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李先念同志的日日夜夜
巴方廷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曾两次跟随过李先念同志，给他担任警卫工作。第一次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时侯先念同志担任了红三十军的政治委员，我给他担任警卫员约有4年时间。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末期，我又到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同志不仅是我的首长，也是我尊敬的前辈和师长。
从战争中学习打仗
在那戎马倥偬之际，先念同志不管多么繁忙，总要深入连队，向战士们嘘寒送暖，问长问短，关心每一个战士和干部的成长。大家感觉到，跟着先念同志能学到不少东西。
有一次，先念同志对我们说：“你们都是老兵了，如果把你们调到部队去，哪个人都可以当个把排长或连长。”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很着急，一位同志不无担心地说：“我可以带头冲锋陷阵杀敌人。要我带兵，可没有那个学问，要是仗打坏了怎么办？”
先念同志说：“在战争中学会打仗嘛！过去我是地方干部，后来由于武装斗争需要，调我到部队当团政委。当兵的许多问题我可不懂。一团人集合起来，站在你的面前一大片，打起仗来满地窜。有了情况，炮火打来了怎么办？起初我也不知怎么指挥？不知用什么战斗队形？不知怎样下达指挥命令和口令？配属使用什么火力？”
他接着说：“我就用心看团长和营长们是怎样下达命令、口令的，部队是怎样编成战斗序列的，并弄懂什么是前卫，什么是后卫、本队，看部队如何出发？如何展开？如何发动攻击？通过几次战斗，我也就学会指挥打仗了。”
还说：“我在团里工作时，还注意向下级学。比如，我就很注意向孙玉青营长学习。孙是一位老红军，很会打仗。有次我随这个营出去执行任务，遇到了一大股敌人。敌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正面猛烈进攻。敌人攻上来了，他仍然沉着冷静，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敌情以及战场上的地形，然后向我建议：要好好地利用地形地物。立即派一个机枪火力班，绕道到左前方的小山包上去，占据居高临下的据点，阻击敌人。就这样使我们后续部队赢得了时间。当敌人的冲击被我前进班的火力压下去时，我们发起了反冲击，一举歼灭了敌人。”
他还举了一个事例：“我当团政委时，身前身后总有一个警卫班和通信班，你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了那里，感到很不习惯，也不善于使用这两个班。”
他回忆起：“有一次战斗，使我学会了怎样更好地使用这两个班。那次敌人一个团向我逼近。我征求营长们的意见，一位营长建议：政委的手头必须留下警卫、通信两个班，把三营拉到侧翼，吸引敌人，待机突然出击，以策应正面，二营则留作预备队，一营坚守阵地。我采纳了这个好的建议。等到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我手中的两个班果然发挥了关键作用。有的通信传令，有的警卫，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了这两个班，便把全团连接沟通起来，组成了严密的战斗集体。因而达到了消灭敌人的目的。总结战斗时，我深感这两个班不但不是累赘，而是我手中的宝贝了。我也因此体会到：要学会战争，学会指挥打仗，必须放下架子，虚心诚恳的向上下左右的同志们学习。”
谈到这里，先念同志把话题一转，似激励又似批评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警卫员、通讯员好多都是老兵了，经历了不少次战斗，只要你们多想想那些经历过的战斗，看看干部是怎样打了胜仗的？有的是因为什么打了败仗？经过观察和总结经验，你们就会学到不少东西。人可没有生而知之的呀。”
让李政委这么一谈，我们都觉得真是这个道理。后来许多警卫员，通讯员调去带兵打仗，都按先念同志传授的方法，成了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跟着他使你有胜利感
许多同志都愿意跟随先念同志执行任务。大家觉得，打仗时跟着他，有很大的信心。从外表看上去，李先念并不像一位英武的军人，有时候倒像一个文静的书生。可是在紧急关头他却果断而坚毅，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战局起决定性的变化。
