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国伙伴为应对中国持续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影响，系统构建了“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框架。本文深入分析了以美、日、印、澳等为代表的印太大国对西印度洋地区战略价值的认知、在该地区的全方位部署及其对中国的战略影响，认为西印度洋至非洲地区对中国在确保能源资源与关键矿产供应的战略生存层面，以及拓展西向战略纵深、维护发展空间方面具有双重战略价值。相较于印太大国构建的军事基地、军事联盟和军事设施“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布局，中国需要从两洋、两洲的大格局出发，充分发挥经济与外交优势，深化与域内及沿岸国家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持续推进战略支点建设，不断增强远洋行动能力，以维护国家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利益与发展空间。

关键词印太战略 西印度洋 非洲 大国博弈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姜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200336）；舒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036）。

尽管技术进步的确在不断削弱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地缘政治与经济，特别是对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理空间的界定与争夺，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这在那些力图维持或拓展自身影响力的全球或地区性大国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大国印太战略正是力证。从最初日本提出，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相继出台各自的印太战略，到后来法国、英国、德国甚至欧盟等非印太国家（地区）也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正在由印太大国共同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囿于传统的均势思维，印太大国将防止周边（如美日印澳）或传统势力范围（如法英）内出现异军突起的力量，从而改变既有权力格局甚至危及自身（全球或地区）大国地位视为重要议题——而它们不约而同地瞄准中国为共同防范对象。过去20余年间，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引发美欧等势力的战略关切，特别是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加剧了印太大国的战略猜忌，成为它们共同塑造印太战略及彼此间协同网络的重要驱动力。印太就此成为继亚太之后一个新的权势角力空间。

国内学术界有关印太战略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都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相关国家传统亚太政策的拓展，通常仅是增加印度这一关键行为体作为研究变量。因此，现有研究关注的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亚太加印度，研讨重点则聚焦各印太大国特别是由美、日、印、澳在这一区域构成的菱形战略空间内的战略意图、部署与合作。相较而言，既有文献对沿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海底中脊一线以西的西印度洋及至非洲（特别是临西印度洋的非洲东部海岸线国家）的关注与系统性探讨尚显不足。事实上，鉴于该地区在领土主权、海上航道、军事基地等方面的战略价值，印太大国在这一海域及其周边的活动与布局由来已久，它们在构建各自印太战略时均明确将该地区纳入印太的地域界定与战略部署之中。此外，不少外国学者和战略分析家早从十几年前就已注意到并从战略高度讨论了西印度洋及至非洲地区在中美（乃至中西）战略竞争中的特殊重要性。

本文认为，从西印度洋至非洲一带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这不仅表现为海上航道安全的战略生存层面，也体现在为中国拓展西向战略纵深、塑造和平发展环境的战略发展层面。如果制衡“一带一路”、围堵中国是印太战略的题中之义，那么其必然不会仅止于印度，势将进一步向西、往南拓展。近年来，印太大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动向便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意图与趋势，特别是中国在印度以东至太平洋方向上已然面临战略压力，若再忽视西印度洋地区及印太大国在此间的系统部署，或会形成战略视野盲区，使中国西出印度洋亦有受阻之虞。基于此，本文旨在揭示西印度洋及至非洲一带（简称“西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特别是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的新含义，系统梳理印太大国对该地区的战略认知与全面部署，分析其对中国地区利益的潜在影响，并探讨中国可能的战略应对路径。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西印度洋地区

从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发表《两洋交汇》演说开始，“印太”（Indo-Pacific）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相关国家的官方话语体系。印太大国围绕这一概念逐步形成相关区域战略及彼此协同机制，大体经历了一个印日早期推动、美国提格定调、法英等欧洲国家紧密跟进的过程。2015年，在印度莫迪政府与美、日分别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亚太与印度洋即印太被明确作为勾勒其双边战略合作的新地域。2016年，在肯尼亚召开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安倍首相正式提出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7年，美、日、印、澳亦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主题，重启沉寂多年的四边安全对话。2018年，特朗普政府批准并开始实施《印太战略框架》；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于2019年先后推出各自的印太战略文件。法国、德国、英国紧随其后，分别于2019年、2020年及2021年出台了《法国印太战略：打造包容的印太》《法国印太防务战略》《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及外交政策整体评估》等官方文件，并在此后几年中不断更新完善，系统阐释了三国针对印太地区的政策主张。

