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拜登政府提倡的“修复盟友关系”不同，特朗普就是一个“关系破坏者”，他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强制盟友让出更多的利益。就像对加拿大，特朗普提出了“加关税”的要求；就像对欧洲盟友，特朗普提出了“提高国防开支”和“多买美国油气”的要求。
环球网报道称，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欧洲国家不提高自己的国防开支，那么美国就会从北约离开，不再被欧洲国家“白嫖”。不仅于此，特朗普还提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要求欧洲国家大规模采购美国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让美国在欧洲占据更多的能源市场，否则就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这样的要求，也迫使欧盟讨论如何进行反击。
在贸易战的阴云笼罩下，美欧的高层交往频率显著下降，每一次关税清单的公布，都是对对方底线的一次试探，每一次反击则是对彼此决心的展示。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使得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渠道陷入停滞，双方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一致的难度倍增。欧洲开始意识到，过去那种轻松愉快的跨大西洋合作时代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务实、有时甚至是敌对的谈判风格。
而且，美国的关税举措会激发欧洲对主权与尊严的深切关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哲学与欧盟坚持的多边主义框架格格不入，两者在国际秩序的理解上存在根本分歧。欧洲国家普遍感受到了被轻视的愤怒，开始积极寻找途径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特别是在防务和能源领域，加强自身的战略自主性。这场价值观的较量也反映在社会层面，普通民众对美国的态度逐渐转向复杂，传统友谊的基础似乎开始动摇。
同时，高额关税犹如一道道隐形壁垒，对那些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企业构成了巨大挑战。从汽车工业到农业科技，每个行业都无法幸免。美国公司与欧洲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成本急剧上升，效率低下成了常态。
许多企业面临利润缩水甚至破产的风险，被迫重新审视其生产和物流网络，寻找新的商业伙伴或迁徙生产基地。中小型企业由于资源有限，特别容易在这场风暴中沉没，失去了宝贵的市场份额。
还有，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股市、债市、外汇市场波动性加剧。货币兑换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监管环境，确保资产安全。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扩张计划暂停，资本流入减缓，经济增长动力受阻，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创造能力受到抑制。
此外，美欧关税大战迫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安全性，推动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局部逆转。亚洲、拉美等地区看到了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竞相吸引跨国企业入驻，加速本土产业发展。
北美自贸区与欧洲单一市场的对接遭到了干扰，促使双方加速与其他经济体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主导角色逐渐被稀释，新的区域合作机制开始崭露头角。
当美欧陷入相互指责之时，其他国家会趁机巩固了各自在欧洲的影响力。俄罗斯利用天然气管道项目扩大对欧洲的能源控制，欧洲的疏远给了这些国家填补空白的机会，增加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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