红军时期，我们部队到了四川，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作战，有时战斗非常残酷。一个仗打下地，伤亡很多，减员很大。我记得，红三十军里有一个营长外号叫“老猫”的，他是因打仗勇猛、迅速、机灵而得到这个雅号的。有一次，仗打得很激烈，战斗处于僵持状态。李政委看到了“老猫”，就问他：“老猫”，你看怎么办？我们就这样白白地跑呢？还是坚持下去消灭他们？“老猫”一听，就象老虎蹦了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咬牙切齿地说：“现在这种情况，咱们怎么能跑呢！跑就把部队的情绪跑没了，把战机失掉了。”李政委立即下达命令“坚决消灭敌人！”
“老猫”带着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了上去。冲到半山坳，他突然倒下。李政委耽心地说：“不好，‘老猫’危险了！是不是牺牲了？”不一会儿，敌人射击稍一停顿，“老猫”又跳了起来，率领部队冲了上去，把敌人杀得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一个个放下武器，举起双手投降。
战斗结束后，先念同志说：“这次战斗是一场恶仗、硬仗，‘老猫’这个干部是硬汉，我就采取激将法，发挥了他的特长，取得了好的战果。”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境内的部队是新组成的，战斗力不太强，还有一部分人怕广西军。因为白崇禧的广西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比较能打仗。有一次，白崇禧的一个营追我们一个团。这个团打算撤下来。李先念同志看到部队的精神状态不好，于是下命令：不能撤退，并赶到部队面前，把双手往腰间一叉，说道：“白崇禧的部队号称是能打的部队。但我问你们，他们是不是人？他们的人有几个脑袋？长了几只胳膊和几条腿？他们是不是神？”
部队齐声回答：“不是神。师长！”
有几个人还插话：“他们也只长了一个脑袋两只胳膊和两条腿。”
先念同志说：“他们不是神就不要怕嘛！就是神，我们也不怕。何况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我们是无神论者，是专门消灭那些神的。他们也是人，只长了一个脑袋两条腿。咱们是共产党人；咱们共产党人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有枪，你手中的也不是烧火棍。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有什么要怕的呢？走！给我回去。”
他命令部队，而且第一个冲出了阵地。战士们一看李师长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情绪马上稳定下来，立即反攻上去，杀得敌人血肉横飞，一举歼灭了追上来的敌人。从此以后，我们部队中的某些人再也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白崇禧的广西部队了。相反的，国民党中那些专搞摩擦的部队，总是畏缩不前，很怕被我们吃掉。
祁连山上的严峻考验
红军北上抗日时，西路军在张国焘机会主义的指挥下，于1936年2月在倪家营子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决战，反复冲杀，血战3个多月，虽然打死打伤敌人很多，但终因众寡悬殊，消耗无法补充，被敌人分割包围。后来又经石窝一战，部队减到2000人，最后只剩下800多人。真是处境艰险。这时候，我们辗转到了祁连山上。
我当时担任警卫班长。我们一班跟李先念政委，二班跟程世才军长。有一天，我们宿营在荒山野岭上。大冬天夜里，寒风刺骨，白雪飘飘，冻得不能入睡。大家不得不经常起来活动活动，不然就要活活冻死。早晨起来，盖在身上的被单和草全被白雪掩埋了，上面结了一层冰。当我们整队集合时，发现每个班都少了三四个人，当了逃兵。我和二班长都愁眉莫展，全班战士都很难受。这时，李先念政委和程世才军长来到了我们跟前。李政委关心地问我们，“这冷天你们怎么不生火呢？没火不是要把人冻坏了么？”我们没敢吭声。他看我们一个个脸色不好，猜出发生了什么问题。他叫着我的小名问：“黑皮，你们是怎么了？脸上都阴云密布，个个嘴上都能挂上油瓶。”我们不敢隐瞒，如实地把昨夜班里跑了几名战士的情况，报告了一遍。李政委认真听着，边听边沉思，开始双眉紧锁，后来脸上泛起微笑，闪出了刚毅的神色。随着他脸色的变化，我似乎有些放心了。
他恳切地盯着我问道：“黑皮，你跑不？”我说：“政委，您在，我就在。您到哪，我也到哪。您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立即举起右手，向前方有力的甩动了一下，声音突然提高，说道。“那好！革命路上的挫折、困苦和失败总可能发生，但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你们想干革命，就跟我走，不干，你们走，你们跑，我也不打你，不拦你。你们干，我们欢迎，你们留下，我们一起干。”
他满面红光，把身体转向了东方。这时，太阳已从远山中升起，照着冬天早上的冰霜，眼前一片金光雪亮。他坚定地对我们说：“黑暗就要过去，前进就能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
