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分类完全西学化了的知识结构中讲述“国学”，本是一件极富挑战的事情，因为传统知识观念及其衍生出的系统，与现代知识系统并不同构。但是，既然我们今天处身于这样的知识结构，那么衡之以西学而论及“国学”之“要义”，则哲学无疑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哲学构成了一切知识（学）的基础。不过，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学要义》，依然在国学的传统中达成了中西知识的殊途同归；作者夏海由清儒义理、辞章、考据的标准，开宗明义地申明《国学要义》是“聚焦义理学国学”，这不能不说是切中肯綮的。通读全书，亦知其所标示的作为国学要义的中国哲学，或义理，真足以成为今人进入国学的要津。
基于哲学，聚焦义理，已将国学的模糊边界作了有效的划定，但即便如此，中国哲学“横看成岭侧成峰”，纵横绵延，仍需要作进一步的限定，才适以阐述。从前陈寅恪先生讲，中国的思想文化统称为“三教九流”，九流或是虚，儒道佛三教却是实。据此，由“中国的”哲学来定位，《国学要义》锁定在儒与道自然是很恰当的。当然，佛学虽是西来的，但其精微的义理早已本土化，而且深入人心，理应不予搁置。不过，哲学的义理总是以不断地回溯到源头的方式来展开，即便是佛学的中国化，也未能脱出与儒道的反复相互格义而完成的路径。因此，在以探明国学要义为目的的阐述中，聚焦于儒与道，不仅是作者睿智的选择、读者有益的路径，更是国学灵魂的深契。
哲学无论西东，究其根本，都是直面存在的思考，而语言，或者说是广义的符号，既成为这一思考的呈现，又构成了思考本身。无论取怎样的定位，语言或符号不仅是哲学的工具，而且就是哲学本身。当作者把儒家与道家的哲学作为把握国学要义来对待时，传统哲学语言的理解便自然成为阐释的根本。澄清这一点，对于正确阅读《国学要义》是重要的。国学即便是限定在“学”的涵义，仍然足以涵盖制度、器物，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和人的活动。但是，当哲学之镜把我们引向语言的透视时，对国学要义的体认便引导我们越过了这些形而下的事物而进入形而上的义理。
抛入语言来体认义理，语言虽随哲学的延异而嬗变，但义理的展开却总是呈现为源头的回溯。因此，作者将整个国学要义的阐明，完全落脚在儒道两家的经典与概念，实是逻辑的必然。经典是义理的源头，概念是思想的结聚。浸淫于经典，厘清了概念，国学要义的把握，虽不中，亦不远，至少不会失其脚步，误入歧途。尤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引人入门的著作，作者没有贪多求广，而是把儒家与道家的经典与概念精选到最核心的部分：作为经典的《老子》与《四书》，作为概念的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
《老子》作为道家最核心的经典，决无任何疑义。《四书》作为儒家的最核心经典，同样不必置疑，只是略作说明，可以更有助于初学者的理解。作为系统性的经典，《四书》虽确定于宋，且宋儒始终强调《四书》并不能替代《六经》，只是进入《六经》的阶梯。但究其实，《论语》早在汉代已附于《六经》之后，作为孔子引导弟子通向《六经》的记录；《大学》与《中庸》本是《礼记》的篇什；《孟子》成于战国，作为文本，《汉书》已将其列入子部。概言之，《四书》在经典性的意义上，作为儒家的核心文本，未必轻于《六经》。况且，就义理而论，《四书》之成为儒家相对于《六经》的新经典，实是儒家在理论上基于传承的创新，而其对儒学义理的呈现较《六经》更为系统与清晰，尤适于初学者学习。
国学的十个概念中，“道”是道家的概念，其余九个是儒家的概念，此一目了然。但读者深读后，自然明了，“道”亦是儒家的概念。指出这点，目的是要顺带着说明，儒道两家虽旨义有别，但“道”构成了共同的概念，而由此所呈现出的国学要义，便不在“神”的话语中，而只在“人”的世界中。作者还特意说明，儒家的九个概念是“凝聚了管仲‘四维’、董仲舒‘五常’和宋儒‘八德’的思想”，故它们是思想在时间维度上形成的具有列时性意义的坐标。这里，读者足以体会到作者所阐明的国学要义，决不是静止的，固化的。正因为此，作者提醒读者，理解概念时，“一般可以先从词义入手，导出概念的引申义，接着梳理概念的发展脉络”。读懂概念，自然必须在经典的整体中获得，因此，经典与概念便构成有机的关系，由此而把握住国学要义。
除了由哲学和义理而转出儒与道，进而关注于语言，落脚于文本，锁定经典与概念这样一个主脉，别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读者在阅读《国学要义》时留意与体会的。这便是知识与价值的关系。概念与经典的研读，首先是在知识的层面，即便是儒家的概念完全可以视为道德哲学的范畴，也仍然须在知识的层面加以阐明，即作者强调的“词义”“引申义”。但是，知识总是与价值相关的，因为知识是由人的关注而产生的。只是这中间的关系往往细微，容易被忽视，从而导致对义理的理解层次不清，或留于表层。换言之，问题表面上似乎是知识的关怀，而其实是深层的价值关怀。夏海用心写出《国学要义》，旨在与读者分享他浸淫于传统中的心得，他深以为国学是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学问，但是这样一种深系于生命存在的学问，却又必须以知识的形式呈现。如果读者不能对于知识与价值有一个基本的预见，这预见本身又似乎呈现为知识，那么读《国学要义》或将流于简单的价值认同，或将陷入价值漏损的遗憾。反之，如果能够存此预见，则读《国学要义》便会真正体认到作为国学要义的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妙用。
原载《学习时报》2019-07-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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