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放学后，黄梅生和一个孩子在夜色中谈心。张奕丹 摄
黄梅生去海南出差，给孩子们带回来几个椰子尝鲜。 受访者供图
余晖中的江西分宜县德仁苑。
在江西省分宜县锻压厂社区内，推开两扇铁门，可以看见两栋不高的小楼。这就是德仁苑，一个专门为困境儿童设立的福利院。
德仁苑的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故事。有的孩子年幼失怙、母亲离家，有的孩子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也有的孩子双亲入狱……不过在这个院子里，没有人会对他们的故事感到惊讶。
2008年，黄梅生“四处化缘”建起德仁苑，将这些孩子收拢起来，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17年来，这里先后收留了348个孩子，他们习惯称黄梅生为“校长爷爷”。
为何想到办福利院？黄梅生说，“照顾好一个缺爱的孩子，少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可能比多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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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副局长到“校长爸爸”
11月9日是黄梅生65岁的生日，孩子们给他画了手抄报，祝他生日快乐。还有一个孩子给他叠了十颗纸星星，每一颗里面都写着“生日快乐”。黄梅生把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纸条握在手心里，收进柜子里。
黄梅生的人生经历以10年为单位，10岁前家境贫困甚至要挨饿，20岁当代课老师，30岁当中学校长，40岁调到分宜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同时兼任分宜县第一小学校长。到了快50岁，2008年，他创办了德仁苑，多了一个“校长爷爷”的身份。
黄梅生的柜子里堆满了厚厚的荣誉证书：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江西省劳动模范、全国关爱留守儿童百名爱心校长，以及2017年的“中国好人”……他把这些证书一股脑堆在一起，“太多了，没时间收拾整理。”
从2000年去一个“野孩子”家里家访开始，到建成德仁苑，再到今天，黄梅生一路走得磕磕绊绊。
一开始，他也和所有人一样，每隔一两个月就拎着米和油去家访。但是这些孩子生活在原本已残缺的家庭，偶尔的看望和一点钱，一旦断掉，像拉伸的橡皮筋一样，只会让一切关心和帮助弹回原处。黄梅生还记得，有一个孩子年幼丧父，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他去家访，看到一家人吃饭，孩子父亲的遗像就摆在饭桌上，他的心一紧，把孩子抱在怀里，问：“你想爸爸吗？”孩子抬起头来，一脸是泪。
黄梅生想做一件大胆的事：把这些家庭残缺的孩子聚在一起，为他们建一个新的家庭。但困难摆在面前，他没有钱也没有地。对于他想照顾的这些孩子，由于他们尚有亲人在世，不能算作孤儿，在2019年民政部出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之前，这些孩子的定性存在政策空白。黄梅生一遍遍地跑县里、市里、省里反映情况，为孩子们争取资金，用他的话来说，是“去化缘”。
2008年，希望的契机终于来了。一些来自上海的企业家准备在分宜县建一所希望小学，黄梅生对他们说：“你们把这笔钱给我，让我去建一所不一样的学校。”
就这样，德仁苑很快建成。34个，这是第一批进入德仁苑的孩子的人数。每一个孩子，都是黄梅生走泥路挨个探访核实过，认为他们家庭情况最困难、最需要帮助。黄梅生说起那些被筛选下去的人，眉头皱得更紧。他叹了口气，“没办法，我的能力只能养这么多孩子。”
动工前，工人要把工地上一株营养不良的白杨树挪走。黄梅生自掏腰包，花了100元把树买下来，“希望这棵树能够保佑孩子们，保佑德仁苑。”
16年过去了，白杨树长成了一棵20多米高的大树，亭亭而立。孩子们去上课，黄梅生喜欢一个人坐在树下的长椅上，听着风摇动树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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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牙坚持扛起德仁苑
德仁苑刚建起来的时候，质疑的声音很多。一个有大好前程、即将退居二线的“教育官”，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帮助一群不认识的孩子？
黄梅生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过那些孩子”。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没办法不管孩子，哪怕他们是会偷会抢的“野孩子”和“穷孩子”。
不仅仅是贫穷。在偏远的乡镇，有孩子没人管，也不知道被人爱是什么感觉，像野草一样疯长。政府拨下来的低保金和救助款，一大半变成了大人麻将桌上的赌注和嘴边的烟卷。黄梅生想，如果不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去爱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未来社会上不就多了一个走上歧途的人吗？
黄传庚是黄梅生在当中学老师时的学生，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分宜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也是最早关注和报道黄梅生的记者之一。2008年，德仁苑动工的时候，他也在现场帮忙，“那时候黄校长开始招生，要不要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家长心里都没底。”
