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珍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明中后期，朝廷官员提出将北岳从河北曲阳改祀于山西浑源，但并未成功。清初，粘本盛上疏请求北岳改祀浑源，经礼部考核，清廷最终同意。北岳改祀浑源实现天子居于天下之中的都城格局，体现了国家政权的正统性。张崇德随即修成的《恒岳志》宣扬清廷改祀盛举，力图塑造浑源恒山的合法地位。乾隆时期，桂敬顺的《恒山志》以还恒山真实之面目为要旨，发其未彰显之潜德。清廷对恒山所需功能的变化导致两部山志在立意方面的差异，由致用逐渐转向求真，前部山志注重恒山的政治功能与现实意义，后部山志调查考证，力在传信，真实性与学术性更强。
关键词：北岳改祀 大一统 《恒岳志》 《恒山志》
北岳改祀的提议最早见于《金史·范拱传》，金大定七年（1167），有礼官提议重新定位五岳，范拱对此驳斥后作罢。明朝初期，山西地方官员以修缮祠庙，祭祀祈祷地方风调雨顺为始，初步表现出对浑源恒山岳庙的认同。明中后期，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请求北岳从河北曲阳改祀于山西浑源，之后不断有官员请求移祀，使得浑源北岳说在北岳话语权的争夺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为清初北岳改祀奠定了理论来源。学界对于北岳改祀问题颇为关注：或考察北岳恒山传统地望；或梳理明代北岳移祀事件全貌、探究其背后的军事原因；或结合明清北岳移祀争议讨论地方认同，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但对于清初北岳改祀之经过以及改祀成功后恒山山志的编撰涉足未深。本文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清初北岳改祀成功经过展开具体论述，对比不同时期恒山志的纂修，揭示其旨趣及其特点。
一 清初北岳改祀浑源之经过
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同意刑科都给事中粘本盛之请，认定浑源恒山是自尧舜以来的古北岳，将北岳从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历时一百多年的北岳恒山之争落幕。
明初，山西地方官员通过修缮浑源祠庙、建构飞石传说、刻碑记录其事的方式塑造浑源北岳之说的合法性，以尽守土之责为由向其祈祷，强调浑源恒山具有“参赞化育”“卫国庇民”的功能。早在洪武十三年（1380），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周立、王约以大同地区天气异常，雨雪不以时至，提出“今恒山在吾所统理，虽以飞石建祠于他所，然昔代褒崇之仪，固未始一日废也。予其坠不举，可乎？”遂重修浑源恒山的北岳祠庙并行祭祀，流露出敬神勤民之意。浑源知州郑允先作碑记其事，文中首次建构了浑源恒山形象，提出浑源恒山为古北岳，舜帝在此巡守望秩，后有飞石东迁，遂在曲阳建祠，历代沿袭，使得浑源之庙废不复举。弘治二年（1489），浑源岳庙年久失修，山西巡抚以“北岳名山，祀典攸系”同意对其修缮，浑源知州董锡请礼部尚书耿裕以记其事，再次建构飞石传说：“恒山，北岳也。距大同浑源州南二十里，其巅有庙，秘造不知其始。按郡志云：有虞帝舜仲冬朔巡守至大茂山，阻雪，遥行望秩礼，忽庙旁飞一石堕帝前。又五载巡守，其石飞于真定之曲阳，故石旁亦有庙。”明初浑源地方对北岳的争夺以修缮岳庙、建构飞石传说为主，这也逐渐抬升了浑源恒山的名气。
