的，是诗情画意的。

这条不屈的灵魂，就这样在朗州撑了10年。

整整10年之后，刘禹锡和柳宗元相逢于返回帝都的路上。

元和十年（815），在宰相韦贯之等人的争取下，朝廷解除了对“八司马”的严苛禁令，将刘禹锡、柳宗元等五人召回长安。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长安。

柳宗元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欢快的诗之一：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然而，来不及庆祝，柳宗元和刘禹锡就遭遇了更为致命的打击。他们回到长安正值春天，桃花盛开，遂相约赴长安城南的玄都观赏花。向来心高气傲的刘禹锡借赏桃花之事，写诗讽刺当朝权贵：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诗的表面是说，玄都观里这么多秾艳的桃树，都是我老刘离开长安的10年间新栽的。实际上，刘禹锡是把满朝新贵比作玄都观的桃花，讽刺他们是在排挤自己出朝的情况下才被提拔起来的。

这下捅了马蜂窝。

朝中大多权贵本来就竭力阻挠“八司马”还朝，便抓住刘诗“有怨愤”的把柄进行新一轮打击。

可怜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回到长安还不到一个月，又同时被调任为边远之州的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实际上遭到了比10年前更为沉重的打击。

对于冲动惹祸的刘禹锡，柳宗元没有半句怨言，收拾行囊就准备前往柳州。当他得知刘禹锡要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比自己的柳州更远、更蛮荒时，心思细密的他立即上奏，请求与刘禹锡对调任所，“以柳易播”。理由是，他不忍看到挚友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颠簸于西南绝域，希望能够稍移近处，让老人家少受点苦。

唐宪宗起初对柳宗元表现出来的朋友义气很生气。幸好御史中丞裴度从中斡旋，好说歹说，终于使皇帝同意改授刘禹锡为条件好一些、距离近一些的连州（今属广东清远）刺史。

而柳宗元为了挚友，“虽重得罪，死不恨”的精神，至今仍十分感人。数年后，韩愈为死于柳州的柳宗元写墓志铭时，专门提到这件事并无比感慨地说：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有些朋友，平时吃喝玩乐，指日赌咒说绝不背弃对方，说得跟真的一样。一旦面临利害冲突，哪怕仅仅可能会损害自己的一点点小利益，便翻脸不认人，落井下石。为朋友两肋插刀，说说而已；为利益插朋友两刀，真的如此。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人啊。韩愈感叹，这些人听到柳宗元的节操和义气，应该会感到一丝惭愧吧？

刘禹锡与柳宗元结伴离开了长安，奔赴各自的贬所。到衡阳分别时，两个饱经忧患的老友老泪纵横。一般人临别，互相写一首赠别诗就算情深意重了。而刘、柳分别给对方写了三首赠别诗。两人在诗里约定：如果有一天皇帝恩准咱们归田隐居，咱俩一定要成为邻居，白发相伴，共度晚年。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柳宗元《重别梦得》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刘禹锡《重答柳柳州》

时间最终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约定，衡阳一别，竟成永诀。

4年后，元和十四年（819），在柳州种柳树、行仁政、有口皆碑的柳宗元，再次等来了皇帝的大赦，但召他还京的诏书尚未到达柳州，他已经病逝了。半生凄苦，年仅47岁。

同年，护送老母亲灵柩还乡的刘禹锡，在衡阳接到了柳宗元的讣告和遗书。他“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这个一生刚强的人，彻底崩溃了。余生，他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为柳宗元而活着。

柳宗元在遗书中，将他最看重的两件事——他的子女和他的著作——都托付给了刘禹锡。刘禹锡将柳宗元的子女视如己出，抚养成人，多年后，其中一个儿子考中进士。他将柳宗元的诗文编纂成集，让那些光芒万丈的文字得以流传千古。完成这些的时候，刘禹锡也垂垂老矣。

53岁时，他写下了经典名篇《陋室铭》。56岁那年，他再次得到回京的圣旨。途经扬州，在一场宴席上，他与白居易不期而遇，顿时老泪纵横。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人老了，泪点低了，但他的倔强和精气神还在。或许他只是在热闹的场合，想起了死去多年的老友。

回到长安，刘禹锡又去了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以前他不怕写讽刺诗，现在他更不怕了。若是再遭贬，他亦不后悔，不平则鸣，他依然是那个直来直去的刘禹锡。他坚信，柳宗元若还在，也会毫无怨言地开始收拾行囊一起走。

又两年，刘禹锡第三次被排挤出朝廷，或者说，是他自请外任苏州刺史。

史书说，刘禹锡晚年“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他一辈子不得重用，却凭借诗名，与朝廷大僚唱和往来，率性自为。他一直活到了71岁，熬过了唐宪宗，熬过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熬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842）。

临死前一年，他获得了检校礼部尚书的虚衔，但他还是常常念叨他的老友：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刘禹锡《岁夜咏怀》

年轻的时候，他和他一生的挚友柳宗元，被认为是大唐最有前途的政治新星。然而很快就被残酷的政争，遮蔽了光芒。尽管大半生颠沛流离，但他们都没有怂。他们重新燃烧，用诗歌和文章，发出了更亮的光。这真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3

