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种农药迅速在中国农村普及，它叫百草枯。
几块钱一瓶，见效极快，杂草两三天内枯死，农民拍手称好，农业产量也随之提升。
可短短几年后，这个好东西就成了死亡之水，而百草枯的核心研发者李德军，也因此心怀愧疚。
其实，百草枯不是在中国发明的，最早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彼时它被视为农药界的革新，凭着灭草速度快、成本低、遇土钝化不残留等优势，很快风靡欧美。
进入80年代后，这种药物以进口形式进入中国，但价格昂贵，难以推广。
到了1996年，李德军接到任务，要研发国产百草枯，他是山东省农药研究所的副所长，平时话不多，但做事扎实。
他带着团队反复实验、改进工艺，终于在2000年把国产百草枯推向市场。
红太阳公司获得技术转让后，产品迅速铺向全国农村，价格降了，效果没变，农民用了都说好。
那几年，李德军常常被请去做报告，说他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是中国农药工业的英雄。
但与此同时，一个他始料未及的现象悄然发生了。
2001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医院陆续接到因百草枯中毒的病人，这些人不是喷药时不小心吸入，也不是误食作物残留，而是直接喝下去的，短短几年，死亡人数飙升，从每年几百人增加到了上千人。
喝百草枯的人，有的是想吓吓家人，有的是一时冲动，甚至还有小孩因吵架而误服。
一个9岁的小男孩，因为跟同学吵架，一气之下喝了家里的百草枯，抢救无效死亡，还有一位母亲，为了教训丈夫，喝了一口，结果在医院躺了20多天，意识清醒地慢慢死去。
更令人心碎的是一些农村孩子，因家庭矛盾误服百草枯后，短短几天内器官衰竭，肺部纤维化，最终窒息而亡，他们虽然全程清醒，可医生也无能为力。
百草枯的毒性太强了，成人只需喝下区区3到10毫升，就可能致命，即便喝下后立刻催吐、洗胃，也很难救回来。
它不像其他毒物会迅速昏迷，反而让人保持清醒，直到器官一个个衰竭，最后痛苦死去。
更可怕的是，它曾是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跟水一样，很多孩子误以为是饮料，也有老人当成凉茶喝下。
2004年，国家开始要求在百草枯中添加催吐剂和染色剂，李德军也想尽办法改进配方，比如让它变成不好喝的颜色、加入臭味剂、甚至改成固体胶剂。
结果却是，那些真正想喝的人，依然喝了。
2014年，国家正式撤销百草枯水剂的生产许可，两年后禁止销售和使用，到2020年，中国全面禁止百草枯可溶胶剂销售，也就是说，从那以后，这种药物在中国彻底下架。
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些人从黑市购买，有些农村家庭还留有库存，而且中国每年仍然向国外出口4000吨百草枯，占全球产量一半。
有人说，百草枯不是罪魁祸首，是那些轻生的人错了，也有人说，既然它杀人那么快，就不该存在，还有人提出讽刺的观点，火车也能撞死人，难道火车也要禁？
但更多的声音开始理性，工具没有对错，关键在于使用的人和社会的引导，百草枯毒性确实高，但它也确实帮农民除过草、提升过产量，一刀切禁用，是不得已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善恶判断。
这场风波，也暴露出现在很多人心理健康的短板，很多人情绪崩溃时，没有人倾诉，找不到出口，百草枯便宜、易得、有效，成了不该成为的解决方式。
媒体开始呼吁，要加强生命教育、心理干预，让人知道生命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东西。
政府也在行动，除了禁令执行外，还在推动替代品研发，清查非法销售，学者建议包装要更难打开、气味更刺鼻，还要提高购买门槛，甚至限制个人购买。
李德军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他自己为这项发明愧疚了二十多年，每次看到新闻里有人因为百草枯去世，心里就像被刀割。
他曾经为自己的技术骄傲，后来却只能把这份愧疚埋在心里。
他是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发明的是农药，不是毒药，只是这个世界总有漏洞，让一瓶农药变成了很多人生命的终点。
也许问题不在百草枯，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对待冲动、痛苦和绝望。
也许真正需要除草 的不是田地，而是我们对生命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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