印太首先是个“两洋”概念。“Indo-”所指先是从非洲东海岸直至马来群岛—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广袤印度洋，包括本文关注的西印度洋，也指域内大国印度。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印太战略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印太大国对印度及其以东地区的战略考量与布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学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印太地域认知的高度关注有关，但无论从美国战略出发点还是现实演进来看，对西印度洋乃至非洲的政策都是其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除美国之外，不管是印太理念的首倡者日本、印度，抑或印太战略紧密追随者法、英等欧洲大国，从西印度洋到非洲也都是其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0世纪，随着美国国力及全球影响不断增长，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最为关键的地理区域逐渐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相比之下，美国曾经对与其国土并不直接相连的印度洋“几乎毫不在意”。法、英、印等传统盟友或价值观盟友对印度洋地区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在印度洋的后顾之忧。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洋地缘政治与经济重要性提升，美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也有所增加。特别是中国日益崛起使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重心夯筑了新的根基，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警惕、针对进而遏制中国的目标日渐明确。从亚太到印太的话语转变本身，也体现了防范制衡中国在印度洋崛起、维系美国在两洋主导优势的战略意图。战略表述层面，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印太的范畴描述为“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在2020年新德里的“瑞辛纳对话”上，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Matt Pottinger）将之拓展为包括非洲大陆东海岸。在2022年拜登政府新版《美国印太战略》中，印太则被进一步扩展为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线直至印度洋的广大地区。

因高度依赖能源、资源及相应海上运输通道，印度洋地区对日、印两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作为其毗邻海域，印度洋还对印度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如其海洋战略奠基人潘尼迦所言，“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日本从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伊始，就一直强调两洋加两洲的概念，即在传统太平洋和亚洲的基础上将印度洋和非洲都明确列入印太范畴。印度对印太构想的践行主要通过与其既有对外战略有机结合，而其“西联”“南控”政策，特别是2015年出台的新版海洋安全战略，均高度彰显了西印度洋及其域内与沿岸国家对印度的战略重要性。从2015年莫迪政府与美、日分别达成的两项联合声明来看，印度对印太的地域界定也明确涵盖了从非洲到东亚、横跨印度洋直至亚太的广泛区域。

作为沟通欧亚贸易的重要通道，西印度洋对法、英等国也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此外，由于在印度洋占有大量领土与属地，法国自称“理所当然的印太国家”，并将印太明确定义为从东非海岸到美国西海岸的广阔地区。英国在印度洋海域也据有一片争议领地，即位于马尔代夫以南、本属毛里求斯的查戈斯群岛（Chagos Archipelago）。这些海外领地的存在使法、英等国几乎本能地将西印度洋地区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也曾表示，“从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属于印太区域。”

尤为重要的是，出于维持地区均势、大国身份及与美国关系的考量，日、印、法、英等国均在其印太战略文件中明确或暗示应对、控制乃至反制中国崛起的目标，仅是程度有所不同。即使是力图彰显战略自主性的法国，鉴于其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及相似的价值观底色，也难以在中美之间真正维持等距外交。它们都想通过掌控西印度洋，在战术层面阻碍中国西进印度洋直达非洲，在战略层面则可施压“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遏制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借用历史学家王赓武的评论，“如果英美人和印度人能够将一个弧线从日本一直完整地划到印度，并得以遏制中国……他们才会感到安全……将中国人拒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之外，是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事实上，美国军方早在2012年就明确提出，沿西太平洋和东亚进入印度洋和南亚这条与美国经济、安全利益不可分割的海上弧线，也即从太平洋关岛到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乃是美军在两洋开展前沿部署的“基本使命线” ，旨在阻遏中国走向印度洋及更远海域。