弘治六年（1493），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请厘正祀典疏》，主张将北岳之祀移于浑源，所依有三：其一，追溯历代沿革，宋朝时北方被契丹占据，失去云中之地，未能统一天下，始祭恒山于曲阳，此为不得已权宜之道；从都城方位来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曲阳真定在京师之南，礼官失职未曾厘正。其二，以《大明一统志》和地方州志为文本依据，志中记载恒山在浑源之南二十里。其三，关注现实情况，指出如今浑源庙址犹存。在此之前，马文升作为治边名臣，曾任山西监察御史，对于镇守边关的将士“即有事于庙”有目共睹，以成年三年（1467）为例，大同巡抚王越把老弱士兵战胜毛里孩归功于岳神庇佑，马文升或已意识到北岳恒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镇守边关的军士具有一定的庇护安慰作用，于是对此试图强化。他巧妙避开经典注疏和传世文献，而采用《明一统志》作为文本依据，力图争得浑源恒山的正统地位。耿裕欲应允时遭到礼部侍郎倪岳反对。耿裕受邀撰写过《重修北岳庙碑铭》，无疑是浑源北岳说的支持者，而倪岳更加注重经典注疏，依据《禹贡》《尔雅》《史记》《通典》《文献通考》等传世文献和唐宋地方碑刻得出北岳之祀在定州的上曲阳，并非起于五代之际。倪岳的驳斥也成为明中后期礼部官员继续驳回改祀的依据。终明一朝，北岳改祀未曾成功，究其原因，大抵与注重传统经典注疏和政权合法性建设有关，明朝取“天下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对于政权的正统性建设在明初时期已建构成形。
顺治十七年二月，刑科都给事中粘本盛上疏题为《祀典系治统攸关恭请睿鉴厘正，以光盛治，以慰人心》，开篇以《礼记》所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为由，据《尚书》《广舆记》，主张浑源恒山是尧舜巡守的古北岳，飞石至于曲阳是荒诞不经之说。粘本盛在马文升改祀理由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依据，并与“一统盛治”“禔国庇民”“大一统之义”的观念联系。从历代祭祀情况来看，后晋与宋时期，浑源不在国家版图之中，曲阳之祀是因陋就简之举，而非一统盛治之作为。以“辨方正位”说明浑源恒山地理位置，曲阳位于京师之南，浑源则在京师之北，“洞岩耸邃，信神灵之所窟宅，祐国庇民，莫大于此”。以礼制来看，虽称浑源为北岳，但缺相应之祀典，清朝“统一华夏，版图益前代，不祀浑源而祀曲阳，似为未协，伏乞睿鉴敕部，酌议厘正，以明大一统之义，于治理实有赖焉”。粘本盛以天子居于天下之中的理想地理格局和“统一华夏”“大一统之义”的政治观念占据高地，引起清廷对于自身正统地位的关注。
起初礼部并未同意改祀，表示自汉唐以来，历代皆祀于曲阳，并非仅有后晋与宋朝，且本朝已有祀于曲阳的先例，但同时也令山西抚按查访浑源恒山有无北岳祠庙遗迹，祭祀于何处为便。对此，公文到州后，浑源知州张崇德在粘本盛改祀奏议基础上，从北岳祭祀地点、飞石传说、浑源恒山现状三个方面展开细致论述，主张舜帝巡守北岳是在浑源恒山。他以“迄今四岳皆祀于山，惟恒久祭于庙”发论，强调北岳祭祀应祀于山而非庙，将曲阳祭祀定性为望祀。梳理汉、魏、唐至明的祭祀地点，汉武帝之前祀于山，唐贞观后祀于庙，一直持续到明代。接着，批驳两种曲阳飞石的传说：一种是贞观年间，北岳有飞石坠于曲阳，遂移祀祭于庙；另一种是舜帝巡守北岳，至大茂山时有飞石坠于舜前，飞石名为安天王，五年后石飞至曲阳，便立庙祭祀。对此，指出飞石名为安天王的时间，飞石在前，封名在后，此为不妥；将曲阳飞石形状与恒山之飞石窟相较，形迹、尺寸大相径庭。进一步分析飞石传说是因为唐朝失河北、后晋弃燕云之地，未能登山祭祀，故而望祀于曲阳，以飞石之说“以神其事，文其辞，致后世以讹传讹”。最后，对浑源现状进行调查，“今恒山则巍然，祠则焕然，不事更张之扰，无烦修建之劳，何难于复其祀，以举千秋之旷典”，列举出恒山现有名胜古迹，绘制地图一起呈上。
