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秦娥 娄山关
——毛泽东（1935年2月）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35年2月25日凌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挺进娄山关时，与黔军发生遭遇战，红军沿盘山道猛烈攻击，傍晚时分把这座娄山关控制，使大部队顺利通过。
鉴于这一仗意义重大，伟人在心情无比激动之际，挥毫写下此词。
此词虽写于娄山关激战之后，描述的是大部队翻越娄山关的行军情景，表达的是胜利后的所思所想。
但对于千里之外，彼时尚处在成长阶段的陕北红军来说，经历了1935年的秋冬季节，从革命的至暗时刻，到迎接长征胜利到来的曙光，冥冥之中也给这首词赋予了另外一种写照。
那么，在1935年的秋冬季，陕北革命根据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至暗时刻？
长征结束前，陕北建立的有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分别是：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而陕北根据地领导人是谢子长。
同时，这两支红军部队，又分别隶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
陕甘边根据地红军刘志丹所部受陕西省委领导，而陕北根据地红军谢子长所部归中共北方局领导。
1935年2月，这两支陕北红军部队在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下，合二为一，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
虽然统一领导的问题解决了，但长期盘踞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并未彻底消除，为后来的“陕北肃反”运动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有两个：
一个是1932年1月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将谢子长的南梁游击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不久，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刘志丹不同意，他主张在陕甘边活动。
在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而刘志丹主张，视情况分别对待，整顿要以加强教育为主，反对“一刀切”,团结能团结能改造的大多数。
但是，在未经西北反帝同盟军主要领导成员的讨论，也未请示省委的情况下，改造执法队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
并且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成员，不但缴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
好不容易组建起的一支根本没有革命思想准备的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百十多人。
刘志丹不但被缴械而且遭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
为此，当年3月下旬，刘志丹还亲自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申诉，陕西省委以党内通报的形式批评了谢子长和执法队。
另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5月。
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在追究失败责任时，又发生分歧，加大了矛盾。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边，强力推行“左”倾路线。他先改组了红二十六军，自任军政委，首先进攻了与陕甘边根据地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又不切实际地提出建立新的渭华根据地。
在杜衡的强迫和煽动下，刘志丹无奈率领当时组建不久的红二十六军二团开往渭南、华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开赴新区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累累。
而杜衡眼见形势不利，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擅自离开队伍，不久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投敌叛变。
刘志丹则率领被敌打散的部队转移至终南山避敌，后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才辗转返回陕甘边根据地，继续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红二十六军南下创建新的根据地失败了，而且大伤元气。
那么为什么会失败？谁应该对失败负责呢？毫无疑问，杜衡及其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不顾红军实际情况，盲目行动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且杜衡的叛变更加重了红二十六军的损失。
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委员会，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
谢在会上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
信中对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
为此，这些所有的批评与指责一概落在了刘一个人的身上。
上述两起影响较大的事件，虽然给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但未能动摇革命者对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意志。
真正给陕北红军革命队伍造成严重危机的是一批有着强烈推行党内肃反思想政治根源的、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强烈的不信任的、“极左”的投机分子。
1935年7至9月间，上海临时中央陆续派遣数位肃反领导者抵达西北根据地。
他们提出大量的不切合实际的战略要求，并且有些明显是带有“左”倾的而且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的战略方案，随即遭到了西北红军指战员的强烈反对。
由此，更加深了肃反领导者对陕北红军的“固有成见”，在随后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
事件的愈演愈烈，是在红二十五军的转战抵达陕北后。
1935年9月2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西北根据地驻地永坪并举行了盛大的联欢，看似一切风平浪静，其实内在的危机已在悄悄逼近。
不久，“陕北肃反”便发生了。
要说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本身就存在着浓厚的肃反“情结”。
红二十五军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这支部队也独立地长途转战，在辗转作战中逐渐向陕西方向靠拢。
虽然这支部队在对敌斗争中英勇善战，并多次打败强敌的围追堵截，巧妙地利用各种方式转战各地，寻机消灭敌人，在转战中不断壮大。
但是，由于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影响，这支部队也存在着“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问题。
他们在艰苦转战中，一直未停止对自己内部的肃反，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当时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于难。
军中受肃反影响的指战员更是不在少数。
即使他们在抵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300多自己的所谓的“有问题的”官兵。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途径陕南时，误杀了陕西我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并且由于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
10月1日，“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
首先被逮捕的是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5人。
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张秀山。
同日下半夜，未能经受住严刑拷打的所谓肃反对象，只能供认刘是右派反革命。
在得到这个口供后，肃反领导者即定策，以“北面对敌作战，需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
10月4日，信送到半道，遇上去往后方的刘，刘看过给自己的信，选择了相信组织。
随后便被逮捕，其家属亦遭到株连。
针对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直接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大批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
原红二十五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
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部队整连、整排、整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亦不知道西北根据地彼时所发生的具体情况。
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先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
在张明先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
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就着手处理“陕北肃反”的问题。
中央派遣西北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
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表面上看，出现在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这场“陕北肃反”运动，是革命内部的方向斗争、路线斗争，其实，主要是“人祸”造成。
这场几乎就将陕北红军彻底断送的左倾肃反，最终，因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进驻陕北后，被粉碎，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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