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

本文所谓“地缘战略价值”，主要是指特定地区以其地缘位置或地理特性对一国具有关键、全局与长远性影响的价值，至少表现在战略生存价值与战略发展价值两方面。战略生存价值强调对一国的基本生存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价值，如领海对宣示与捍卫国家主权的意义，海上通道对确保（特别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矿产资源供给与国际贸易流通的作用等。战略发展价值指通过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拓展必要的战略纵深等方式助力一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价值。当然，上述战略价值也能被影响和利用，作为限制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手段，从而成为一种反向的战略遏制价值。

进一步讲，不同大洋或海域对特定国家地缘战略价值的大小还受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及一国海陆地缘关系（如邻海与隔海、浅海与深海、近洋与远洋）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一国的邻海（与国土直接毗邻）通常比隔海（与国土隔陆相望）具有更明显的战略生存价值，特别是在领海主权层面。倘若邻海发展受阻，隔海的战略生存价值则可能相应提升。以中国为例，在与之关系最紧密的两洋之中，虽然太平洋作为邻海重要性更为显著，但在太平洋方向上的发展困境则相应提升了作为隔海而常被低估的（西）印度洋的战略意义。

综上，本文认为，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尤其体现在生存安全与发展利益层面；而在美、日、印、法、英等大国联手构建印太战略与协同网络并试图遏制中国的背景下，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拓展发展空间、防止“西出”受阻更具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生存价值

西印度洋对中国的战略生存价值首要体现为其是重要的能源、资源海上运输通道。截至2022年，石油、天然气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合占26.4%，而且在中短期内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在2020—2021年已分别超过70%和40%，其中从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口的石油超过进口总量的70%，此外还从卡塔尔、阿曼、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中东与非洲国家进口天然气，这些油气资源绝大部分经由印度洋（航线1和航线5）运回中国。

此外，在核心产业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的背景下，西印度洋航道还对中国其他战略性矿产的进口有关键作用，很多矿产主要来自非洲。如大宗金属矿产中，2023年中国约81.5%的铬矿砂来自南非（对外依存度近100%），65.3%的锰矿砂来自南非和加蓬（对外依存度达88%），超过70%的铝矿砂来自几内亚（对外依存度为55%）。近年来，随着全球大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一些非洲（与拉美）储量丰富的关键矿产，如稀土、锂、石墨、钴、钨、铟、氦等，日益成为大国关注与争夺的资源。如中国的钴矿石几乎全部进口自刚果（金）；坦桑尼亚、安哥拉、肯尼亚等国的稀土矿，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的锂矿，赞比亚、刚果（金）等国的铜矿，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等国的石墨，对中国高新产业发展也极具战略价值。这些大宗与关键矿产也主要经由印度洋（航线5和航线6）运往中国。

上述三条航线对中国能源资源进口至关重要，西印度洋的地缘生存价值进一步凸显。如若能加强西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加上“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及中缅孟国际大通道，或可有效提升中国能源资源供给通道的多元化，切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但若在西印度洋地区准备不足，印太大国在这一地区业已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战略部署，则可能从印度洋方向阻碍中国海上通行。

（二） 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发展价值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通过开拓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经济合作，可以充分利用过去40余年在基建、贸易、投资等领域积累的经验与优势，继续维持并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拓展战略发展空间有双层含义。一方面，如前所述，美国从冷战时期起就通过与部分东亚国家建立同盟体系、开展防务合作、打造三大岛链等方式在中国的东、南一侧安排部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太平洋方向的活动及自由度。因此，发展和强化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对中国向西往印度洋方向拓展地缘活动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30余年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发达国家，这一过程在给中国带来大量资金、技术和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加深了中国对主要经贸合作发达国家的依赖，并可能在中美（中西方）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成为中国的掣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益于新兴市场的培育开拓及中国经济交往对象的多元化，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完善国际规则与秩序。从这一意义上讲，发达国家自2021年以来提出的各类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基建计划，以及从2023年起对“全球南方”概念的战略运用（特别是试图重新定义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角色），均反向证明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对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谋划赋予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独特的战略发展价值。西印度洋及其域内、沿岸所及之中东与非洲是“一带一路”倡议辐射的重点区域，通过加强在西印度洋的战略部署、夯实与周边国家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向西往印度洋方向拓展地缘活动与战略选择空间。从这一角度出发，西印度洋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中国（拓展共同发展空间）与印太大国（压制中国发展空间）在中国西南方向的战略交锋处，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大国不仅高度关注中国在西印度洋上的一举一动，更极尽舆论造势、外交施压等手段，欲将中国的战略支点与影响力排挤出西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