大同府推官左图提出：“自汉武祀北岳于曲阳，祀南岳于灊霍。今南岳之祀不于霍山，则北岳之祀亦可不于曲阳。”他强调历朝北岳祭祀于曲阳是受到时代所限，如今更应因时制宜，辨方正位，厘正祀典，成大一统之规制。大同知府蔡永华也补充了浑源恒山神奇事迹，“明弘治宣府大同延绥马灾，则有抚臣刘宇诣山祭岳而灾止。嘉靖三十五年，求真芝于真定，守臣不获后，于北岳得真芝十二本，以献斋祷祈雨，不止一端，神之有灵，信不诬已”，以示“其间山灵之所效顺”。粘本盛再次上疏，改祀理由更加充足。他以明代《恒岳志》三册为文本依据，指出明朝前事历历可考，并与大同令太仆少卿王度会一同考察恒山庙宇现状，认为岳庙胜迹犹在，稍加修葺，便可重焕全貌。山西巡抚白如梅紧跟其后，积极上疏北岳改祀一事，认为明代官员请求改祀，虽未成功，但有诏于浑源修庙，可见浑源恒山宜祀。如今天下统一，应该“事事度越古今，期与虞周比隆，未尝拘泥汉唐以来之制，应否改祀恒山，以正大礼。统乞睿鉴，裁定者也”。
疏文上呈至礼部，礼部议得所言皆有可据，“北岳祀典，已经晋抚查明原在浑源州，应如科臣所请，嗣后停曲阳之祀，移祀浑源州，从之”。官方正式承认浑源恒山才是舜帝祭祀的古北岳。明代官员频繁修缮浑源北岳祠庙，请求改祀的行为使浑源北岳说兴起。马文升的改祀依据也成为后世请求改祀的滥觞，粘本盛所提其实是明代改祀依据的延续和创新，他在此基础上将其与“一统盛治”“辨方正位”和“大一统之义”联系起来，注重北岳恒山的政治功能，赢得清初统治者对王朝合法性和正统地位的关注，使之带有浓厚的政治现实意义。山西地方官员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从下至上积极配合，查证史料，实地考察，提出祀山不祀庙、定性曲阳之祀为望祀、批驳飞石传说、补充浑源恒山之灵验等具体论断，紧扣国家大一统之义，使改祀依据更加充足。清初北岳改祀成功解决了都城与五岳方位关系问题，向北推动北岳方位，使天子居于天下之中的理想都城格局得以实现。唐晓峰指出：“由中原人起事的王朝与边疆异族入住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在正统性的确立上，有‘先天’的差别。中原起家的王朝，其华夏正统性无须申辩。而入住中原者，则需从各个方面表现正统的模样。”这恰恰说明明清两朝对于北岳改祀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明朝国家政权的正统性无须辩驳，官员请求改祀注重北岳恒山的军事功能，而清初官员以大一统之义请求改祀，其中政治考量更为突出。
二 千秋旷典：张崇德与《恒岳志》的编撰
北岳改祀成功次年，清廷在浑源行北岳祭祀之典，张崇德作文赞扬清朝改祀盛举，“制超百代之卑，典复千秋之旷。功德侑隆于尧舜，礼乐媲美乎虞周”。张崇德初任浑源知州时，浑源地区受“姜襄之乱”影响，“土满人稀，荒落殊甚”，民生凋敝。他在职实心任事，“培士风，振颓俗”，振兴文化，重构地方社会秩序，在地方多有政绩，曾就北岳恒山祭祀相关礼仪制度，向蔡永华提出改善恒山祭祀现状的六条举措，涉及祭祀设施、用器、日期、经费等。蔡永华回复条陈六条，因缺乏钱粮，宜当略为删减，但也示意张崇德编修恒山山志，以示“幸蒙宪台厘正，仍祀恒山，千秋旷典，百世不易”。张崇德搜检明代恒山旧志，修成《恒岳志》三卷。他在序中赞扬清朝改祀盛举，“我朝定鼎来，于五岳四渎并名山川分布致祀，可谓诚且至。迨辛丑岁，有垣臣粘公疏请更正，宗伯考之，天子俞焉。爰遣少司空李公捧玉告虔，煌煌盛举，独见于我朝君臣矣”，并请地方官员蔡永华、左图、罗森、赵开祺共同参订，为其作序。对于与《恒岳志》一同修撰的《浑源州志》，张崇德则希望后来者可以“披卷而指者曰：浑之土地如是，浑之人民如是，浑之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以迄乎时势殊异，事物变迁又如是，是亦眉列而展卷而可以了然者”。其目的在保存浑源地方历史，重构地方社会秩序。
《恒岳志》承担着重建国家认同和宣扬北岳恒山正统地位的任务，张崇德每门以开篇按语或结尾赞语的形式，表述纂修目的和意图，力在塑造、巩固、宣扬浑源恒山合法地位。
（一）为浑源恒山正其名
