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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年，
响大炮，
爷爷把着重孙尿，
重孙尿的哗哗，
爷爷笑的哈哈；
每年临近过年，耳傍或隐或总是能听到这首略显戏谑的“天镇童谣”，仿佛又把我带回了儿时的故乡，三铁匠的大捶、三万元的高跷、供销社柜台前盯着“满地红”鞭炮久久不愿离去的鼻涕小弟，伺养员范老举的叫驴、高矗的电线杆上大喇叭响起“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口号”，飘香的煮猪头味儿，一团一团雪白雪白的冻粉托、臃肿的油炸豆腐总能勾起我对家乡年的回忆，在我心中那才是年，那才是我日思夜想的年的味道。
与如今淡而无味的过年相比，那时年味更浓、更悠长，有一种让人期盼甚至于着迷上瘾的感觉，那挥之不去的鸡大腿怕是如今国宴大厨所不能烹制出来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战天斗地”，老百姓的日子穷但快乐着，你想像不到一瓢凉水一把瓜子几个农村汉子便能通宵达旦地围坐在一起“划拳呐喊哥俩好”。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我小的时候根本不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只以为那是哄鬼骗人的，每天脑子里寻思的就是学校教室窗户上的麻纸用手指头捅破到底是什么声音？用几颗什锦糖才能换利军用核桃壳、沥青、线绳做成的“风轮儿”，水库冰面上的冰车在自由自在地划翔，如何才能把爷爷藏起来的板子偷出来做一架属于自己的冰车；过年了，孩子们淘气总能得到大人的原谅，也便可以欢天喜地由着性子撒野，不过还是留着心眼唯恐母亲把柜里的油炸麻花全给了妹妹，跑疯了，玩累了，拍拍棉袄上的土，晚上睡觉尿炕是常有的事儿。
过年的时候美味可真不少，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吃的，而且连续能吃好几天。
记忆中年的味道要从母亲炕头生豆芽开始，进入腊月，母亲将上好的黄豆一颗一颗地捡出来用水洗净，然后置入陶瓷灌子里用湿润了的笼布覆盖好静等发芽。绿豆产量少也难生，所以生绿豆芽成了村里媳妇们比拼手艺的舞台，一旦豆芽憋在豆瓣里泡烂，母亲总会懊悔心疼好长日子；在等待豆芽生长的过程中母亲会根据发芽成熟期离大年三十的时间长短适当控制豆芽淘水次数，否则没到过大年豆芽却吃光了，年夜饭餐桌上便少了一道爸爸最爱吃的“绿豆芽炒肉”，伴随着炕头豆芽的生长，年的味道渐次浓了起来，村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猪肉的、羊肉的、油炸的混杂在一起的特殊味道。
村西头磨面房的碾子大清早吱吱呀呀地忙碌了起来，推糕面、推玉米面、磨豆面的大人们轮流排队互相帮忙，孩子们也被母亲派上了用场，前腹顶着推碾棍撒起了欢，一阵蛮力用罢只见得磨房里尘土飞扬大汗淋漓，兴趣完毕找个理由一溜烟早跑的不见人影。母亲却顾不了那么多，忙活的事情还多着呢，磨豆腐、炸麻花、压粉、搓山药鱼、进城买瓜子花生、糖等等，每一件事都搞得非常隆重，幸福的、喜庆的节日气氛荡漾在全村人脸上，荡漾在孩子们不和谐的吵嘴声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母亲和几个要好的婶婶们帮邻居家压粉条，众人只顾着忙而忘记了厢房锅里煮鸡蛋的水被柴火烧干了，只听得咣当一声响，瞬间鸡蛋放炮打的锅盖叮当作响直笑的女人们真不起腰来。
过年的时候孩子们新衣服不一定有，那要看各家各户的家庭条件，一窝生五六个兄弟姐妹的怕是老大老二一套衣服轮流穿，补丁摞补丁是正常现象，但无论新旧总是要洗涮的干干净净，家父从部队当兵转原回县城革委会吃上了商品粮，相对村里的乡亲们我家条件算是不错的，因此我和妹妹每年过年身上穿的新衣服便成了在小朋友们面前炫耀的资本，尤其是脚下三接头皮鞋锃光发亮，担心皮鞋起了折皱，我走路的时候总是一踮一踮甚是费力，无论衣着好坏，高兴与快乐却从村东头一直洋溢到村西头，从沟南回荡到沟北，顺应了那句俗语“有钱没钱，总要过年”。
过大年从熬腊八粥开始，母亲大清早起来，将小米、大米、红豆、花生、瓜子仁、核桃仁等洗净备用，大火沸水淘米下锅，待再次锅开水旺将土豆切成不规则棱型块倒入锅里小火熬煮至微稠，然后将红豆倒入，红豆豆质较硬，需要温火慢煮方能融入粥中，清晨的山村家家烟囱清烟缭绕，公鸡打鸣黄牛哞叫，一袋烟抽毕，凭经验母亲便能闻出粥熬到了八成熟的程度，这时候方将化成水的土碱倒入粥里搅拌，形如“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碱水倒入锅中随着母亲均匀的搅拌，瞬间由浅入深变成了紫红色，粥里浓烈地散发出无以名状的香味，间或能听到气孔噗噗地响，盖上锅盖小火再闷煮一小会儿，直到筷子插入粥中矗立不倒这腊八粥方才大功告成。饭做好了，炕也被大火烧的暖烘烘的，一人一碗就着母亲巧手拌的“红心萝卜丝豆芽拦豆腐皮”，其香其美其可口在回味无穷的口水中徐徐地拉开了过大年的序幕。
待续......
平民老冯
有想法、有锋芒、讲真话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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