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碳金融促创新 开创绿色发展新范式
中国金融转型零碳金融， 站在世界大潮之巅
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
2020年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做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彰显了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深远决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也强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始进入以降碳为重点的战略新阶段。碳中和国家战略必然在未来40年深刻改变整个社会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对中国零碳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和核心要求。
经济走向碳中和，金融走向零碳金融。在碳中和大潮的推动下，全球面临着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金融范式变更，需要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和新的金融产品、全新的风险管理系统和金融监管体系，并将由此形成新的全球零碳金融标准、规则、市场和金融治理框架，全球金融业正全面而迅速地进入零碳金融时代。西方主要经济体纷纷从既有的支持环保、绿色、气候、可持续的金融政策、制度和市场出发，致力于在金融的理论、政策、实践、国际竞合等各个层面转向零碳金融，打造和推广具有本土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新金融模式，强调重塑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国际金融治理格局。零碳金融成为全球金融开放、合作和竞争的聚焦点。
中国自2015年开始全面构建绿色金融战略体系，短短几年时间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和亮眼的成绩，在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和体系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气候环境风险管理政策设计、地区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实践、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等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境内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分别居全球第一、二位，在政策探索和市场实践方面都为向零碳金融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绿色金融向零碳金融的跨越发展仍面临突破性的挑战：一是全面统筹推进零碳金融体系的构建，需要基于对增长范式转变的深刻理解；二是政府主导和市场结合必须在整个利益机制和方向上有很强的社会主导，重要挑战在于如何价格化；三是风险管理体系和模式的全面调整，要纳入气候变化相关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及其相互影响；四是要推动零碳金融市场生态的建设和深化，金融投融资要契合并促进零碳经济的广度、深度和结构性发展；五是碳中和的全球性意味着需要全球协同的金融解决方案，要继续扩展和深化中国金融参与国际零碳金融合作和竞争的行动举措。
在全球碳中和进程及向零碳金融转型过程中，中国金融正和国际金融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弥合绿色金融和零碳金融之间的差距，需要建立一个概念上的突破，也需要构建一个全面的整体政策框架和机制，将未来的需求和现状连接起来，以全新的零碳金融体系和零碳金融模式全面支持实现碳中和转型所要求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决定了其实现碳中和只能走“发展与治理同步”的新路，这也意味着新的零碳金融模式还要助力高碳排放且金融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共同走向 碳中和，携手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类共同目标。
以此为宗旨，在迈向零碳金融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将以负责任发展中大国身份定位世界零碳金融大潮的引领者和核心参与者，积极探索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零碳金融发展范式，开创性推进中国零碳金融体系建设，与全球共享转型方案和成果。
推动新一波外贸改革开放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
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稳定企业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202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要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贸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新变化。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共存。2023年，我国贸易总量企稳，但按美元计算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5%。同时，进出口结构性出现新变化，具体体现在对“一带一路”进出口份额增加和非“一带一路”进出口份额减少，进出口升级受阻，以及国内不同地区进出口指标多元化三方面。同时，欧美市场对我国制度接受程度下降，欧美在高科技市场的“去中国化”所带来的制度冲击明显。
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1%，低于同期日本、欧盟相应比重及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与我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17.73%）相比，我国全球贸易总量占比（12.42%）相对较低，未来增长空间明显。同时，我国制度优势显著、产业体系完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伐加快，外贸创新发展潜力巨大。今后十年，我国GDP占世界份额、进出口占世界份额、高科技产品（与服务）占世界份额都有可能达到22%。按照这个预测，我国进出口今后十年依然有平均年增长5%—10%的潜力。
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进出口是重要引领指标，通过帮助微观经济迅速调整进出口结构，主动克服国际秩序变革所带来挑战，是当前政策发力要点，具体可以遵循的原则和路径有如下方面：
一是推进“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由于我国各县区主要贸易伙伴不同、贸易支柱行业不同，国家层面难用相同政策精准刺激结构差异较大的县级进出口，因此，可以考虑由县级政府试验、创新，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推动结构性调整，将贸易政策制定权交于县级政府，在县级层面展开地方竞争，发挥各地主观能动性，将各县区进出口增速和中央对地方财政补贴进行挂钩，当达到进出口目标时，给予一定比例财政补贴。这一做法不仅可以直接刺激进出口，还可有效防止出现地方垄断，更好地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
通过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专项贷款等方式支持贸易高质量发展。按照全年进出口总额约42万亿元估算，若采取5%刺激力度，未来五年可以考虑连续投入10万亿元刺激进出口增长，使中国贸易重新走上扩张区间，同时，在这一过程需要启动“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等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政策。
二是有序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横向比较，美元国际地位显著高于美国经济实力，而人民币国际地位明显低于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经济约占世界经济总量18%，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份额约为3.5%，美国GDP约占世界经济总量24.65%，而美元约占全球外汇交易份额为44%。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丰富人民币使用场景，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更多使用人民币计价，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同时减少、甚至消除被征收“铸币税”可能，降低被金融制裁风险，这不仅对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也对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清华金融评论》本期专题聚焦于此，通过集思广益、深入探讨，尝试为推动我国贸易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提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思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探寻出一条具有持续性、兼容性、稳定性的道路。