《恒岳志》通过设置“岳纪”“星纪”“山纪”“庙纪”“祀纪”“疏纪”“考辩”类目，从历代五岳地点变化、天文分野、地理典籍、祭祀礼制、疏文考辨论证浑源恒山的合法地位。
“岳纪”一门为首，开篇指出五岳地点的转移变迁，“霍、华、嵩尝递为中岳，岍与华尝递为西岳，衡与灊霍又尝递为南岳，历代加封，岷山拟称西岳。其不变者，独东岱与北恒耳”。将三代和汉朝相较，三代以前，西北广，东南郁。汉朝以后，东南逐渐开辟发展，所以中岳由霍山转移为嵩山，以示五岳地点随着朝代而变化是时势造就。张崇德认为明朝未曾改祀成功是政事之未善，而清朝“俞科臣请厘正祀事，洵于大典，有光发蒙万古矣”。文末尾附有《大清五岳五镇图》《五岳真形图》。
“星纪”从天文分野入手，“恒山为玄岳，下镇玄州，上应玄天，当北方玄武七宿，辰星位焉。于方为北，于时为冬”，并以《春秋元命苞》、唐《天文志》、晋《天文志》中所载为证，将天上星宿、星次与恒山地理区域形成完整的对应关系，以示恒山无论在地理方位还是星宿分野上都从属北方，契合恒岳位于京师之北，天子居于天下之中的理想格局。张崇德在按语中继续罗列了辰星、玄武、大梁、析木等的方位，强调与恒山的对应关系，指出恒岳分野，诸家所述不一，但“皆以其方之直北耳，要之地静而天动，难以方拘，故论配位当主辰星，论占候当主昴毕，不可易也”。
“山纪”开篇即指出：“恒山，五岳之北岳也。”引用《舜典》《禹贡》《尚书大传》《通志》《枕中书》《括地志》等史籍证明上述观点；简要记录恒山自然名胜，列举岭、洞、窟、峪、台等，以示西北之奇胜；强调恒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攻守要害，障蔽邦国，“独恒山南包全晋，东跨幽燕，西控雁门，北缠代郡。都之南以肩背扼边疆，都之北以嗌吭制中原，形势甲天下，真常山蛇矣”，强调山之正统，进而体现清朝北岳改祀的合理性。“庙纪”一门记录恒山岳庙的修建历史，将其追溯至元魏太武帝年间，列举各朝修缮情况，其中明代最为频繁。按语则是对恒山岳庙现状的迫切关注，张崇德希望更进一步对其修缮，使恒山可以“奉宸翰而驻皇”。“祀纪”一门重在宣扬清朝改祀成功，以期重现尧舜时期祭祀之盛况，并在按语中提及改善恒山祭祀现状的六条举措，意在引起人们对恒山岳庙现实的关注。
“考辩”与“疏纪”两门是明人对浑源恒山的认识和清初北岳改祀疏文的搜检。“考辩”一门中尹耕的《三曲阳辩》对上曲阳、下曲阳、曲阳县三个地方进行考辨，指出古代祭祀恒山皆在上曲阳，自唐失河北，祭祀北岳即在下曲阳，最终表明北岳宜祀于浑源恒山，可修正曲逆飞石之谬。同样，王濬初在《恒岳志旧序》中表现出对浑源恒山的认同。“恒山偕岱、华、衡、嵩咸称重镇。”明代恒山旧志对曲阳祠庙的制敕、碑碣之文未曾收录，张崇德强调顺治帝圣德，厘正北岳，“以昭圣治而隆岳祀也”，特对此悉数采入。“疏纪”一门记载清初北岳改祀浑源事件的来龙去脉，张崇德将粘本盛请求移祀的疏文，礼部回应以及山西地方官员的调查讨论悉数载入《复祀奏议》。
（二）塑造神岳形象
《恒岳志》以记述恒山神奇草木、岳神显应、仙人事迹的方式，塑造恒山神岳形象，使恒山成为神灵之窟宅，以祐国庇民。“物纪”一门收录恒山神草、神玉、两头蛇等奇物宣扬恒山神异之处。其中，有护门草，如过其门者，护门草必叱叫；有十九种神草，服用后超脱尘世为仙；有一身两头蛇，名为率然；有七十圭壁，现七十三光色；有霜林桃，“汉明帝时，常山献巨核桃，霜下结花，隆暑方熟，帝便植于霜林园中，因名霜林桃”。张崇德对恒山物产进行整理，有木类、鸟类、兽类、药类四类，按语中充斥着对恒山的护持之心，虽因地高寒，物产稀少，但其灵秀不应以物产多寡衡量。
