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23年3月18日，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赶赴苏联。一路上，赵世炎有说有笑，因为他早就向往着能到莫斯科去。
1、莫斯科“小列宁”
4月中旬，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等人顺利抵达当时被人们称为“红都”的莫斯科。陈延年到莫斯科后，即入东方大学学习，住在普希金广场特维斯卡雅街53号东大宿舍。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为苏联东部地区训练民族干部和为东方各国培养红色干部而设立的政治大学。
开办之初的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校设有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人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学制最初为7个月，后改为3年，开设唯物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国际职工运动史、自然科学、俄语等课程。
大学印发的参考资料，有《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等。
至1924年时，东方大学已成为苏联最大的、纯粹政治性质的大学之一，有来自73个国家和民族的学生共1015人。学校的教学部门分为两个部分，专门招收国外学生的称为A字部，内设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波斯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尼班、印度班等；招收苏联国内学员的称为B字部，设有乌兹别克班、哈萨克班和格鲁吉亚班等。1928年秋，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新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后，东方大学又重新开设中国班。后几经变迁，于1938年停办。
据陈延年的同学饶竞群回忆，陈延年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常常为了弄清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他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精神，便戏称他为“小列宁”。
2、“两广王”美誉
1924年七八月间，陈延年、郑超麟、汪泽楷等人奉中央命令回国他们离开莫斯科，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东下海参崴。
陈延年带队做队长，郑超麟担任庶务兼会计，凡路上花费买东西都由郑负责。因一时找不到船，在海参崴耽误了一个多月才得以乘船起航。
据郑超麟回忆：
我们一行人到了海参崴一时没有船去上海，又不愿意多花旅费，多冒风险，从东北越境回国。那时，任弼时和赵世炎在我们以后来到海参崴，就是经过东北回国的。我们只好耐心等船。当时，苏联和英国尚无邦交，来往于海参崴和上海之间的英国轮船很不正常，苏联开往上海的轮船更少。我们一行人住在海员俱乐部，很不耐烦…九月上旬有一条英国船由海参崴开往上海，但船小不能容纳我们全队的人，于是决定分两批走。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周兆秋及其他的人先走，陈延年蔡文华、傅大庆、我及其他的人到九月下旬才坐俄国船回上海。
经过长途跋涉，陈延年终于回到阔别了5年的上海。在民国路泰安旅店刚住下，他就立即御下行装，前往中共中央机关接头。第二天大家在陈延年的带领下，也来到中央机关，汇报在东方大学的情况，接受新的任务。陈延年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被派往当时国民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广州。
陈乔年则是在1925年初，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莫斯科回国。后被派到北方帮助赵世炎做北方区工作。在共同学习和生活了20多年后，兄弟俩在莫斯科第一次分开了。此后直到牺牲，他们再也没有见上一面。
1924年10月，陈延年抵达广州后，即调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协助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工作。1925年春，周恩来率部东征，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改为书记，由陈延年接替，直到1927年3月他离开广东为止。
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闽南、云南和南洋一带，是中共当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党委。陈延年一生中最辉煌的几年，是在广东度过的。在此期间，他全力、热忱、主动、策略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了党的组织家、宣传家的杰出才华，为中共、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中共的声威在广东大振，工农群众的声威在广东大振，陈延年的名声也随之大振，一时被誉为是“赋有特殊组织才能之人物”，获“共产党中的两广王”之美称。
3、轰轰烈烈的团组织改革
陈延年到达广东后，立即全力、热忱、主动地展开工作，发挥出一名党的优秀组织家、宣传家的杰出领导能力，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忘我无私、意志刚强、深入群众、胸怀全局的高尚品质。
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很快便吸收了一批革命青年入团，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又称团粤区委员会。到1924年11月，青年团员已发展到270余人。同时又以学校的团员为核心，于1923年6月17日成立了“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社员达110多人，分布在全市10多所学校。
中共在广东建党建团初期，党、团组织虽然有各自的独立系统，但工作往往是一起干的。谭平山是党的负责人，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当时团的组织是公开的，党的许多工作由团出面去干。由于党、团工作界限不清，团委负责人多数兼做党的工作，无暇过问团的事务，加之经费缺少，团区委的活动无形中陷于停顿状态。同时，在广州设立团的区委和地委两级委员会，工作上也经常顾此失彼，影响了团务的正常发展。
1924年10月7日，团中央特别训令团广东区委，要求对上述问题迅速设法解决。
陈延年到达广州后，立即根据团中央的训令，物色干部，筹集经费，为改组团的区委、恢复广东团组织的活动而积极筹划。1924年10月25日，陈延年以团中央驻粤特派员身份，主持召开了团广东区委第26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团中央的有关指示，并决定于11月5日召开区代表大会改组团区委，重新制定团的方针任务。