强化金融支持，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清华金融评论》主编张健华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八方面31条具体要求，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做出全面部署，成为指导和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民营经济在稳定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促进增收、保障民生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常用“56789”来概括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即民营经济为经济社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金融是其中重要一环，为持续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2023年11月，人民银行联合八部门发布的《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推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25条具体举措，强调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出发，为民营企业做好多元化的资金供给。受益于各项政策支持，2023年我国民营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2.6%，较上年末高1.6 个百分点。
尽管我国持续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但对如何持续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增强支持民营经济稳定性、连续性，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仍有诸多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为此，《清华金融评论》本期封面专题围绕如何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等角度，深入探讨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
我们认为，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除落实、落细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出台政策外，还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建设：一是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研究，加强对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研究，广泛形成社会共识，凝聚民营经济发展合力；二是加强法制建设，以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为契机，系统性规划并出台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律保障措施，确保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接受法律保护，从制度和法律层面给民营经济长远发展吃“定心丸”。
在遵循以上基本原则前提下，从金融视角来看，金融部门仍需要进一步精准施策、重点发力，畅通贷款、债券、股权等多元化融资渠道，疏通民营企业融资堵点。信贷方面，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给民营企业，加大对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民营企业支持力度；债券方面，要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扩容增量、稳定存量；股权融资方面，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强化区域性股权市场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服务，同时，完善风险投资市场，积极培育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早期投资力量，增加对初创期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投入和支持力度。
希望本期封面专题能为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贡献微薄力量！
基于国家治理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尚希
财税体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研究我国的财税体制，要在坚持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全面把握财税体制问题的时代性，放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背景下来考虑。财税体制改革并非政策上的修修补补，也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展开一场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与系统性重构。
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三个“有利于”看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三个“有利于”实际是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通过财税体制的系统性改革和重构来夯实国家治理基础，为我国发展的可持续注入确定性。这必须要有整体思维，树立一盘棋思想。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否稳固。当前，我国财税体制及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基于经济维度，其总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旨在化解短缺经济衍生的系列风险，其改革路径是放权和分权，目标具有单一性。而当前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基于国家治理的要求，其总目标是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旨在防范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风险，其改革路径是治权，通过财税来约束公权，保障民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财税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财税体制改革应有新的方式，要整体、协同地推进，必须构建“一体两翼”的框架，即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体”，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为“两翼”，避免财税体制改革陷入“碎片化”。先进的制度需要先进的管理手段、工具与技术支撑，财税体制改革须重视现代财政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陷入“小马拉大车”、先进制度难操作的境地。
基于国家治理的财税体制改革，可考虑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在中央—地方两级治理框架下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二是按照“一体两翼”框架协同整体推进，防止单兵独进和改革中的“合成谬误”。三是着眼公共风险的变化提升财政宏观管理能力，防控公共风险的隐性聚集。四是健全与现代财政定位相匹配的组织架构。五是以数字化为基础强化现代财政制度的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系统化的重构与改革，任重而道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相伴，这也意味着，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服务于国家发展与改革的财政，也将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变革与完善。
数智融合：大模型赋能金融服务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张晓燕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和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数据要素因其在价值创造、资源配置、创新驱动以及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高度，为金融强国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在我国“数据要素×”行动规划公布后，金融业深入推进数字化建设，加快数字化转型，围绕“有数、治数、用数”的目标， 积极拥抱大模型等前沿技术，探索其落地应用，以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金融服务乘“数”而上。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数智融合实现了技术与数据的高效链接、融合和共享，为金融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数据驱动模型，推动了金融机构实现技术创新和业务升级。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模型，其数据处理能力不仅体现在对大量文本、 图像或语音数据的训练和理解上，更在于其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为金融服务提供支持。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第一，大模型被用于市场分析和决策支持。大模型通过对大量的新闻报道、社交媒体数据和市场数据进行分析，能够捕捉市场情绪和趋势，从而帮 助金融机构预测市场走势、行业趋势和投资机会，并且制定更准确的资产配置策略，提高投资回报率。第二，大模型在风险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这些模型对历史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更准确地评估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对于客户而言，大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客服和智能投顾。大模型通过利用其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能够回答客户的常见问题，执行基本的交易操作。第三，大模型还可以通过分析客户的账户信息、交易历史和投资偏好数据，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投资建议。