“事纪”一门记恒山之“震崩兵火、氛祲割弃，皆关乎运祚盛衰、政治得失也”，以考祭祀之典礼、州邑之沿革、山谷之险阻。登临恒山者因恒山岳灵显应皆有事于恒，强调神岳的庇护作用与政治警示功能。一方面，有事即于山，以岳神显应起到军事庇护作用。唐、宋、明三朝皆有发生，明朝最为频繁。明初洪武年间，龙虎将军周立以浑源地区盛夏不雨，秋天淫雨绵绵、冬天无雪之情形祈于恒山。成化六年（1470），又有大同总兵官杨信出征祈于恒山，遂大捷。嘉靖三十三年（1554）十二月，兵备副使杨顺讨矿贼时，在恒山祈祷，取得大捷，贼党皆平。另一方面，以恒山山崩为预兆，警示政治变革。东汉“殇帝延平元年夏五月，恒山崩，是时邓太后专政，秋八月，帝崩无嗣”。“晋怀帝永嘉四年秋八月，恒山崩，水溢出。司马氏肇封于晋。恒，晋之望也。晋金德秋八月金旺之时而恒崩，亡征也。未几，怀、愍皆为刘聪所虏，西晋亡。”张崇德在按语中强调清朝改祀盛举，“正祀之请，阻于时议不行。是千秋旷典，固有待于我朝圣明耳。若夫藏袐册，求仙人，采玄芝，置道书，君举必书，意深远矣”。
“仙纪”一门在《众仙记》《列仙传》《北齐书》《广列仙传》《北史》等中采拾恒山修道、仙人事迹，具体有颛顼氏、昌容、茅盈、李皎、张果、管革等。张崇德在按语中对此进行评价，指出将颛顼氏身为五帝与葛洪同列仙纪不妥，对其他人也皆有品评，最后感慨如今恒山黄冠寂寥，游人较少现状。
（三）建设北岳历史文化
“游纪”一门收录明代浑源恒山十八山景，先以步云路入山，去步云路二里有望仙亭，层层递进，紧接虎风口、通玄谷、白云堂、潜龙泉，皆附有山景图。张崇德在明代恒山山志的基础上观览调查，做出评价，感慨恒山景观独特但未被发掘，“今所标十八景，惟会仙府、琴棋台、潜龙泉、翠雪亭为胜，余亦未甚幽奇。自虎风口而上，苍岩翠，古木千章，大有佳处。微独不标量，且不举名，直培视之耳，山亦有幸不幸哉”。
《恒岳志》还搜罗各朝帝王祭文、曲阳和浑源两地碑文、游人墨客诗文，以建设北岳悠久历史文化，扭转缺乏经典人文的劣势，收编以“大茂山”在内的河北原有北岳文化资源，正有宣扬北岳浑源恒山正统地位的意味。“文纪”记历代帝王北岳祭文，张崇德将清朝祭文置于篇首，并有孝文帝、唐太宗、宋真宗、明太祖、明孝宗等祭文，五岳祭祀之典是国家祭祀的重要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以明太祖告岳祭文为例：“曩者元君失驭，海内鼎沸，生民涂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阴佑，削平暴乱，正位称尊。职当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时统一人民。法当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仪。”表明自己承袭天命，以正统之位称尊，统一人民，特祭祀北岳，以宣告天下。“祭文”一门则收录明代地方官员的告祭文，其中到任告谒、阅视告谒、祈雪冤狱、祈雨谢雨，皆关乎地方社会治理，可以看出浑源恒山的地位和山西地方官员对浑源岳神的认同和依赖。
“碑纪”一门收入曲阳、浑源两地碑记，内容分为祭祀、重修、游记。曲阳的碑记多为唐、宋、元、金时期所作，浑源则集中在明代，目的是记述修缮历史、建构浑源北岳之说，有郑允先《重修恒山岳庙记》、刘翊《重修恒山北岳庙记》、耿裕《重修北岳庙碑铭》、宋茝《采取玄芝记》等，其中宋茝《采取玄芝记》一文记载：“嘉靖三十五年夏六月，上用北岳玄芝。维时真定府守臣求于曲阳县恒山，不获。乃上言，古北岳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州，有虞舜巡狩遗迹在焉，请下彼处求之……令防守官兵，沿山谷遍索之，果得真芝十二本。”此事例说明浑源恒山的神奇灵验，这也成为清朝请求改祀所依事例。“诗纪”一门收录历代诗文二百五十余首，目的是：“以志游人才士，搦管词坛，发舒其登高眺远之怀，后之作者，虚左以竢焉。”诗文中明代之前的侧重书写对象为曲阳岳庙，明清两朝则以浑源恒山为主，以张崇德为例，“尊同四岳名虽是，礼视三公祀却非。不是皇朝兴旷典，恒山几若众峦微”。他的诗中极力赞颂当朝改祀盛举，建构国家认同观念。