如早在2009年前后，印太大国就开始针对中国在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的建设大肆炒作所谓“珍珠链战略”。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及此后在非洲之角国家吉布提兴建海军保障基地，使印太大国对中国在西印度洋的经济影响力与军事存在更为忌惮。2015年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吉布提时，还曾试图阻拦中国建设海军保障基地。还有西方学者明确建议美国构建“第四岛链”和“第五岛链”， 以应对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强的影响力。2019年以来，在海牙国际法院明确判决英国非法占据毛里求斯的查戈斯群岛后，英国仍拒不归还的重要考量之一即是以迪戈加西亚基地的至优位置牵制中国，有议员甚至将中国可能租用迪戈加西亚岛作为不能归还岛屿的理由。美国则声称将“毫不含糊地支持”英国对迪戈加西亚岛的“主权”。2024年10月，英国在国际压力下同意归还查戈斯群岛，但仍然对迪戈加西亚岛行使主权以确保岛上基地能够正常运转至下个世纪。总体而言，近年来美欧对非战略日益以大国竞争为导向，力图削弱中国在西印度洋—非洲地区的战略存在，这恰恰反映了西印度洋地区对中国拓展战略发展空间的重要价值，也凸显了中国加强在此区域战略布局的必要性。

印太大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全方位部署

以美、英、法、日、印为代表的印太大国在西印度洋地区部署由来已久，部分国家早就在此洋域及沿岸重点国家建基地、派驻军等，而且始终重视这一战略要冲，即使在冷战结束或海盗消散后仍不退弃。印太战略的出台不仅激活了上述国家在西印度洋地区建立的战略据点，更引发它们进一步加强在此区域进行军事、经济、外交举措一体化的综合战略部署。

（一）“硬”部署：军事据点与防务合作

出于各自战略诉求，特别是防范遏制中国的立场，印太大国根据不同地缘或历史的“势力范围”，迄今已沿阿曼湾—亚丁湾、非洲东海岸、西印度洋群岛直至印度西海岸一线，在几乎所有关键位置巩固或新建军事据点并驻军，同时向东道国提供军事援助与安全保障承诺以获取在当地采取军事行动的便利。

1.阿曼湾—亚丁湾。美国与阿联酋签有防务合作协议，至少设3个美军基地及若干后勤保障仓库，驻扎美军5000人，其中杰贝阿里港可供美军停泊航空母舰。2009年起，法国首次在非法语区的阿联酋兴建海陆空基地，并驻军700人。澳大利亚也在阿联酋有军事基地及500人驻军。美国早在1980年就与阿曼签署协议，美军可使用该国诸多港口、机场及仓库等。“脱欧”后的英国也加紧在这一带部署军力，2018年在阿曼新建永久性海军基地，服务巡弋印度洋的航母，并驻军400余人，此外还获准使用阿曼及阿联酋的空军基地。

近年来，印度通过共同制造国防装备及定期举行联合军演等方式，加强与阿联酋的防务合作。2018年，印度与阿曼就在杜格姆港设立后勤基地达成协议，该基地现已启用。印度还从2014年起升级改造伊朗恰巴哈尔港（距中国参与投资的瓜达尔港约100公里），并争取该港的长期运营权。近两年间，日本也开始加强与阿曼的军事对话，并与阿联酋达成武器装备及技术转让协议。此外，西印度洋海域还存在若干由欧美主导的多国海上行动，如联合特遣部队（CTF-150、151、152）、北约的“海洋盾牌行动”及欧盟的“阿塔兰特行动”等，护航范围从波斯湾一直延伸至索马里东岸。印度、日本则在亚丁湾地区独立巡航。2024年初，美国组建多国海上联盟应对红海安全危机，随后美英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打击，澳大利亚等国提供支持。

