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与其说违反我们的直觉，不如说这是我们头脑中后天被灌输的观念：人类如同地球之癌，所到之处自然会遭到破坏，但如果人类消失，假以时日，自然就会重新焕发出最初的样貌和生态。
很遗憾，我们头脑中的这种顽固观念很有可能是错误的，有时候甚至错得离谱。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便人类从某一处消失，自然界的恢复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发生，甚至，当被追问何为自然“原始”图景的时候，科学家们认为，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存在所谓“原始”的景观。
当遗弃降临时，它从边缘地带悄然蔓延。
城镇边缘的住宅最先被放弃，接着是外围的杂货店。它缓慢却不可阻挡地向内推进。加油站关闭了，爬藤植物攀上了加油泵，蔓延到屋顶，直到屋顶因不堪重负而坍塌。公交站亭、药房、电影院、咖啡馆也相继被吞噬，最后连学校都关门了。
如今，保加利亚中部村庄图尔克门（Tyurkmen）中为数不多还能维系人类活动的机构之一是邮局。56岁的邮政工作人员季米特琳卡·迪姆切娃（Dimitrinka Dimcheva）每周依然开放两天邮局，从外地运来一些当地商店早已无法提供的商品。图尔克门曾是一个人口超过1200人的繁华小镇，如今仅剩不到200名居民。
一个温暖的春日下午，迪姆切娃站在镇中心广场上。“婚礼曾在这里举行，还有各种民族舞蹈和排球比赛。年轻人很多，还有一个游泳池，”她说道。她环顾四周，指向废墟或如今空旷的地方，回忆起曾经矗立在那里的建筑。那里曾是一个小电影院的所在；其后是曾经被烧毁、重建然后最终关闭的学校。“那时候生活充满活力，”但现在，她说，“村庄的生活正在消亡。”
类似的村庄在保加利亚遍地都是。在共产主义倒台后，人们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接下来的30年里，许多村庄人去楼空，直至被彻底遗弃。
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保加利亚近300个村庄完全无人居住，超过1000个村庄的人口少于30人——这些人多数都是老年人。由于出生率低、移民率高，保加利亚的人口已经持续减少了几十年。其人口已从1989年的近900万下降到不到650万——这是现代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人口下降之一[1]。
保加利亚处于这种人口变化的最极端，但重塑这种变化的力量无处不在。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全球农村人口的比例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农业正变得越来越工业化和集中化。如今，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70%。在许多国家，出生率稳步下降。尽管全球人口预计将持续增长至2080年，但其中约一半的增长仅由不到10个国家推动[2]。
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减少，长期居住的地方被逐渐遗弃。人们通常会将一切留在原地，仿佛准备着某天回来，但这一天往往永远不会到来。在图尔克门，空荡荡的房子里窗帘杆上仍挂着圣诞装饰球，慢慢被蜘蛛网覆盖。
在一间废弃的屋子里，瓷器柜倒在腐朽的地板坑洞中，柜子里的盘子依然整齐地堆放着，旁边还放着一包为来访孙辈准备的尿布。有时，遗弃是突然发生的，可能因为法律裁定或紧急疏散；但更多时候，它是杂乱无章、缓慢且无计划地进行。人们只是离开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学者估计全球范围内已累计约4亿公顷——接近欧盟面积的土地被遗弃[3]。一组科学家最近计算出[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本土已被遗弃了约3000万公顷农田。随着气候危机使更多地区变得不适宜居住（洪水、水资源短缺和野火而无法建造房屋，土地退化和干旱而无法耕种），预计未来将出现更多人口流离失所的情况。
这种改变世界的转变，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它一直存在——但我们并未真正描述过它，”肯特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何殷（He Yin，音译）教授说道。他与其他科学家正在利用遥感技术绘制全球遗弃土地的地图。“我们总是谈论扩张，”他指的是土地开发，“是的，这当然重要。但还有另一面——遗弃——却鲜有人提及。”
在人口减少的故事之外，还有另一个故事——关于遗弃的土地会发生什么。为了保护一个适宜居住的星球，保护和扩展森林、草原、健康的生态系统和野生地区至关重要。大片遗弃的土地既是机遇，也带来了疑问。这是一场未完成的实验，结局难以预料。