张崇德通过考证浑源岳庙修建历史，否定曲阳飞石传说；注重塑造浑源恒山神岳形象，营造北岳身份认同；对传统人文展开搜罗，将曲阳、浑源两地艺文收入其中，以建设北岳悠久历史文化，不遗余力赞扬清初改祀盛举。《恒岳志》的编撰是用文本的形式塑造、巩固、宣扬北岳恒山的正统地位，使京师居于五岳的中央，而都城的正统地位也意味着国家的正统性，是“岳镇方位，当准皇都”观念的体现。此外，张崇德关注恒山的现实发展和祭祀情况，他在志书中关注恒山景观建设，感慨游人之稀，流露出恒山奇景未被举名之憾。就改善祭祀现状提出的“条议六条”，其中涉及祭祀设施的建设、祭祀用器、祭祀日期，“御香亭、朝房、碑楼、神厨”等场所代表了国家祀典所在，是国家对于北岳恒山的认同。清初之际，北岳祀典正是建构国家认同的有力推动。
三 考校传信：桂敬顺重修《恒山志》
乾隆二十八年（1763），浑源知州桂敬顺沿袭修志传统，重修《浑源州志》与《恒山志》，此次修志是由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祭祀北岳之神，大同府知府嘉祥、桂敬顺担任陪祭官，祭文勒石以记。除此之外，自康熙以来，全国开始大规模地修撰地方志，修志热潮也是促进桂敬顺修志的重要因素。桂敬顺任官浑源，励精图治，“访察利弊，凡有裨州民者，皆次第具举，政理讼平”。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修缮恒麓书院；重修地方志与恒山山志，注重地方历史赓续。对于顺治时期所修《浑源州志》，桂敬顺认为历时已久，门类混杂，错误频出，琐碎支离，于是“博搜远采，取旧乘所志，参合考校，是者存之，非者去之，残者补之，缺者续之，精核谨严，要可传信，来兹不以虚浮竟胜”。成书三十一卷，以记顺治至乾隆时期百年间的浑源历史。
《恒山志》是在顺治《恒岳志》基础上经过实地调查后重修的山志。桂敬顺认为北岳恒山改祀已成定论，“若夫正位以辨方，聿昭祀事，则有国家之掌故；曲阳飞石，讹谬纷纭，则有前贤之考论”，但他对恒山旧志颇为不满，“荒秽无足览观，其事罕传，而知者盖鲜。”“每怪夫言岳者多举荒唐不经之事以为神，如张果驴迹、仙人芝峪之属是矣。”重修山志的旨趣在于强调：“荒有田可以树谷，矿有煤可以做薪，维岳之产，或有异于他山，然是犹论人者，此特其才而非其德矣。”体现岳之所以为岳，在于捍卫社稷、利于百姓。基于此，他以自己生于昌明之世，在此地做官为责，承担起纂修山志的任务，力求“还山灵之面目，而并发其潜德所未彰者”。
此志还收录了顺治《恒岳志》中的旧序，另有嘉祥、和其衷为其作序。嘉祥在序中赞扬清朝改祀盛事，肯定桂敬顺的见识与才华，“循名责实，开惑拾遗，卷帙犹前，而条理一变，彬彬乎文质兼备。信足以昭圣代之典章，还山灵之面目”。其中“条理一变”可从《恒山志》的类目中看出，相较顺治《恒岳志》，桂敬顺重新编排了类目，新增形志、名志、水志、经志、封志、说志六门，细化了山志内容，并结合实地调查，展现恒山客观真实历史文化面貌。
具体来看，《恒山志》将旧志中的“岳纪”一门更名为“图考”，以《五岳真形图》开篇，沿袭顺治山志中对五岳地点变化的记述，为北岳恒山正名；对恒山名胜图进行重新绘制，有“山志图”“恒山后景图”；沿袭恒山十八景的基础上增添“云阁虹桥”“振衣台”“玄帝庙”“十王殿”“纯阳宫”“九天宫”“玄武井”，绘图将景观融入山中，与顺治《恒岳志》形成鲜明对比，山图中有道路、树木、具体建筑规模等要素。以九天宫图为例，图中标出了道观方位、具体规模、道路，是研究清代恒山发展的一手史料。“星志”与乾隆《浑源州志》中“分野”所引史料相同，两部志书皆引用了《体道要鉴》《春秋元命苞》《两镇三观志》、汉《志》注、梁《星经》等经书，皆为说明恒山、浑源正统分野。
桂敬顺对顺治《恒岳志》“山纪”一门内容细化扩充，分为“形志”“名志”两门。“形志”爬梳地理史籍中关于恒山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山脉所属的描述。“名志”一门从《禹贡》《周礼》《尔雅》《风俗通》等中采拾恒山别称。“庙志”辑录《通志》中所载恒山事迹的史料，涉及岳庙修建情况、后土夫人庙位置。指出上曲阳庙是恒山下庙，并非恒山上庙，而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载“下阶神殿”才是汉代进行祭祀的上曲阳庙。此外，桂敬顺对恒山附属岳庙实地考察，岳庙四周庙宇“有凤伯，雨师、龙王、玉皇、文昌、天尊、圣母、药王、三清元帝，三元山神诸庙”，为岳庙之翼卫。