2.非洲东海岸。法国很早就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20世纪后期以来法国不断缩减海外军力，但仍保留吉布提基地及1500人驻军，这是法军在海外（除自身海外省及领地外）最大基地。2002年，美军进驻吉布提原属法国的莱蒙尼尔军营并进行大幅扩建，派驻海、陆、空及海军陆战队4个兵种和一个无人机部队，总人数超5000人，该营成为美国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并供英军使用。2011年，日本在吉布提建立其二战后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驻军180人。2018年，印度通过与日本签署双边后勤支持协定获准使用这个基地。在索马里，美国至少有5个临时军事基地并驻军500人。

在肯尼亚，英国设有其在非洲唯一的军事基地，并通过双边防务合作协议获准每年派6个步兵营至肯尼亚轮训；美国则在肯尼亚的蒙巴萨、曼达湾及瓦吉尔拥有若干基地；过去几年里，法国、印度也开始加强与肯尼亚的海上安防合作。除吉布提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南苏丹及至埃及一线国家作为其在非洲的重点合作对象。自2021年起莫桑比克北部局势不稳，为美、英、法等国加强与莫桑比克的军事及海上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美国不仅派特种部队培训莫桑比克海军，还在2022年将莫桑比克列入美国《全球脆弱性法案》优先适用的5个国家和地区之一。欧盟也以打击海上犯罪、保护海洋环境等为名，资助并推动“西印度洋海上安全部长级会议”机制化，美、法、澳、印、日等均参与。

3.西印度洋群岛至印度西海岸。法国早与西印度洋诸多岛国结有防务合作协议，从而可以使用马达加斯加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在其领空及沿海水域享有完全行动自由；向科摩罗提供领海保护、空军监视等服务，并派遣技术专家及少量驻军；还派其南印度洋部队驻守海外省留尼旺和马约特，在两岛均有海军基地并驻军近2000人，该部队还长期与毛里求斯开展防务与海上安全合作。

2009年美国与塞舌尔签署协议，获准在其国际机场旁设无人机基地，并部署具备进攻和轰炸能力的“收获者”号无人机群，2021年塞舌尔成为东非第一个与美国签署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协议的国家。2013年美国与科摩罗达成协议，美军事人员获准在特定情形下进入该国。尤为关键的是，美国长期租用20世纪60年代英国在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岛兴建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租期至2036年），并于本世纪斥资两亿美元进行更新改造。该岛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印度洋正中心，战机从这里起飞数小时即可抵达海湾、中亚及中国南海等地区，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都曾被用作美军进攻与空袭的出发地；岛上储有大量军用物资并驻军千余人，其机场、港口分别可供大型轰炸机起降与航母停靠，还可充当核军事平台，故被称为美军在印度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此外，2020年9月，美国还与马尔代夫签署防务合作协议，约定在军事演习、后勤支持、情报共享、军事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自2019年起频繁举行联合军演。

2006年印度在马达加斯加北部设立其在海外的第一个监听站，用以监控他国在非洲东海岸的活动，2018年与马达加斯加签署加强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2015年莫迪上台后积极谋求在塞舌尔阿桑普森岛设立军事设施；在毛里求斯海岸布置监视雷达，并且从2018年起在毛里求斯阿加列群岛秘密兴建军事设施。自1988年以“协助平叛”为由进入马尔代夫后，印度在该国驻军已超30余载，2018年进一步加强在马尔代夫的军事存在。2019年印度又与科摩罗就加强海上防务合作达成谅解备忘录。

印太大国依不同地缘或传统关联在西印度洋的部署各有侧重：美国在临近其中东军事重镇的阿拉伯海北部地区优势更为明显，欧洲特别是法、英两国则因历史渊源迄今仍在非洲东海岸及西印度洋群岛保有相对稳固的“势力范围”，印度不断试图加强对西印度洋群岛国家的影响乃至控制，日本则抓紧一切机会突破本国宪法对其海外派兵的限制，拓展其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及与域内、沿岸国家的军事交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印太大国看似各自为政，但实则互相扶持，凭借相对稳固的同盟或伙伴关系，特别是彼此间错综复杂的防务合作安排（见图1），在必要时可以很快实现设施、装备、人员、信息等方面的合作共享，协同行动，以增强诸方在应对共同目标（如中国）时的能力。从这一角度讲，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印太大国联手构建一条从美军中东基地，沿亚丁湾—非洲东海岸—西印度洋群岛延伸至美军迪戈加西亚岛基地的战略防线，这一“西印度洋战略链”旨在制约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活动空间。