几千年来，人类大幅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地方，重塑了地球的面貌。那么，当人类消失后，自然世界会发生什么？
正是这一谜团，吸引了生态学家格尔加娜·达斯卡洛娃（Gergana Daskalova）来到图尔克门。在五月一个炎热而安静的上午，她沿着主街行走。这条街空无一人，但围栏、大门和电线杆上贴满了在初夏热风中颤动的纸张，这些纸张的订书针正因风拉扯而松动。
在保加利亚，当家庭成员去世时，按照传统会张贴讣告。这些A4大小的打印纸上写着逝者的姓名、照片、去世日期和简短的悼词。每张纸都注明了逝者去世的时间：六个月、一年、十年、二十二年。在全国各地的村庄里，这些讣告通常也标志着人类居住的终结。
“如果你四处走走，你会发现这就像一个时钟，记录着这些人离开我们的时间，”达斯卡洛娃说，“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很悲哀。但这个时钟也在记录着人类影响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的开始。”
达斯卡洛娃专注于全球变化生态学，研究大规模人类活动如何重塑自然世界。她正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研究保加利亚乡村中30个不同阶段被遗弃的村庄。与合作者和学生一起，她收集了广泛的数据：用无人机绘制森林复原图，逐块进行植物学调查以观察植物种类变化，并在树上安装录音设备记录鸟鸣密度和音量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她希望将废弃村庄的生态状况与仍有人居住的村庄进行比较，以全面了解人类离开后自然的反应。
达斯卡洛娃年约30出头，热情健谈，善于用耐心将科学理论通俗化，这种技能可能得益于她在偏远田野中向好奇的牧羊人解释自己为何给树绑上麦克风的经历。最近，她有了一个儿子，有时孩子会坐在她的身旁，表情严肃地看着她在研究地块上来回穿梭。
图尔克门并非一个随机选择的研究地点——这是她成长的地方。像她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童年时期的达斯卡洛娃主要由祖父母抚养，而她的父母则在最近的城市工作。最终，她离开村庄上了大学。“十年间，我成为了那些离开村庄、偶尔回来的人之一。每次回来时，我的街道上居住的人都更少了，”她说。年轻的时候，达斯卡洛娃会在冬季追踪被废弃的迹象，观察街道上是否还有烟囱冒烟，或是窗户中是否透出灯光。“然而，一盏盏灯最终熄灭了。”
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达斯卡洛娃曾在遥远的地方工作，包括北极冻原。但她始终记得自己经历过的大规模人口减少，并意识到这是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可能重塑成千上万物种的未来。
如今，她住在图尔克门祖父母的老房子中并在此工作。她周围的房屋几乎全都空置。街对面，一座房子如同雨中弃置的纸板箱般塌陷。那天早上，在屋内，筑巢的燕子绕着卧室飞来飞去。前门的铰链已经脱落，但仍挂着一个珐琅瓷牌匾，这是共产主义时期地方政府授予的奖项，上面写着“模范家庭”。
废弃的地方并非最吸引人的研究场所，“它们不是雨林，也不是大猩猩，”达斯卡洛娃说。每个研究地点单独看都只是一个村庄，就像成千上万个其他村庄一样。“但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它的特别之处，因为人口减少正在以非常大的规模发生。”而废弃之后的情况往往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
得知我们星球上的大片土地正在被遗弃，让人不禁会联想到在人类废墟中复苏的伊甸园。没有了人类，自然将强势回归。鹿群会漫步在坍塌的城市街头，藤蔓会撕裂混凝土，足球场会变成森林。天空变得清澈，物种将繁衍生息。
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许多人见识到了半废弃状态的样貌。人类被迫留在室内时，野生动物重返城市街道和郊区花园。“人类是病毒，”评论者调侃道，在人类缺席的情况下，“自然正在治愈”。
将人类视为自然世界的灾星，以及在人类消失后繁茂生长的天堂景象，与一些生态学最古老的观念紧密相连。19世纪末，植物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Frederick Clements）推广了“演替理论”，即任何景观如果不受干扰，都会遵循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例如，一块耕地将先被快速生长的草和杂草覆盖，然后是灌木，最后变成树木和森林。
克莱门茨认为，任何地方都会通过演替达到一个稳定平衡的“顶级”状态。最终结果可能因气候和地理而异，阿尔卑斯森林与沼泽或沙漠不同，但基本轨迹是相同的：克莱门茨将其称为生态系统朝顶级状态“攀登”的“普遍法则”，如同动物从幼年成长为成年。