“物志”一门开篇将顺治《恒岳志》与《浑源州志》中的物产进行罗列，内容基本沿袭旧志，桂敬顺在按语中赞同张崇德对恒山物产的认识，即毋以物产多寡评判恒山。“水志”为新增门类，实地调查恒山水脉，《禹贡》所载恒水自西注入滱水为实。而浑河入水为磁窑、远望、乱岭、浑源等，探其源头，支移流别，半失阙处，以示书中所载，古老流传，并无依据，则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恒山志》将旧志中“游纪”改名为“迹志”，名称更加妥帖。桂敬顺对恒山名迹实地调查，收录恒山二十七处名胜现状，有岳顶、石脂图、栈云冈、振衣台、紫芝峪等自然景观和元灵宫、旧殿、九天宫、纯阳宫、白虚观等建筑景观，削删旧志中对名胜的神奇描述，还恒山真实面目，订正错误之处。其中果老岭：“在虎风口前，为入山孔道。传张果陊驴留手迹。齐东野语，姑妄言之。”细致描述真武庙：“在果老岭下。庙像严肃，冠绝他山。殿下双松，神寒骨重，超伦绝群，唐宋代物矣。门外复三株，一尤奇古，顶上六七枯枝，伸如利爪，有心事拏云之状，下如老人欠身，又若将俯揖者。庙有明武宗时纪功、祷雨三碑。文与书刻俱劣，不录。”批驳飞石窟：“在旧殿内右侧，可容三客坐。山中如是窟者，奚止百区。讹说荒唐，不足深辨，存其名可也。”飞石窟产生于明代争夺北岳话语权的背景之下，而当清朝改祀成功后，浑源恒山被国家政权承认，飞石窟的存在变得无关紧要。
桂敬顺认识到北岳祀典的重要地位，表示乾隆皇帝延续家法，凡是丰功伟绩，必定遣大臣在北岳告奠。“世祖开基，首隆祠事，圣祖世宗及今皇帝，家法相承，克恭克敬。”并以在此地做官为责，纂修山志，敬抄祭文，以表天恩。山志中以“御制”一门冠列首编，辑录清代诸位皇帝北岳祭文，止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祭文皆与政治事件、礼制象征相关。以乾隆二十年（1755）为例，载“兹平定准噶尔，大功告成。加上皇太后徽号，神人洽庆，中外蒙庥，敬遣专官，用申秩祭，惟神鉴焉”。
桂敬顺虽对恒山旧志颇为不满，但所记载传统人文的文献价值不可忽略，“祀志”一门则是参照顺治《恒岳志》对清朝之前历代祭祀北岳事迹进行简略梳理，以朝代为线展开罗列，标注了引文出处。另单列“封志”一门，收录历代对北岳的封号。“事志”记载恒山之事，在沿袭顺治《恒岳志》内容的基础上，桂敬顺认为旧志文繁句累，错杂混淆，于是进行削删，归于简当。
“说志”收录士人对曲阳北岳的看法，其中沈括《梦溪笔谈》记录曲阳简况，“岳祠旧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晋王李存勖灭燕，还过定州，与王处直谒岳庙是也。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新祠之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山”。沈括所载流露出曲阳祭祀曾从边境的大茂山内迁。此外，收录金大定七年礼臣请求改岳一事，这是最早的请求北岳移祀的记录。“仙志”沿袭旧志中对恒山六位仙人事迹的记载。“经志”一门抄录恒山所藏道教经典书目约一千五百余部，分为神符类、玉诀类、灵图类、谱录类、诫律类等众多书目。
“文志”收录历代祭文、碑文，将曲阳庙的碑文也纳入其中。张崇德对徐化溥的《恒岳释疑》大加赞赏：“今但观其《恒岳释疑》一篇，知为有识而畅于理者。”徐文中对北岳改祀追根溯源，曲阳飞石之误始于汉武帝，而误于曲阳的原因是曲阳郡名称，曲阳恒山以地为名，浑源恒山以山为名。祀典之礼始于山而非源于庙，两种曲阳飞石传说是好事者为之。徐化溥认为明朝在曲阳求奇花异草未得，在恒山得十二灵芝是偶然之事，“山灵之所以瑞人国者，应自有在”。强调“圣上厘正秩典，百神受职，定产蕃宣之佐，翊赞治平于无疆。斯乃神佑我皇治上瑞，岂区区奇花灵草云乎哉”。此外，收入朱彝尊对曲阳县北岳庙中李克用题《祀岳题名》考据一文，指出金石之文可以补旧史缺漏，但此碑是好古之士“穷搜于荒涯坡冢之间，而不惮也”，碑文所载时间与具体事件与《通鉴》有异，“《通鉴》载克用遣将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则云领蕃、汉步，骑五十万众，亲来救援，与《通鉴》异”。“诗志”分为古诗、律诗、绝句三个小类目，收录自西晋时期至清代关于恒山的诗作，增补了较多清代诗作，力在抬高恒山的历史地位。