（二）“软”部署：经贸投资与发展援助

除在西印度洋地区关键位置设立军事据点、进行防务安排以外，印太大国还以不同方式强化针对域内及沿岸国家的经济外交，力图对冲或削弱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影响力。其中，对阿联酋、阿曼、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等具有一定经济规模或拥有重要矿产资源的国家，主要以经贸投资为主；对经济规模较小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马达加斯加等西印度洋上的岛屿国家，则以提供发展援助为主。

1.阿曼湾—亚丁湾。美、英、法对海湾地区第二大经济体阿联酋有着大量投资，特别是在金融、高新技术和油气及新能源等领域。2009年美国即与阿曼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英国曾长期是阿曼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国。印度和日本与阿曼湾—亚丁湾沿岸国家的经济合作则更多出于能源进口与外交战略（尤其是印太战略）的考量。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继20世纪80年代英迪拉·甘地之后首次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后几年间印度不仅跃升为阿联酋第二大贸易伙伴，大幅提升双边投资力度，还与阿联酋达成数份长期大额能源合作协议。2023年12月，印度与阿曼签署《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联合愿景文件，并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在2023年9月新德里G20峰会上，美国推动印度与阿联酋、沙特及欧盟等多方共同签署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走廊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经济一体化。2022年日本与阿联酋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并很快在能源、工业、太空、高新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达成23份合作协议与备忘录。同年，日本还与阿曼就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及共同开发绿氢能源初步达成协议，并表达了在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与阿曼加强合作的意向。

2.非洲东海岸。对非洲东海岸及西印度洋岛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外交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无论在能源、资源、市场方面的经济意义，还是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外交价值（如非洲是日、印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大票仓），对日、印两国而言都非常重要。加之日本在海外军事部署上受限制，更适合选择经济渗透为替代，实现对关键地区的长期布局。两国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兼顾能源合作等传统核心关切领域。

日本支持并积极参与非洲大陆的经济走廊建设，主要包括途经刚果（金）、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肯尼亚的“北部走廊”和途经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的“纳卡拉走廊”，沿途多为非洲矿产大国。投资战略性港口也是日本的突出特色之一，如上述两走廊连通西印度洋关口的肯尼亚蒙巴萨港和莫桑比克纳卡拉港，以及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港等。参与印度洋沿岸重点港口的建设与运营，既服务于日本确保非洲矿产资源供应的经济目标，也因这些深水港的军事适用性而具有安全战略意义。

近年来，印度也试图乘日本资金、技术与基建实力之东风，通过与日本携手推进在中东、非洲的基建工程，与中国竞争抗衡。2017年5月，莫迪在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上提出与日本联手打造“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亚非增长走廊”从提出至今实际进展寥寥，但在近年西方国家大力推动全球基建的背景下，该计划的相关构想可能被重启或融入西方国家新近提出的各类全球基建计划之中。尤以建设连通非洲东海岸与印度西海岸的海上走廊为重点，因此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及西印度洋岛国等非洲国家均被作为优先合作对象。2023年10月，印度将与坦桑尼亚的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举被认为是进一步落实“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的行动之一。

美欧国家传统上侧重在西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并以安全保障换取地区影响力，但近年来出于同中国开展能源、资源及影响力竞争等战略考虑，也开始与沿线一些重点国家加大经贸合作力度。英国在2021年发布的《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报告及其2023年更新版中，都将肯尼亚列为重点合作伙伴，这是其重点合作伙伴中屈指可数的非洲国家。拜登上台后开始调整对以肯尼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关系，并于2022年与肯尼亚启动战略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谈判。法国也将肯尼亚作为拓展与非法语区非洲国家关系的重点合作对象。

自莫桑比克沿海发现世界级储量的天然气资源后，埃克森美孚（美）、壳牌（英）、道达尔（法）、三井（日）等跨国企业竞相投资，西方国家金融机构也纷纷提供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承诺向道达尔提供47亿美元贷款，并通过其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向埃克森美孚提供15亿美元的主权风险担保，两者合计构成美国政府在非洲最大的投资项目；英国出口信贷公司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也分别承诺向道达尔提供11.5亿美元和5.4亿美元贷款或担保。