这一观点在20世纪初获得广泛认可，正值人类城市、人口和工业爆炸式增长时期。它拥有某种简单而优雅的美感。当人们目睹人类活动改造周围的地球时，这一理论也提供了一定的慰藉。无论干扰有多么剧烈——无论是冰川退却还是森林被开垦为农田——自然的回归能力始终存在。理想的顶级状态就像潜藏于土壤下的基质，即使地面被耕作、开挖、烧毁或铺设，只需时间和不被干扰，它就能恢复。
随着时间推移，克莱门茨更广泛的理论受到同行植物学家的质疑。他所谓的稳定、永久的顶级群落难以捉摸：田野研究发现，生态系统会经历不可预测的崩溃、再生、分化和停滞循环。如今，这种确定性的演替理论已被推翻。但克莱门茨的愿景在公众想象中依然根深蒂固，有时让生态学家感到沮丧。
“许多关于环境的普遍观念基于这样的信念：只要人类能够避免干扰，自然便能保持其平衡，”生态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1995年写道，“这些故事是我们的，而非自然的。自然界不会自发地组织成寓言。”
实际上，科学家发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远比我们常常假设的要复杂很多。这也是达斯卡洛娃的一项颇具反直觉的发现：人类的存在不仅未必总是与自然对立，反而能够帮助许多物种生存。
更令人意外的是，完全废弃有时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比人类部分留下更糟糕的后果。
为了说明这一点，达斯卡洛娃带我前往一座被藤蔓掩埋的村庄。克雷斯柳夫齐（Kreslyuvtsi）位于保加利亚中部的半山区。多年来，这个村庄几乎完全被废弃。在达斯卡洛娃研究的村庄谱系中，它提供了近乎绝对人类缺席后的一个案例研究。
站在山坡边缘，达斯卡洛娃小心翼翼地踏出小径。当她的脚着地时，稍微弹了一下，被成千上万交织的藤蔓支撑住，紧密编织的韧性创造出一种弹性浮力。在某处下方是一片陡峭的坡地，几米外是克雷斯柳夫齐村一座长期废弃的房屋。随着石墙的坍塌，它的形状正缓慢瓦解。藤蔓已经爬满这座房子，仅剩屋顶的一角露出，像一艘沉船最后阶段露出水面的船首。“它们会将这个地方彻底吞噬，”达斯卡洛娃说。
藤蔓展示了人类离开后土地面临的第一股力量：当人类大规模撤离时，新兴的主导物种可能全面清除其他物种。最严重的侵扰不是藤蔓，而是外来入侵物种。
在波兰，约12%的农田在共产主义垮台后被废弃，这些田地变成了大片芥末黄色——被加拿大一枝黄花（Canada goldenrod）的明亮花粉覆盖。这种植物已经占领了全国75%的废弃田地，而一枝黄花生长的地方，其他物种几乎无处立足。研究这些废弃土地的科学家发现，野生传粉昆虫数量减少了60%-70%，鸟类数量则减少了一半[5]。
在保加利亚，正在出现的威胁是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一种原产于中国北部的耐寒、速生、抗病树种，其散发的苦味树液会驱逐其他动植物和微生物。
这些单一物种的集中地可能形成“生物沙漠”，仅一种物种得以生存。多样化的需求不仅仅是出于人类的审美偏好。单一物种种群往往伴随土壤退化和养分耗尽、其他物种的灭绝、难以净化的水源、大规模野火、干旱的脆弱性以及疾病的快速传播。
在某些情况下，单一物种的统治是暂时的。即使是致命的入侵物种有时也可以充当各种植物和生物的“苗圃”环境，这些植物和生物最终可能会长得比它们大。而在其他情况下，生态系统则可能停滞不前，未能恢复或多样化。“人们普遍认为，一旦被破坏，森林可以在几几十年内自然从草地或灌木地恢复，而植树可以提供帮助，”2023年一项关于香港人工林研究的科学家写道。“我们的研究表明，森林的恢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迅速或全面。”[6]
人类往往是造成单一物种统治的罪魁祸首。但人类在阻止这种统治方面也扮演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未被充分认可的角色。
在克雷斯柳夫齐的藤蔓丛中，达斯卡洛娃转身，小心翼翼地行走，返回通往山坡的小径。回到小径后，她蹲在草地上，开始命名脚边的物种：青草、常春藤，还有毛茛、紫色开花的藤蔓，以及一株小小的黄色兰花。“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人走上这条路，但偶尔还是会有人走上来，”她说。在此过程中，他们阻挡了藤蔓的扩张，为这小片物种的色彩涌动开辟了空间。
达斯卡洛娃站立的小径通向树林中的一个开阔地带，草和野花在一片清理过的草地上生长。这里再次出现了脆弱的花朵群，揭示了这片土地的历史。毛茛和农业杂草表明，人类不久前曾在这里活动，这片清理过的空间也同样暗示了这一点。达斯卡洛娃指着环绕这片空地的茂密树林，排列如圆形剧场的观众，它们的枝干网络已经开始向清理区的宝贵光源延伸。“它们正处于边缘，准备在机会出现时进入，如果没有放牧或修剪，这片土地可能只需要五年时间，就会全部淹没在密集树冠的阴影中。”
保加利亚希什曼齐（Shishmantsi）附近未耕种麦田里的一只西黄鹡鸰。© Malkolm Boothroyd
当人们想象生态系统恢复时，这种森林的回归往往首先浮现在脑海中。但森林仅代表可能栖息地的一小部分。对于其他物种来说，生命的货币是光，而密闭的森林树冠下是无法生存的。燕子完全适应于广阔的开阔田野：它翅膀的曲线和尾巴的独特分叉设计用于快速捕捉草地上空的昆虫。像胡椒洒在桌布上的椋鸟群（starling murmuration）是对开阔田野的适应：驱逐捕食者，保护栖息地。众多物种适应并与这些开阔地共同进化——植物、哺乳动物、昆虫、食草动物，以及野花。开阔草地的生物多样性甚至可能比温带森林还要丰富。