他离开前，体贴地说：“你们得赶快烧点热水，喝点热水。还有什么吃的就吃点什么。这个地区和环境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
后来历经艰难险阻，1937年三四月间，我们终于撤退到新疆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
送我一支金星笔
抗日战争末期，我调到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担任警卫营营长。有一次，接受任务，要护送李先念师长和随从的参谋人员从信阳地区，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经应山再回师部所在地的大悟县。在路上见到了李先念师长。他一看见我就喊：“黑皮，你几个月前给我的信收到了，你说你因工作需要一只手表、一支钢笔，让我帮助解决。手表，哪里有啊？我也只有一只。笔吗，也很困难。”话虽那么说，他的手却摸到了内衣口袋，掏出来一支大金星笔。我顿时高兴起来，心想这可是多少年盼的了，如果拿它作记录，也不至于像上次那样靠心记，回去传达任务时忘掉了好几条，差点耽误了事。
我正在高兴的时候，只见跟随李师长的肖参谋，手疾眼快，一把将笔夺了过去。肖参谋说：“李师长，您就这支笔，怎么能给他呢？要给就得给我。”我一下急了，但不得不耐着性子，找出好多理由来说服肖参谋。李师长笑了，说：“你把笔给老巴好了，你看他多遭孽。以后搞到了笔再给你。”肖参谋回心转意地笑着说：“你小子真能缠，看你老巴面子上给你。”便把笔递给了我。我拿起闪光发亮的金笔，如获至宝，笑眯眯地向师长敬礼表示深深的感谢。然后又握着肖参谋的手，向他表示谢意。
在那战争年代里，大家都过着清苦的生活，无论你怎么会保密，那怕是衣服上多了一个扣子或换了一个扣子，也会被人们发现的，更不用说师长送了我一支大金星笔了。于是人人羡慕，大家都争着要看那支名牌货，我也成了全团的“名人”了。
黄金和生命
战争年代中，先念同志在生活上的最高的要求就是能在战斗间隙吸上一支烟，喝上一杯茶。我们当警卫员的都知道他没有别的嗜好。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尽量设法给他准备一点香烟和茶叶。待工作和战斗进行到特别紧张时，就给他泡杯茶，拿出一包烟。他只要喝上一杯茶，吸上了烟，就精神百倍，可以一连熬上几宿不睡。他会笑眯眯地说。“抽根烟，打起仗来赛神仙。喝杯茶，身体精神解疲乏，工作起来有办法。”有一个时期，生活非常困难，我们就弄块废纸，把烟碾碎，把烟丝放在纸上卷成土烟。有人管这种烟叫红军烟、八路烟。在长征路上，供应极度困难，连喝水都发生了危机。没有粮食，常以野草野菜度日。有时弄到一点牛肉羊肉，也是煮的半生不熟，无法下咽，吃下去也消化不了。那时先念同志身为全军首长，但也饿得够呛，只好半饥半饱地坚持斗争。他还总是鼓励我们说，只要再坚持一下，只要脱离这个地区就会好的。有时我们弄来一点猪肉，他也不肯一个人吃，要和大家分享。
那时候由于饥饿和过度疲劳，他的身体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我们都为他担心地说：“李政委，无论如何，我们得想点办法保住您的生命。”他总乐呵呵地说：“大家一起度难关嘛。革命就得和艰苦斗，和困难斗，和生死斗！斗胜了，我们革命事业就有希望了。”所以，我们每遇到困难，总愿意找我们的政委谈谈。一谈心里就敞亮了，鼓起了勇气。
为了使红军能够应付复杂的局面，保住革命的火种，李先念同志让我为部队保存着两斤多黄金和小部分贵重物资。他指示我这是部队的生命钱，是部队重要的物资，是部队的贵重资财，无论如何也得保存好。只要我们人在，这笔财富就必须在。即使在我们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先念同志也不让我们动用这笔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财富。
我专门缝制了一个小米口袋，把黄金等装在口袋里。整天背在身上，夜晚睡觉就系在腰间。在长征中我带着它，在危险时刻我惦记着它，在战斗最激烈的情况下，我象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的保护着它。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随便处理或变卖它。
1937年，我们到了新疆迪化之后，我去请示他，部队这笔黄金怎么处理。先念同志先表扬我。“黑皮啊！这么长时间，这么远的路程，这么复杂困苦的条件，你还为部队保存这笔财产，真是不容易啊！”然后他指示我：“你把它全部上交党组织吧！”我不禁热泪盈眶，说不出多么激动。从这里我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选自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春兰秋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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