尽管大模型在金融业中的应用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是大模型对训 练数据规模及基础算力的要求较高，应用成本仍非常高。二是随着数据的不断增加和复杂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针对大模型应用中的风险与不足采取以下 防范对策。第一，建立健全的数字治理与监管体系。针对大模型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制定和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以确保数据应用符合法规与道德要求。第二，促进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金融机构应积极与科技企业展开紧密合作，双方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大模型在金融场景的落地实施。第三，加强跨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培养“金融+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提高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推动金融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本期封面专题围绕“数据要素×金融服务：大模型的作用”，讨论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高质量数据能力建设对于增强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性，同时探索了大模型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潜力。未来，数智融合将数据和前沿科技有机结合，通过数据驱动决策和科技创新，为金融行业提供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服务支撑。
重塑地方金融监管生态
文/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局长魏革军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本轮金融管理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中央对地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日前，全国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强调，要如期完成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央地工作合力，强化地方金融机构监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指明了方向与路径，目前各省份地方监管改革基本到位，地方金融委、金融工委和地方监管机构三块牌子相继挂出。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有助于加强党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领导，有助于加强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有助于压实地方防范化解风险第一责任、属地责任和维稳责任，有助于改善地方金融生态。
经过本轮改革，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职责定位更加明确、清晰，形成了全覆盖的金融监管格局。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负责规则制定并对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予以指导，充分体现金融事权主要是中央事权原则，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国情，将地方表达诉求、反映情况的渠道制度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之前地方金融监管在中央没有归口指导部门的问题，有利于增强央地金融管理目标的一致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分类处置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本轮监管改革重中之重的工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仍存在一些风险隐患，主要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地方债务、房地产、金融市场等领域的风险。在处置风险时，要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同、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把握好权和责、快和稳、防和灭的关系，妥处存量，严防增量，避免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化解风险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需要把握平衡，防止合成谬误，注重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去风险。
重塑监管格局旨在创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形成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为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基础。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的轨道上推动金融创新发展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法治环境，是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必须坚持把优化金融环境作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
我们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持续努力：一是着力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二是着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信用体系。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统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三是着力促进经济金融良性互动。要统筹好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促进地方平台公司平稳转型，促进形成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着力做好科技、普惠、绿色、数字、养老五篇金融大文章，不断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
应对全球货币政策转向， 仍须坚持“以我为主”
文/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
进入2024年，全球通胀高位降温，为货币政策转向提供了先决条件。随着全球降息帷幕徐徐拉开，瑞士、瑞典、欧元区已先后降息，截至2024年6月底，瑞士央行更是已降息两次。预计年内欧美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都会陆续转向，但受经济前景与通胀预期不同步的影响，欧美主要央行政策分化显著，政策调整路径也将面临更大挑战与不确定性，并形成较强溢出效应，或在外汇市场引发较大的震荡。
欧美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美联储降息预期时间一再推迟，具体何时降息目前仍是未知数。当下美国通胀水平虽较2022年6月创下的近40年来历史高位显著回落，但2024年初以来的通胀数据并未给美联储开启降息之旅提供更多的信心支撑。一季度核心PCE飙升至3.7%，为近一年来最大升幅，表明美国尚未真正摆脱通胀桎梏。美国经济基本面虽表现良好但亦可见温和衰退迹象，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陷于两难境地，对何时迈出降息“第一步”甚是纠结，预计基准利率会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高的“限制性”水平。
欧洲央行已率先降息，利率小幅下调25个基点，这也是60余年来首次先于美联储降息，但考虑到欧元区经济增长继续承压，通胀虽呈下行趋势但仍存在回升风险，预计短期内欧洲央行再次降息的前景有限，更谈不上正式开启大幅降息周期。当前欧元区经济基本面不及美国，区内部分经济体处在经济衰退边缘。只是考虑到通胀总体呈下降走势且经济增长相对乏力，欧央行6月才做出调降利率的决定。不过5月通胀又有所加速，欧元区通胀存在再度攀升可能，欧央行对此保持谨慎。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温和复苏但仍面临压力，“工资—通胀”良性循环基本得到确认，不过未来日本央行在利率政策方面仍将面临艰难抉择，需要在通胀、财政状况、日元汇率以及经济增长等多目标之间维持平衡，预计将“不急于”退出“零利率”政策，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较低。