每隔半年，黄传庚都会回德仁苑走走，看看孩子们过得怎样。2020年后，受疫情影响，原本出资的上海德仁基金会不得已断掉了资金援助。黄传庚原本想，可能德仁苑就这么散了。事实上，该基金会在江西设立了4所“德仁苑”，3所均先后关停或更名，只有黄梅生的分宜县德仁苑，活了下来。
“靠的是黄校长咬牙坚持下来的。”德仁苑所有人都这么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梅生既是德仁苑的校长，也是发言人。每天的重要任务就是接打电话，他要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沟通捐赠，向地方政府检查单位汇报情况。
这两年，时不时会有网络博主探访，拍德仁苑和孩子们的视频，黄梅生也磕磕绊绊地学会了用微信和抖音。他把应用的字号调到最大，面对满屏跳出来的消息，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回消息，“非常感谢您关心关注德仁苑的孩子们，爱心满满！”
讲电话的时候，他会慢慢地踱步，从德仁苑的院子这头走到那头，再折返回来。大多数时候，他每天的微信步数显示都是一两万步，多的时候，比如暑假去孩子家里家访，他可以每天走上三万步。
孩子们的日常起居由生活老师负责，2010年就在德仁苑工作的晏红卫是整个家的“大管家”，走到哪里都带着两个手机和一大串钥匙。同样在这里待了十几年的，还有负责做饭的钟秀花，丈夫车祸去世后，留下一双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她本来以为自己“没希望了”，但是黄梅生收下了她，还收下了她的一对儿子。
还有今年刚加入德仁苑的生活老师黄艳青和种菜工袁志毅，他们就住在空的学生宿舍里，和孩子们同吃同住。袁志毅早年在国营垦殖场当工人，“种了一辈子的菜”。看到德仁苑发信息招人种菜养鸡，他过来面试。黄梅生跟他说，咱们这里的工资不高，他说他不怕，他喜欢这里的孩子。
“你知道张桂梅的那个电视剧吗？我每一集都守着看。我就觉得黄校长就是那样的人，只是规模没那么大，没那么出名。”袁志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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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不简单的小事
每个重返德仁苑的人都会感叹，不论过了多少年，德仁苑似乎都没有变化。
一批孩子长大走出去，另一批孩子又会走进来。有的家庭，姐姐、妹妹和弟弟三个孩子都是在德仁苑长大的。从外表上，很难在孩子们身上看到德仁苑的烙印，他们和所有同龄孩子一样天真活泼。
“孩子们营养要好，每一顿饭，食堂有剩饭和剩菜，我才能知道他们吃饱了。”黄梅生每一次都这么对老师叮嘱。
德仁苑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句标语：“容易的事天天做就不容易，简单的事天天做就不简单”。
吃饭、睡觉、学习，这些孩子们的小事，在黄梅生眼中都是大事。每个周末，会有前来捐款捐物的好心人，也有志愿来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和心理咨询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和德仁苑的孩子们已经认识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我想我有这样的能力，可以为孩子们做一点小事。”这是他们共同的想法。
在孩子们的自习室，两个大姐放下东西正要离开。2020年，她们知道黄梅生为孩子们做的事后，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来，给孩子们带来粮油、零食和牛奶。孩子们会腼腆地笑着叫她们“阿姨”，只知道她们一个姓杨，一个姓季。“我们文化水平不高，帮不了太多忙。”她们笑着说。
杨大姐也有两个孩子，她相信黄梅生是真正为孩子着想的“好人”，是因为一个细节。“有一天他去外面吃酒，带了喜糖回来，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的父亲。孩子们全部拥过去，叫他‘校长爷爷’，朝他撒娇要糖。”
说起“爷爷”的称呼，黄梅生有些落寞。他有一个儿子，以及儿子的一双儿女。“我是这些孩子的校长爷爷，但不是我的孙子孙女的好爷爷，我其实深感亏欠。”他说。
现在的黄梅生看起来和17年前没什么两样。饭后在路边散步，看到有小孩落单，他一定会走过去，蹲下来摸摸孩子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学校有没有听老师的话”。去作报告演讲，他只挑距离德仁苑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其他都推辞掉了，“因为孩子们需要我在身边”。
黄梅生的爱人笑着说，“可能他这个人，注定就是只能当老师。”
德仁苑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从2008年到现在，黄梅生和孩子们每一年的合影照片。记者采访期间，孩子们吵吵嚷嚷，快乐地在这些全家福里寻找自己。
“校长爷爷，那是你吗？那个时候你的头发还是黑黑的。”一个男孩指着老照片问。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黄梅生笑着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沁桦 张奕丹 江西新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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