桂敬顺重修的恒山山志重在求真，是当时学术考据求实之风的体现。彼时清廷统治逐渐巩固，浑源恒山之说已经盖棺定论。康熙、乾隆时期虽有曲阳知县上疏请求北岳复祀曲阳，但并未实行。清初人们所关注都城与五岳的关系问题早已解决，天子居于天下之中的地理格局已成为现实。浑源地方则一改清初战火兵燹之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顺治时期纂修的山志、州志已经不适应当时发展。基于此，桂敬顺承担起纂修地方志的责任，以实地调查为主，记录一方历史，展现国家统治承平，重修的山志也重在表现恒山真实的人文历史面貌，相对客观地论述恒山山水人文，具有求实的显著特点。
结 语
清初粘本盛将北岳改祀与天子居于天下之中的理想地理格式和儒家大一统的政治观念联系起来，引得统治者关注，经过山西地方官员的搜检资料与实地调查，北岳遂得以改祀成功。清初北岳恒山改祀成功作为国家祀典大事，在恒祭祀具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宣扬圣绩功德，为国祈福，以求皇权永固，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体现。受北岳改祀成功影响，张崇德纂修的《恒岳志》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政治性，是对北岳正统地位的塑造、宣传、强化，赞许清朝改祀盛举，采用虚实结合的编撰方式来刻画神岳形象，收录历代人文，宣传恒山悠久历史文化，注重恒山的政治功能和现实意义，是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显著表现。乾隆时期，桂敬顺重修的《恒山志》则以还恒山真面目为宗旨，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相对客观论述恒山的地理山水；用考证求实的态度对恒山人文采拾收录。志书中虽有意宣扬清朝皇权政治，但总体较为翔实客观，力求突出恒山的真实面目，具有求实的显著特点。光绪时期，浑源知州贺澍恩延续修志传统，修成《浑源州续志》和《恒山续志》。贺澍恩对乾隆《浑源州志》评价较高：“乾隆癸未，桂君敬顺牧斯土，乃综旧乘而研审之，汰其讹谬，补其阙略，纲举目张，固已灿然明备矣。”对于恒山山志，贺澍恩认为前志已记述详备，故此次续修增添内容不多，只补录乾隆帝以后北岳祭文和恒山各景七言绝句诗文。从恒山山志的编撰过程可以看出其编撰旨趣从致用到求真的不同，也反映了恒山形象从神岳到逐渐客观真实的变迁。山志作为记述一山历史的文本，起到存史、资政、教化风俗的作用，形成独特的文化场域，是研究古代山岳历史文化的一手材料。受北岳改祀成功的影响，三部恒山山志相继成书，并由官方修纂，这在古代名山大川中都较为鲜有，其中蕴藏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资源，依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上卷，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金建峰
排版：刘嘉诚
统筹：许洪冲
审核：朱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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