陈延年十分注意将青年和团员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提议“目前各地方及直辖支部从事农工运动工作的同志，如他们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时，应即介绍他们加入之，如未能即时解决者，可由区代表大会解决之”。会议还要求今后团应切实注意青年工人、农民本身利益等问题。28日，陈延年专门写信给团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报告了自己指导团广东区委改组的工作情况。
1924年11月5日至1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表会议在广州如期召开。会议主要是研究团如何适应当前革命的形势，制定团的方针任务以及团的改组问题。陈延年会上谈到，团的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赶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团区委的负责人忙于党的重要工作，团的活动无形陷于停顿状态，因此一定要进行改组。
会议决定撤销团广州地委，广州的工作由团广东区委兼管：选举刘尔崧、杨石魂、沈厚堃、黄居仁、周文雍、郭寿华、赖玉润等7名执行委员和蓝裕业、彭月笙、黄学增、韦启瑞、邹师贞等5名候补执行委员来管理繁忙的区委工作。
11月13日，陈延年又召集新选出来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分工问题，决定由刘尔崧任秘书（书记），蓝裕业为助理。
团区委改组后，陈延年首先指导他们抓健全组织的工作，规定了区委的会议制度，使大家能沟通情况、研究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变了过去组织涣散的现象。
他还与中共两广区委联合解决了关于党团分化（分家）问题，把已经超龄及从事农工运动的团员，尽量吸收进共产党。他们还认真抓好发展新团员的工作，从区代表会议结束到是年底的一个多月里，就发展了团员30人。
与此同时，新的团区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劳工运动委员会”，领导广州、佛山等地的工人运动；成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整顿“新学生社”组织，大力发展新社员，使广州各校皆有“新学生社”组织的活动，并积极在各校组织学生会活动；举办平民教育工作；还成立了“宣传委员会”，配合中共开展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活动。
为改变团过去工作华而不实，只喜欢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愿过细地深入开展工作的现象，陈延年经常派人到广州各基层支部了解情况，协助解决问题。同时，他还安排一些在革命政府中从事农运特派员工作的同志，到花县、顺德、东莞以及新会等地，指导该地支部工作，切实帮助他们进行改组。
2、走马上任广东区委书记
1924年11月，为加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协议，派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调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1925年2月，周恩来率军校政治部参加东征，区委书记职务由陈延年接任(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各区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周恩来只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以从组织和人事上确保广东区委书记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专注于党务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是中共二大前在中共广东支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又称粤区执行委员会，由谭平山任书记。1924年1月底至2月中旬，中共中央鉴于中共广东区委主要在广州一带活动，遂决定撤销广东区委，成立中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除领导广州党的组织外，还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兼领导香港党的组织。中共广州地委负责人是冯菊坡、阮啸仙、彭湃等。
1924年国共合作后，广州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共中央不断派遣优秀干部南下广州，参与领导广东共产党的工作，原有的中共广州地委组织架构显得不相适应。10月中下旬，中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又称“两广区委”、粤区委。
广州市的党组织直接受区委领导，取消了广州地委。1925年5月8日，鉴于广东地位特殊，形势复杂，党的工作非常重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由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鲍罗廷五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当地的一切实际工作。关于政治问题在非常紧急时间上不能商得中央同意时，得决定主张，但此项主张，不能与党的根本政策违背”。
后由于机构重叠，人员流动，1926年九十月间，临时委员会实际上停止工作。1925年1月，谭平山出席了中共四大，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冬，中共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时，由谭平山任主任，以加强对广州和广东中共广东区委旧址内易军事方面的管理工作。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两省，1925年冬扩展到闽南、云南和南洋一带，加之当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中共广东区委成了大革命时期中共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党组织，它的许多决策对全国影响很大。
国共合作之初，由于中共还处于幼年时期，广东区委领导下的党员和干部人数不多，党员质量不高，党的组织机构也不健全，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陈延年认为，要想进一步打开广东地区工作的局面，必须首先将广东区委建设好，将区委领导机构健全起来。
经陈延年建议，将区委办事机构由万福路一间狭窄的房子迁到位于文明路75-79号(1926年扩大为75-81号)。这是一座四间相连的三层楼房，砖木结构，木楼板，坐南向北，四间内部有门互通。原楼下从左至右分别为住宅、药店、小食店和鞋店，二三楼是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办公的地方。由于中共的机关没有公开，中共就用“管东渠”（即“广东区”的谐音）的化名向警察局登记，后来“管东渠”就成了广东区委的代号。同时，民族解放协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处初期也在二楼办公，门前曾挂着两个单位的牌子作为党组织的掩护。
为加强区委集体领导，陈延年任书记后，即成立了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阮啸仙、罗绮园（后叛变）、邓中夏、穆青、杨匏安、蔡畅和谭植棠等人组成的区委主席团，相当于常委，由陈延年负责。