曾几何时，这类环境都是由巨型动物创造的。猛犸象、水牛、野牛和洞熊等动物体型庞大，足以重塑森林，将树木推倒，从而形成草地乃至草原。科学家估计，巨型动物摧毁了南美洲大约30%的森林[7]。然而，它们几乎全部灭绝，其消亡时间通常与人类的到来相吻合[8]。在许多地方，人类是唯一剩下的能够持续以这种极端方式改造景观的生物，将树荫推回，为其他生物提供扎根的机会。
数千年来，在地球各地，人类使用火和工具开垦土地用于农业、园艺、放牧和狩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创造了生态“镶嵌体”或“拼接景观”：这些景观包含多种栖息地，例如草地、花园和森林。这些地方并非设计为自然保护区，但往往容纳了种类繁多的动物生命。在《自然的幽灵》（Nature’s Ghosts）一书中，索菲·姚（Sophie Yeo）详细描述的研究表明[9]，欧洲为饲养动物而耕种的干草草甸实际上比专为生物多样性而耕种的草甸更能成功地保护大量物种。回顾早期全新世（始于11,700年前），研究人员发现，人类的存在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可能性与减少它的可能性大致相等[10]。
并非所有人类创造的景观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一片铺满沥青的社区及其人造草坪与种满多样化蔬菜和花卉的村庄完全不同。一片传统的干草地与浸透杀虫剂的大豆种植园更是大相径庭。然而，科学家们不断发现，关于人类与自然对立的老旧观念同样是错误的，而对人类缺席后环境繁荣的美好愿景更多是幻想而非现实。美国环境科学家厄尔·埃利斯（Erle Ellis）表示：“人们仍然在想象自然是某种原始的、会被人类拯救的地方。这绝对是一种误解。”
2021年，埃利斯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回溯了12,000年的历史。他和同事们发现，地球上近四分之三的土地曾被人类社会占据并改造。其他研究人员甚至进一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研究晚更新世（距今最长至120,000年）的人类与生物多样性互动时，科学家们得出结论：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存在“原始”景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景观已经不存在了数千年[11]。
许多现在被人们认为是未经触及的景观，从赤道非洲的稀树草原，到亚马逊雨林的深处，实际上已经被人类深深地改变过了。“人类在生态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至关重要，这一点长期被忽视了，”埃利斯说，“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几乎普遍如此——都有土著人民居住。为什么？因为他们保护了许多生物多样性，甚至创造了这些多样性。他们维护了这种异质性景观。”
毫无疑问，近期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大规模清理生态系统和工业化消耗化石燃料——已经带来了生态灾难。但如果要让自然恢复到过去的某种状态，关键的问题可能不在于人类的缺席，而在于人类的存在可以以何种形式出现。
在保加利亚那些正在经历人口流失的小型社区中，有时可以看到一些温和的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既提供了未来的路径，也让人瞥见了过去。
在图尔克门村的主街旁，一条土路通向一片灌木丛生的草地。访问的那天，56岁的斯拉夫乔·彼得科夫·斯托亚诺夫（Slavcho Petkov Stoyanov）正站在那里，目送他的羊群在灌木丛中吃草。“多年前，没人会让我在这里放牧，”他说，“这里全是用来种植蔬菜的。”他是村里最后一个养羊的人，通常雇用牧羊人看管羊群——但最近这些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子，他又回到了田野里，坐在阴凉处躲避正午的烈日。
斯托亚诺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帮助维持了一个多样化的“镶嵌”景观：一些空地上树冠在扩展，但另一些地方因放牧而被清理，并点缀着野花。他展示了人类活动如何不仅不损害环境，反而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像图尔克门这样的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后，容易受到新的剥削形式的侵害：土地价格下降，周围的人变少了，也就更难反对诸如采矿和采石场之类的项目。达斯卡洛娃告诉我：“你可能会看到，人口减少成为工业化的跳板。”