“永贞革新”的失败，意味着继位的唐宪宗依然要面临安史之乱以来的帝国顽疾，包括宦官权力问题、藩镇割据问题，以及朝廷上的朋党之争问题。这里，我们先讲一下宦官问题。

李辅国在肃宗时代抵达了唐朝宦官所能触及的高位。唐肃宗死后，李辅国又拥立了唐代宗，从而延续他的权势。得意忘形之下，他甚至对新皇帝说：“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此后，他终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宰相之位，可谓荣宠无比。但唐代宗和唐肃宗不同，和李辅国并没有多少私人的交情。这位新皇帝很快对他起了戒心，表面上尊其为“尚父”，暗地里卸了他的兵权。没了爪牙，李辅国的宰相之位也被罢免。他想要进入中书省给皇上写谢表，守门人却说：您现在不是宰相，不能进。

李辅国绝望地说：“老奴死罪，事朗君（皇帝）不了，请于地下事先帝。”唐代宗不想公开杀他，派刺客取了李辅国的首级，丢进了厕所。事后，皇帝用一个木制的首级来葬李辅国，追赠太傅，谥号为丑。

到头来，李辅国也只是比高力士多走了一步而已。宦官权力的制度化，得等到宪宗时代才算实现。

元和五年（810），金吾大将军卢从史与藩镇王承宗相互勾结，图谋不轨，宰相裴垍知道后，劝宪宗要早做提防。唐宪宗听到之后非常惊讶，思考了许久，同意了裴垍的计划。裴垍劝宪宗不要声张，秘密进行。宪宗回答：“此唯李绛、梁守谦知之。”

论权势，梁守谦一定比不上李辅国。但是，梁守谦比李辅国更像一个大臣。元和年间，每当皇帝要商议大事的时候，梁守谦多半会与宰执大臣站在一起，共同议政。他并没有外朝大员的身份，却依然能进入决策层，只因他是枢密使，一个只由宦官担任、皇帝钦定参预政务的官职。

梁守谦不用费尽心力去争取什么兵部尚书、中书令之类的职位，只要他是枢密使，皇帝议事的时候自然会让他参与，这叫做制度。而他的前辈高力士、李辅国们的崛起，更多是宦官个体伺机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们一旦倒台，权势就散了。做个简单的类比，一个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当上了宰相，这代表不了什么。如果每年都有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源源不断进入政坛，就非常可怕了。这群人虽然免不了内斗，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面对武人、宦官、外戚乃至于皇帝之时，他们往往能拧成一股绳。这样，读书人的权力才能长久。宦官自然也要有自己的“科举制”和“任官制”。

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宦官是如何走上政治舞台的。

唐朝是一个南部大开发的时代，来自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源源不断汇入长安，这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商品：人。当时，闽广等边陲地区的人口贸易十分兴盛，被掠卖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被阉割的童子。这群童子在踏上北上的旅途之时，命运的分岔就已经产生。他们之中，大部分是被卖或者被抢掠而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地方官员进献的阉儿。地方官员进献阉儿本意是讨皇帝欢心，必然挑选聪明伶俐的孩子，进行培训后，再送入宫中。比如高力士，就是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所进献的阉儿。他入宫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好的差事。那些没有背景的，只能干最苦最累的仆役。

关中一带也是阉儿的重要来源地。德宗、宪宗时期，皇帝有意启用宦官参与国政，为了提高宦官的文化程度，特意从长安中小官吏、禁军或平民子弟中选择聪明伶俐者入充宦官，即所谓“良胄入仕”。许多上层宦官也会把自己的养子送入宫中。

机会总是流向那些不缺机会的人。有背景的阉儿入宫之后，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当时，内侍省置宫教博士二人，课程包括经、史、子、集、老庄、诗歌、书法、律令、棋艺、筹算等，与国子监教授学生的课程几无差别。博士由饱览群书的宦官担任，比如高力士、吐突承璀等人。

因此，宦官精英基本上都学富五车、才干出众。考之历史，这些人无一不是从低级职事干起，在宫内当差数年，到了弱冠之年，如果显示出才干，或者背景深厚，就能获得官阶。他们就像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分配到一个要职，干个几年，很快便升官，一旦得到皇帝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能手握大权。

当然，大部分阉童没有文化，也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升迁的机会自然也少，一生只能在内廷蹉跎。

宦官出人头地之后，就不可能干那些养马、扫地、看门之类的粗活了。在皇帝的有意扶持下，他们的“职业选择”非常多。

最有权势、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枢密使。枢密使本来只是传话的宦官，他的工作就是把大臣的奏章呈给皇帝，再把皇帝的命令传给大臣。高力士干的就是这活，只不过由于唐玄宗怠政放权，高力士便能利用职务之便参预政务。到了宪宗一朝，枢密使执掌机要成了制度。

