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15日，北京西直门车站的夜风仍带着料峭寒意。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被南京军区派来的联络员搀扶着走下硬座车厢，他叫鲍君甫。就在十几分钟前，陈赓让警卫连打来电话：“老朋友到了，务必接稳。”
从南京到北京不过一夜，可鲍君甫心里七上八下。两年前，他还在下关路口摆烟摊。1954年秋，他鼓足勇气写信给陈赓，信纸很薄，字却颤抖——生活确实难，三个孩子读书，全靠一点零散稿费。短短两页，没有一句埋怨，只求“得一碗热汤”。信寄出不到十天，陈赓的回信就到了：“我曾托南京公安局照顾您，具体困难再告。”这一句，把老人支撑到今天。
拉回到1928年5月，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里，鲍君甫与陈赓第一次握手。那时他化名杨登瀛，表面是中统驻沪特派员，暗地却给中央特科递情报。陈赓开门见山：“敌人密网扎得紧，你愿不愿扯开一个口子？”鲍君甫端起冷咖啡，轻声答：“只要救得了人，这碗咖啡算交押金。”简短一句，决定了他此后三年的危险行当。
随后，租界巡捕房、淞沪警备司令部、英捕房等处，频频出现鲍君甫的身影。他向中统递上一份无关紧要的“胜利战报”，又悄悄将真正情报塞进陈赓随身的皮手套。1930年那场针对周恩来的诱捕行动，正因鲍君甫一句“务必设法确保周恩来的人身安全”，才让中央提前布置，黄第洪就此被清除。有人说这只是惊险小说，档案却一页页写着事实。
1931年，顾顺章叛变。鲍君甫被捕，南京宪兵司令部夜里灯火通明，刑讯时有人吼：“说还是不说？”他一声不吭，只冷笑。半年后，张道藩活动使他出狱。最灰暗的日子里，他只记得陈赓临别那句：“以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绝不会忘记你。”
抗战爆发，他被任命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却已心灰意懒。1949年春，解放军进城，他没跑，只把公函丢进下水道，转身去摆摊。镇反登记开始，他自认曾立过功而未报，结果还是被捕。法庭准备重判，他冲着审判长说出陈赓的名字。此举并非豪赌，而是相信那句旧约。
1951年11月，陈赓从朝鲜战场寄来的亲笔信抵达南京，“鲍与我党关系确实存在，贡献颇大。仍以注意、管制为好。”法院态度立即改变，最终改判管制一年。对外人看来，他逃过一劫；对他而言，这只是昔日承诺兑现的第一步。
管制期满，生活依旧困顿。陈养山已任司法部副部长，得知情况又去信南京公安局，“鲍君甫当年服务隐蔽战线，理应协助。”补助款很快批下，却因手续复杂拖到1954年才发到他手中。于是那封求助信被寄往北京。
再说回1956年的北京。鲍君甫在协和医院装了整口假牙，换上呢子军大衣，照相时还欠好意思地笑——几十年来第一次吃硬花生米没磕牙。随后，他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游故宫，看军事博物馆。离别那天，陈赓拍拍他的肩膀：“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老人只回答四个字：“受之有愧。”
1957年起，南京公安局固定给鲍君甫每月补贴一百五十元。陈赓每次过江东去南京，都要顺道坐一会儿，聊不了大事，只问菜价、问孙子识字没。1961年秋，陈赓在上海病重弥留，身边人听见他轻轻提到鲍君甫的名字。那年冬天，鲍君甫在南京的冷巷里点了一柱香，拄杖站了一小时。
1969年12月，68岁的鲍君甫病逝。临终前，他叮嘱子女：“我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只做过自己该做的事。”周恩来获悉后立即批示：“其家属生活要顾。”简单一句，延续了旧情。
二十世纪中国的隐蔽战线曲折复杂，档案上的数字冰冷，却掩不住人情温度。鲍君甫既不是典型烈士，也谈不上完美无瑕，他的抉择更多来自朴素善念。陈赓、陈养山乃至周恩来对他的关注，同样源于一句话——答应过的，就要做到。凡此种种，正构成了那段历史中最不显眼却最有力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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