斯托亚诺夫指向田野下方的水库。他的祖父母曾亲自帮助挖掘水库。然而，就在几年前，一家公司通过市政厅获得了廉价合同，可以从中捕捞鱼。这个过程遵循一种残酷的短期逻辑：他们安装了水泵，排干水库，将鱼捞走。几乎所有其他生物都死亡了。
“他们大约捕获了20吨鱼，”斯托亚诺夫说。剩下的村民们愤怒不已，发动了一场成功的运动终止了合同。水库慢慢恢复了，水、鱼、鸟类重新回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希望村庄的某些部分也能恢复。他们现在有了新的对手，包括计划在村边建造石灰石采石场的项目。
要充分利用这场大规模人口流失所带来的环境可能性，需要改变我们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念，理解我们这个物种既可以对生态系统有益，也可以对其有害。这还需要人类的意图：单靠忽视是不够的。在斯拉夫乔的羊群周围，图尔克门的背景正在发生变化。森林地块向外推进，藤蔓吞噬了别墅，散发着化学物质气味的入侵灌木丛占据了草地。自然的推进似乎不可阻挡，但它的未来仍不确定，这取决于留下的人们：他们会允许什么生长？又会抑制什么？
这种不确定性，在与研究废弃土地的科学家的对话中反复出现。要让生物多样性蓬勃发展，需要时间。驱使人们离开某地的同样力量——如流行病、战争、经济潮流的变化——也可能将他们重新带回去。何殷与一组学者合作研究发现，数百万公顷废弃的土地在几十年内重新被耕种。他们的忽视“太过短暂”，不足以转化为对自然的真正收益[11]。
在达斯卡洛娃监测的一个废弃时间最长的地点，她看到树木生长茁壮，自从最后的住户离开后就未被打扰过。“将近半个世纪里，没人踏足过那个地块，”她说。然而，就在今年，一组新主人出现了。他们计划建造一家旅馆，将这块与世隔绝的地块变成游客的避风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掉每一寸植被——他们直接用推土机清理了整个地方，”她说。森林被砍伐并犁成泥土，地块上只留下了少量入侵杂草。
清理土地后，买家意识到他们的新项目不会盈利。“他们放弃了旅馆计划，”达斯卡洛娃说。“现在它又被遗弃了。”
参考文献：
[1]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0752133_Bulgaria's_population_implosion
[2]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article/2024/jul/11/global-population-predictions-offer-hopeful-sign-for-planet-un-says?CMP=share_btn_url
[3]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f1099
[4]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d2d12
[5]www.science.org/doi/full/10.1126/science.adi7833
[6]www.kfbg.org/en/press-release/article/KFBG-Study-Finds-That-Trees-Planted-in-Monocultures-Impede-Forest-Recovery
[7]nso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ecog.01593
[8]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pb.2013.3254
[9]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environmental-conservation/article/managing-biodiversity-rich-hay-meadows-in-the-eu-a-comparison-of-swedish-and-romanian-grasslands/3FB1EEF21C821CB667CC6D87B9F1A817
[10]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024-02457-x
[11]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132457/
文/Tess McClure
译/tim
校对/tamiya2
原文/www.theguardian.com/news/2024/nov/28/great-abandonment-what-happens-natural-world-people-disappear-bulgaria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im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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