次一点的比如监军使、观军容使、宣徽使。前二者可以随军出征，监视藩帅。后者则是整个宦官系统的大总管，可以支配内廷财政。再次一点还有弓箭库使、军器使、十王宅使、飞龙使、五坊使、园苑使、营田使、梨园使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宦官担任的使职多达50余种，大到军国重事之裁决，小到狗马鹰隼之管理，几乎无事不统，无事不辖。

宦官毕竟是皇帝的家奴，直接担任外朝官职有点不合规矩。中唐以后，皇帝便给宦官头上冠以诸使的名号，他们便摇身变为皇帝的特派员，堂而皇之地走到政治舞台之上。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枢密使的权力明显与宰相重叠，可视作另一个宰相。外朝有翰林院，那么内廷就有一个翰林院使；外朝有礼部，内廷就有一个礼宾使；外朝有军器监，内廷就有一个军器使；外朝有将作监，内廷就有一个内作使……外朝官僚有品、阶、勋、爵之区分，宦官也有。外朝官僚可以休假、丁忧离职、致仕，宦官也可以。外朝官僚享有追赠父母、封妻荫子、赠官、追谥的特权，宦官也有。谁还说宦官不是官呢？

东汉、唐、明是宦官猖獗的三个时代。东汉与明两代的宦官，要面对一个喋喋不休的反对派。在汉是“党人”，在明是东林党人。而唐代仅有一两次昙花一现的翦除宦官行动，官僚集团普遍缺乏反抗的动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宦官已经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了。除了身体的缺陷和内心的自卑以外，一个宦官精英和一个外朝官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既然唐朝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为什么还要再制造一个官僚化的宦官集团呢？

帝制中国时代，臣子的权力来源于皇帝，而信任又是权力的基础。在唐朝，一个人的官职，往往并不能代表他的权势。比如尚书省的长官，按照唐初的制度设计权力应该很大，但他多半就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小角色。实际上，一些更能得到皇帝信任的人物，才能掌握决策权。

离皇帝最近的人，就是宦官了，特别是枢密使，天天都要见面。第二近的就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负责草拟诏书，工作场所就在宫禁之内，皇帝有什么问题，便会把他们喊过来询问。相比之下，外朝的官员与皇帝非常疏远，见面大都是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

就比如上文提到的情节，唐宪宗得知朝中有人与藩镇勾结，打算找两个人商议此事，一个是梁守谦，枢密使；另一个是李绛，翰林学士。

早在建中四年（783），唐宪宗的祖父唐德宗就意识到，外朝的官僚已经不足以支撑起李家王朝。当时，泾原兵叛乱，他“召近卫，无一人至者”，只有几个宦官和亲王相随。这样的朝廷，怎么能够应对藩镇以及外族的威胁呢？皇帝不信任外廷，于是只能发展自己的内廷。梁守谦的得势，正是德宗、宪宗张扬皇权、重振帝国的产物。

梁守谦在德宗一朝以良胄身份进宫，弱冠之年即受重用。宪宗即位后，梁守谦任翰林院使，他与文人相处非常融洽，宪宗朝有三位宰相裴垍、李绛、李吉甫，都是梁守谦在任期间进入学士院的。或许，宪宗正是看重梁守谦这一点才提拔他为枢密使。如果要建立一套新的统治班底，最好还是和谐一些好。

元和十一年（816）冬，淮西之役进入最焦灼的时刻，唐宪宗派出梁守谦到前线督战。在此之前，梁守谦根本没有离开过京城，也没当过监军使。皇帝身边的枢密使都来了，足以证明唐宪宗孤注一掷的决心。梁守谦带着五百份空着姓名的委任状和无数金帛，这是一个信号：想要荣华富贵，就打赢眼前这该死的仗吧！

正是梁守谦在北线督战期间，战事有了重大突破。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初，唐军在郾城大败淮西军。郾城距离蔡州城不过五十里，这场战役引起吴元济的恐慌，也为后来李愬奇袭蔡州埋下了伏笔。战后，无论是偏向文人的韩愈《平淮西碑》，还是偏向武人的段文昌《平淮西碑》，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梁守谦监护诸军的功劳。

梁守谦在帝位交接之时也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史书里常说，元和以后，唐朝宦官操纵了皇帝的废立。这个说法只说出了一部分的事实。学者李树桐在其《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唐代前期帝位的继承更不稳定，武力夺权属于常态；反而唐后期较为稳定，皇位大多都由最有资格的人选继承。文宗之后，才出现了不正常的帝位继承现象。

其实，每个皇帝死亡，都会引起政局动荡。这时，就需要一个重臣站出来主持朝局。这个角色要是士大夫，大家认为理所当然。可是这个角色换成宦官，撰史者就要口诛笔伐了。

宪宗因服用丹药而导致病危，朝廷内外都认为太子李恒是合法继承人，包括梁守谦。另一个宦官吐突承璀想要发起挑战，另立太子，然而没成功，事后还遭到了清洗，唐朝政权平稳过渡到唐穆宗手中。梁守谦的墓志记录了此事：“时皇帝（宪宗）升遐，宗社未定，公首册储贰，肃清宫闱，又加宠命。”说明梁守谦是唐穆宗的坚实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