欧美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分化的溢出效应明显。在增长相对乏力且通胀具有较强粘性的情况下，各国货币政策面临挑战，特别是美联储政策转向路径的不确定性令其溢出效应明显放大：利率方面，美联储降息预期一再延后，美元利率处于历史高位且实际利率呈上行态势，与其他国家利差显著抬升，这无疑加大了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独立”转向的成本；资本流动方面，全球资本持续回流美国，对其他经济体的流动性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汇率方面，根据利率平价理论，两国利差变动将引发汇率变化，进而影响国际收支与经济发展。具体到全球外汇市场，美元处于历史高位，非美货币单边贬值，加大了局部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随着美欧货币政策预期分化、利差扩大以及避险情绪上升，外汇市场将延续美元主导格局，回归“美强欧弱”局面。欧元、瑞士法郎、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等已降息货币在美元指数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合计达74.5%，进一步支撑美元指数处于105高位。
对于我国而言，当前背景下宏观政策调控的核心在于预期管理。针对欧洲央行率先降息，美、日央行短期内“不急”转向带来的预期重估，以及后续政策调整可能造成的负面外溢冲击，做好应对预案尤为关键。作为大国，货币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要在加强国内外形势监测分析以及沙盘推演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不断提高政策应对能力。一方面，持续跟踪全球货币政策分化调整步伐，加强外汇市场与资本流动监测，防范外部风险与叠加风险。另一方面，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保持汇率弹性的同时，强化预期引导，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助力建设金融强国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清华金融评论》主编张健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就包括“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金融机构不仅是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支撑力量，也是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最重要载体。
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76.49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29.58万亿元，占比达90.16%。
对我国而言，银行的发展直接关系到金融强国目标的实现，强大的银行不仅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实现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强大的银行内涵应包括，具备较高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质效，并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拥有庞大的资产规模和广泛的业务范围，更重要的是具备卓越的创新能力、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出色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打造强大的银行，应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实施国际化战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当前，我国建设一流投资银行面临的挑战包括：证券行业规模小，发挥功能有限；证券公司综合化、差异化经营能力不足；证券公司国际业务发展较为缓慢，加速全球化布局势在必行；证券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相对滞后。为此，我们需要锚定强大的金融机构目标，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投资银行，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党的领导，践行金融央企责任担当；优化金融制度，为培育一流 投资银行提供良好政策环境；推进国际化布局，打造具备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投资银行；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守住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的底线；重视数字化转型，为高质量开展证券业务保驾护航。
在金融强国建设中，保险业要更好地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在加强对保险业监管的同时，增强对保险业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全面规范保险业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保险业要做好五篇大文章，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总之，打造强大的金融机构是实现金融强国的重要一环，需要从政策引导、制度建设、科技应用、创新驱动、人才建设及金融文化培育等多维度综合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立足国情，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放眼全球，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同时，还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创新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确保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新时代、新征程，打造强大的金融机构，建设金融强国时不我待。
建机制，重科技，强基础——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金融力量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清华金融评论》主编张健华
纵观历史，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科技力量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后我国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了发展前沿技术助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基础。提出新质生产力，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结果，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出，也是我国生产力实现新跃迁的重要体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百年变局、外部复杂环境等冲击的必然选择，更是继续谱写中国奇迹的现实需要。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表现。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核心要素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权威阐述。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金融业责无旁贷。服务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也是实现金融业自身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金融业应“内外兼修”，向“新”而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金融力量。