对近年陷入严重电力危机的南非，美、法、英、德与欧盟于2021年宣布提供85亿美元资金，助其进行清洁能源转型。此外，2021年以来美欧还通过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门户”“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一系列海外基建计划，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2023年10月首届“全球门户”论坛上，美国、欧盟与安哥拉、刚果（金）、赞比亚等多方就开发连通上述三国颇具战略价值的“洛比托走廊”及赞比亚—洛比托铁路支线签署合作备忘录，并承诺提供融资支持，企图以此在非洲基础设施及关键矿产领域与中国形成有力竞争。

3.西印度洋群岛至印度西海岸。印太大国，特别是美、印两国不断加大对塞舌尔、毛里求斯、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西印度洋上岛屿国家的经济外交力度，战略意图同样指向中国。毛里求斯是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最大受益国之一，在该机制下向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成为其重要经济支柱。由于该国民众近七成为印裔，毛里求斯与印度的关系历来紧密，2021年在中国与毛里求斯签署自贸协定仅数月后，印度与毛里求斯达成《全面经济合作与伙伴关系协定》，这也是印度首次与非洲国家订立双边贸易协定，同年印度还向毛里求斯提供1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印产）防务装备。

对近邻马尔代夫，截至2020年，印度据称已向其提供超20亿美元的贷款与无偿援助，以强化两国战略关系并确保马尔代夫在地区事务中优先考虑印度利益。美国则从2018年以来向马尔代夫提供3600万美元发展援助，还在“孟加拉湾倡议”下提供超过1000万美元军事援助以支持其海上安全能力的提升。对近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印太大国一方面批评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经济援助提升自身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202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斯里兰卡提供近1亿美元发展援助，还通过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其中小企业提供1.2亿美元资助等，2023年又向其提供5.53亿美元贷款用于科伦坡港深水码头开发。印度则承诺向斯里兰卡提供40亿美元贷款用以支持其国内基建与经济复苏。

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及发展战略

对比印太大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长期、系统性布局，特别是与由军事基地、军事联盟和军事设施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军事存在不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主要以与域内及沿岸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开展经贸交往为主。过去十余年中，中国分别与巴基斯坦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与莫桑比克（2016）、肯尼亚（2017）、坦桑尼亚（2022）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南非（2010）、阿联酋（2019）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与阿曼（2018）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与包括西印度洋域内及沿岸在内的中东和非洲国家之间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已然发展成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之一。

中国还参与西印度洋地区部分国家港口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非洲之角的吉布提港，坦桑尼亚的巴加莫约港项目经历多次调整后也在推进。中国参与这些港口建设的性质主要是企业主导的商业工程承包、投资与运营（见表1），除吉布提港被部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保障基地之外，其他港口均未标示军事功能。但鉴于这些港口的地缘位置、中方参与主体的特征（多为国有企业）及印太大国的猜忌，中国正常的商业行为往往被政治化，并被部分印太大国以负面舆论渲染（如炒作所谓“军事基地论”“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乃至暗箱操作等方式设置重重障碍。

此外，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于2008年12月起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进行常态化护航，与多国护航力量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十余年来，中国海军常态部署3—4艘舰艇参与护航，迄今共派出42批编队前往亚丁湾为数千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包括成功执行从利比亚（2011）、也门（2015）及苏丹（2023）的3次撤侨任务，其中2015年也门撤侨是中国首次动用军舰直接靠泊外国港口执行撤离任务，总共出动3艘军舰先后转赴三国四港一岛，最终分5批将962名中外公民安全撤离也门。

除向亚丁湾派遣护航舰队以外，中国海军对包括西印度洋地区在内的港口访问也不断增多，从此前的每年不足3次发展到近年平均每年15次左右，访问之处遍及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塞舌尔、斯里兰卡等非洲东海岸及西印度洋群岛国家。2019年11月和2023年2月，中国还与南非、俄罗斯分别在开普敦（非洲西南海岸）和德班—理查德湾（非洲东南海岸）附近海空域举行三边联合演习。上述护航、访问及联合军演等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中国海军在西印度洋等远洋海域的行动能力。