3、辉煌的业绩
1926年7月中央扩大会议后，区委撤销了主席团，改设委员会，共15人。区委每周开会两次，一切工作均归委员会管理。陈延年除任书记外，有时还兼任秘书及组织部长。
中共广东区委还根据工农群众运动发展的情况，不断健全充实了区委机关。
先后设立区委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处理区委的日常事务；设立区委的工人部（亦称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部（亦称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部（亦称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部（亦称青年运动委员会，不久即撤销)、军事部（亦称军事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领导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等机构，以分别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及武装斗争等。
其中军委和农委两部门比中共中央设置得还早，是中共组织史上的一个先例和创举。
值得一提的是，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还进行了建立党内监督机构的最初尝试。中共三大前，由于党组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仅有420名党员，机构精干，纪律严明，党员素质高，较少发生党员违纪现象。因此，维护和执行党纪主要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负责，没有专门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机构。
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人数开始激增，到1925年1月，全国的党员人数即发展为994人；到1925年6月，广东的党员人数也从中共三大时的183人，增加到400多人。革命高潮的到来，党员数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投机分子进入党的组织队伍中来，并出现某些蜕变分子，建立维护党纪的专门机构成为当时的一种组织建构需要。
据赖玉润回忆，1924年秋陈延年奉派来广州担任广东区委书记。区监委是林伟民、杨殷、梁桂华等，后来加上杨匏安。在广东区委的组织架构里，第一次出现了“监察委员会”这一纪律检查机构。当时在广东大学任教的谭天度回忆，在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工作期间，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监委等工作机构迅速臻于完善。
1921年入党的梁复然也回忆说，1925年6月发动省港大罢工时，梁桂华已经是中共广东省监察委员。
据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中共汕头地委书记等职的罗明回忆：
在党的干部建设上，陈延年同志坚持五湖四海原则，对各地干部一视同仁。他虽是安徽人，但他根据大革命的形势发展，一再强调更多提拔使用本地干部。
他说，本地干部了解当地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要求，懂得地方语言，容易联系群众。为此，他调了本地干部叶浩秀当秘书，饶君强任组织部秘书，我任宣传部秘书，并要各部委秘书列席区党委会议，加强培养。
延年同志还强调，要抽调大学生中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到干部学习班培训，然后派出工作，用其所长。…因为当时主要是围绕革命斗争去培养从事宣传、组织、军政工作和工、农、青、妇运动方面的本领。
由此，从1925年春至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有很多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家的中共党员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职务。
组织部部长先后由陈延年、穆青担任；宣传部部长先后由罗亦农、张太雷、任卓宣（后叛变）担任；军事部部长先后由周恩来、张伯简、熊雄担任，成员还有徐成章、李富春、聂荣臻、恽代英，秘书黄锦辉等：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冯菊坡、刘尔崧、黄平担任，委员有周文雍、邹师贞等；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阮啸仙、彭湃、罗绮园（后叛变）担任，委员有周其鉴、蔡如平等；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黄居仁、杨善集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由沈宝同担任；监察委员会书记由林伟民担任，委员有杨殷、杨匏安、梁桂华等；区委秘书长由赖玉润担任。
在加强区委领导机关建设的同时，陈延年还领导区委大力发展党员和扩大党在广东的各级组织。首先是广州附近各县的党组织的逐步建立，1924年11月成立中共顺德县支部，书记李民智：1925年1月成立中共花县支部，书记陈道周；1925年5月成立中共清远支部，书记韦启瑞；1926年初中共增城新塘支部成立，书记伍来成；1926年12月中共佛山支部成立，书记陈宝经；1927年春中共南海支部成立，书记陈道周，等等。
1925年3月，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克复潮汕后，团广州地委即召开会议，研究在潮汕地区建立党、团的问题。会议听取了团地委训育部主任杨石魂关于潮汕状况的报告，决定杨石魂、廖其清、宋青等3人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负责汕头地区建立党、团的工作。
会后，陈延年亲率杨石魂、宋青等人奔赴潮汕，与先期在汕头的廖其清会合，并于3月中下旬在汕头市组建了中共汕头特别支部，杨石魂被委为首任书记。
同时成立共青团汕头特别支部，由廖其清任书记。中共汕头特别支部是潮汕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由于当时潮汕各地仍未建立起党的组织，所以中共汕头特别支部无形中发挥了指导潮汕各县革命工作和组织领导的作用。
同时，陈延年派人分赴琼崖、北江、西江地区建立了中共琼崖地委、北江地委、西江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县委。到1926年年底为止，广东全省都有了党的组织。
陈延年还派出许多同志奔赴香港、广西及福建南部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1925年春，派黄平到香港，组建了直属广东区委的香港支部。在广西方向，1925年下半年，委派谭寿林、龙启焱钟山等人先到梧州、怀集等地开展活动，并于1926年成立了中共梧州地委，地委机关设在兴仁巷4号，随后又在南宁、桂林建立了党的组织。
时至1926年春夏，中共广西党团组织发展到300余人。1925年底派罗善培、罗扬才、李觉民等去福建厦门、漳州等地，发展党员和筹建党的组织，成立了党的支部。1926年11月，北伐军进军福建后，再次派出罗善培到闽南，组建了中共闽南特别委员会。在云南，1926年11月，组建中共云南特别支部；1927年3月，扩建为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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