第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由于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具有新的要素构成与发展路径。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对现有生产过程的管理模式及制度建设带来挑战。同时，劳动对象与劳动成果的虚拟化形式也要求在流通、交换和分配等环节中做出相应变革。因此，应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打通束缚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为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用好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活水”。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衍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新质生产力的现实体现。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金融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金融监管机构应推动完善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妥推进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深化制造业金融支持举措，指导金融机构落实落细各项政策要求，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支持力度，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夯实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内核”。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推动了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金融业要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自我革新，推动数字化转型，将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到传统金融行业产生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夯实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基础。一方面，应借助信息数字技术改变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实现支付、融资、筹资、投资等新型业务模式；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减少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现象，及时匹配资金供需双方，提高企业和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锚定建设金融强国宏伟目标，加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
2023年10月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要求。今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具备六个“强大”关键核心要素，其中包括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之一，是金融市场的核心依托，更是金融功能发挥的基础支撑。一方面，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可以提高我国金融发展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全球金融体系话语权，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有助于扩大金融开放，完善我国金融产业生态，聚集金融专业人才，优化我国金融业整体资源配置。因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任务，也可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来看，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良好的制度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的创新能力和优质的人才储备。其中，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监管体系是金融中心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中心高效运作的基础支撑；持续开放创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是金融中心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和丰富的人才储备是金融中心夯实竞争力的核心资源。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在法治环境、金融生态和人才资源等方面优势显著。更重要的是，香港拥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在股市和债券首次发行、银行及保险、资管业务等传统优势金融领域都颇具竞争力。当前，世界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西方主要经济体为应对高通胀而维持高利率，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令香港经济承压。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并在全球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金融强国目标实现，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基础，清华大学责无旁贷，也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长期以来，学院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锐意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长期发展动能。一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举办各种高水平培训积极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储备、输送人才，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顶级国际金融人才；二是深入科学研究指导实践发展，通过研究阐释中国特色金融实践，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知识体系，讲好中国金融发展的理论故事；三是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提供智力支持，为政策制定者建言献策；四是服务好“五篇大文章”，加强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上述背景下，《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10月刊特推出“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篇”专题，旨在深入探讨建设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与路径，以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目标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出，要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2024年10月正式实施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框架。《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11月刊将继续推出“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篇”专题，持续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建言献策。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关注和指正。
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 推动金融强国建设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
建设金融强国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任务和重要标志，金融强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予以支撑。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既是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出了更高要求，又是对其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给予了更高的殷切期望。今年，《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时隔15年迎来全面修订，并于10月1日起施行，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完善的制度框架和清晰的目标指引。
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得益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最早建立起高效健全的金融体系。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伦敦凭借发达的航运贸易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初，美联储成立，成为推动纽约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力量。纵观历史发展，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与强大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对金融强国的建设发挥着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作为我国金融开放的枢纽门户，多年来，上海通过在金融领域采取的一系列创新性制度改革及引领性开放举措，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和重大进展。上海金融业增加值从2009年的1817.85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8646.86亿元，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从2009年的251万亿元提高到2023年的3373.6万亿元。