尽管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活动范围及频度在过去十余年间有较快增长，但鉴于“走出去”时间尚短，无论中资企业的行动经验还是中国海军的投射能力都与印太大国有一定差距。同时，受历史原因、外交原则等因素影响，中国与西印度洋域内及沿岸国家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亦难与印太大国相提并论。因此，无论是保障西印度洋航道安全（战略生存利益）还是向西拓展发展空间（战略发展利益），中国都面临较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审慎但切实” 地加强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

战略层面，应跳出传统亚太观念的束缚，从亚非两大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两大洋的海陆联动大格局中，全面认识美国主导的多国协同印太战略，切实提升对西印度洋地区（包含域内及沿岸国家）地缘战略价值的认知，警惕印太大国在这一地区长久以来不断加强的全方位部署及可能对中国造成的潜在威胁，为应对挑战做好战略规划与相应准备。

战术层面，首先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西印度洋域内及沿岸国家多交朋友，在给中国创造更多潜在机会的同时，尽量减少印太大国在相关国家“排中性”部署的数量，以及避免过度依赖少数关系紧密国家带来的脆弱性风险。这一过程中应理解并尊重大多数国家希望保持战略自主，不愿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的合理诉求，以及利用部分国家与美、英、印等印太大国因主权、利益、文化等因素业已存在的微妙裂痕，积极争取更多伙伴，包括如前所述西印度洋上那些体量虽小但地缘战略重要性极高的岛国，重视并发挥这些国家在西印度洋地区的作用。

其次，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中东、非洲已然建立的积极紧密的经贸与外交联系，不断夯实与西印度洋域内及沿岸国家的伙伴关系。中国不应复制印太大国以军事部署为核心的传统模式，而要坚持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结合自身优势，继续大力发挥经济实力及对外经贸合作的吸引力与撬动力，同时辅以区别于西方霸道强权做派、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灵活务实外交，在充分尊重他国主权、利益与文明的前提下，从与域内国家真正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推进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再次，应将落脚点放在战略支点建设上。归根到底，保障中国在该地区海上通道安全及战略纵深，需要构建适量的战略性支点，借此为途经西印度洋的中国商船及军舰等提供停靠、补给与维修等后勤服务，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域内战略性港口的投资、建设特别是后期运营的参与力度，在此过程中除尽可能使合作的国家和港口多元化之外，在港口项目的投建营过程中也应充分综合战略与经济考量，不宜只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

最后，应适度增强中国海军在西印度洋的行动能力。加强与域内及沿岸国家的双边军事交流，更多参与以共同维护西印度洋海上安全为目的多边机制（特别如“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西印度洋海上安全部长级会议”等），通过加大与相关国家在信息互通、技术共享、共同护航乃至联合军演等方面的合作，提升中国海军在西印度洋域的行动能力与经验。

结语

近年来，美国及其同盟伙伴为应对中国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加紧建构“印太”这一新的地缘概念与战略规划。国内学界对印太战略的研究对西印度洋地区的系统关注相对不足，但事实上无论在政策还是实践层面，西印度洋地区都是印太大国战略规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服务各自利益外，印太大国掌控、主导这一地区，还便于它们制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限制中国向西进入印度洋的战略空间。有鉴于此，过去十余年间印太大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在西印度洋及其域内、沿岸国家包括设立据点、防务合作、经贸投资、发展援助等在内的战略部署，尤其是美国已明显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延伸至非洲与中东地区。西印度洋地区在确保中国进口油气能源与关键矿产的航道安全层面本就十分重要，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对中国拓展西边、印度洋方向战略发展空间的地缘价值愈发凸显。但总体而言，中国在西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存在在广度与深度上与印太大国相比仍有提升空间。为防范印太大国在这一地区进一步打造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与战略发展的环境和空间，需要充分发挥经济与外交优势，深化与域内、沿岸国家的全面合作与伙伴关系网络，继续加大海外港口与战略支点建设，增强中国海军的远洋行动能力，以维护国家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利益与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陈雅慧）

(本文刊发于《中国非洲学刊》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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