为进一步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助力实现金融强国目标，我国应从提升资源要素配置能力、加强金融科技赋能及深化多中心联动发展等方面继续发力，持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一是提升国际化水平，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拥有较强的金融资源集聚效应和配置能力，我们应以上海自贸区为抓手，推动资金、人才和数据等活跃要素的跨国流动，促进要素的国际化配置，吸引海外优质要素进入我国市场，同时推动我国资源向海外市场扩展，持续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二是加强科技赋能金融生态，夯实提升综合竞争力内核。数智赋能将深度改变金融行业发展业态，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效能，是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应以科技创新为基础进行发展引擎转型，以数字化赋能为引领进行发展要素转型，构建适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竞争的金融生态，为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深化上海国际领域多中心联动发展，形成合力加速发展能级跃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制定建设规划，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经济、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的联动发展。吸引培育优质金融机构，构建良好金融发展生态。多中心联动发展，交互反馈，耦合共振，共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能级跃迁。
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者和推动金融发展变革的身体力行者，在勠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的过程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持续跟踪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趋势，深入研究金融前沿理论问题，力争为金融强国建设向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合理建议，为金融机构展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清华金融评论》继2024年10月刊推出“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篇”专题后，2024年11月刊继续推出“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篇”专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断提升能级和水平，成为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关注和指正。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汪小亚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农村中小金融 机构支农支小定位，分省分类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当前，农村金融仍旧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薄弱环节。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不仅有利于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也有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2022年4月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挂牌成立，标志着本轮农村信用社改革正式拉开序幕。随后，山西、辽宁、 河南、四川、广西、海南等省（区）的省联社也陆续推进了改制。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024年工作会议把“全力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列在全年重点工作首位， 2024年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进一步推进。截至2024 年10月，已有11个省（区）改革方案获批。新疆、四川多地成立地市统一法人农商行方案获批。
本轮农村信用社改革有历史必要性。回溯2003年，上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在“一农难支三农”的背景下渐次推进，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通过给予资金支持 （“花钱买机制”）和管理权下放地方政府的方式帮助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明晰产权和转换经营机制，改革后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上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在能否彻底解决历史包袱、能否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地方政府能否履行好管理权等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加之，利益驱动和环境变化，导致一些农信社出现资本不实、公司治理“有形无实”、经营偏离市场定位等问题，部分省级联社行业管理职责边界模糊，履职越位、缺位、不到位现象突出。受内外部因素叠加影响，2019年以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集中暴露，改革化险成为近几年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
本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启动后，从阶段性成果看效果明显。一是资本金规模成倍增加，改制后的部分农商行，注册资本金大幅提高。如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从改制前的1.05亿元增加至改制后的50.25亿元，山西农商联合银行从改制前的0.263亿元增至改制后的50亿元，四川农商联合银行更是从改制前的0.3亿元增加至改制后的220亿元。二是业务创新能力增大，更加提升农信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三是数字化转型能力增强，统一法人带来了规模效应，推进整个农信系统的数字化水平提升。四是企业稳健性提升，大多数省份通过地方政府主导和国有企业持股来完成的，不同程度上增强公信力，改制也增强系统内各机构之间的资金调剂能力，化解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同时推动内部管理的提升，从而增强整个农信系统的稳健性、抗风险能力。
同时，本轮农村信用社改革也出现了新问题：一是资金上收，服务基层或欠发达地区的意愿和能力减弱。改制后，众多小的基层行社法人机构合并为统一法人或联合银行，资金上收集中和统一调配的实力增强，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需求，配置金融资源。与此同时，可能诱发区域间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出现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形，加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短缺。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实力增强，与大型银行争夺当地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近年来，大型银行大力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加大了对基层、县域和“三农”的信贷投放，而改制前的农村金融机构，受经营范围和资金实力的约束，其服务优势更贴近支农、支小、支散，但改制后其经营范围和资金实力与大型银行相比，差距越来越小，差异化的市场策略缩小，这势必加剧金融竞争。
改革深化，不变初心，服务“三农”应该是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不变的初心，期待本轮改革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一是要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机制，不仅要强调建立分工明确、制衡有效的“三会一层”机制， 还强调理顺股东与管理层关系，防止股东干预也防止内部人控制。二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金融体系要充分体现“党管金融”、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金融回归本源和服务实体经济。只有坚守住这些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化特征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值此岁末，《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12月刊推出封面专题，回溯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历史，探讨农村金融发展的长效路径，以及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等问题，并对已经落地改革的广西、海南等典型改革方案进行经验探讨，为再造农村金融体系提出保障措施和解决方案。
编辑丨周茗一
责编丨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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