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没有经过我手，我不是书画鉴定家。”
最近“南博仇英江南春”事件持续发酵，这次媒体将矛头对准了南博的前院长徐湖平，面对官媒的质疑以及网友的穷追不舍，对此他对事件进行了回应。
他对媒体诉苦，自己血糖高、前列腺不好，退休快二十年了，什么都不管了，然而，对此网友并不买账，很快媒体的发现彻底打脸了徐湖平。
事情的起点，看起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艺术品拍卖预展，2025年5月，北京一家拍卖行的预展大厅里人来人往，藏家、掮客、媒体、投资人挤在一起，讨论的无非是价格、行情和升值空间。
在众多展品中，一幅标价8800万元人民币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格外显眼，灯光打得很足，介绍牌写得很满，一切都在按照一件“市场明星”的标准流程运转。
但就在这幅画前，站着一位情绪完全不在这个商业语境里的人，庞叔令，她不是来竞拍的，也不是来看行情的。
对她来说，这幅画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因为在她的记忆和家族档案里，这幅画早在1959年，就已经被她的父亲庞增和，连同其他135件文物，一起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
那次捐赠，在当年是有明确记录的，庞家不是普通收藏家庭，父辈庞莱臣是近代中国极有名的书画收藏家。
新中国成立后，庞增和选择把家族最重要的一批藏品交给国家，没有谈价格，也没有附加条件。
这批文物后来被南京博物院正式接收，形成了完整清单，按照常识理解，这些东西此后应该长期保存在博物馆库房里，成为国有馆藏。
可现在，这幅画却以“私人藏品”的身份，堂而皇之地站在拍卖行里，等待被再次交易，这种反差，对庞叔令来说不是震惊，而是寒意。
她很清楚，这不是一件“流落民间后被发现”的文物，而是一件有明确捐赠来源、有国家接收记录的东西。
事情很快升级，拍卖行在舆论压力下紧急撤拍《江南春》，但这并没有平息疑问，相反，它让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这幅画能从博物院“消失”，那清单上的其他东西呢？
庞叔令随即申请进入南京博物院，对当年父亲捐赠的136件文物进行核查。结果很快出来了，问题远不止一幅画。
除了《江南春》，捐赠清单中还有北宋赵光辅《双马图》、王绂《松风萧寺图轴》等共5件文物，下落不明，这意味着，并不是个别失误，而是成体系的“脱库”。
面对舆论质疑，南京博物院给出了官方解释，院方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不是丢失，而是“按规定处理”。
他们表示，这几件书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被鉴定为赝品，既然是假的，就不具备文物价值，因此在九十年代，根据当时的政策，被作为非文物“划拨调剂”出库。
如果只看文字表述，这套说法似乎是自洽的：鉴定为假，不属文物，可以处理，但问题在于，这个逻辑经不起任何现实对照。
第一，所谓“处理”，最终的结果是进入市场销售，公开资料显示，《江南春》在2001年4月16日，被以6800元的价格卖出。
6800元，不是象征性的费用，而是接近废品价格，可20多年后，这件作品却被拍卖行估价8800万元，就算市场有炒作，就算价格有水分，这种跨度也不可能仅靠“运气”解释。
第二，被认定为“假货”的不止这一件，《双马图》同样在“清理”之列，但它在2014年的拍卖市场上，已经拍出了230万元。
而画上清晰可见的庞莱臣收藏印章，清楚地标明了它的来源，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这类作品在收藏界并非“毫无价值”，第二当年的“废品定性”与市场认知存在巨大偏差。
如果这些东西真如博物院所说“一文不值”，那么接盘的人到底图什么？如果它们有价值，那当年是谁、基于什么标准，把它们从国家馆藏体系中剔除？
随着问题不断被追问，当年的关键人物被推到了台前，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此时的徐湖平已经82岁。
面对媒体采访，他并没有详细解释制度和流程，而是反复强调自己身体不好，列举高血糖、前列腺等疾病，并表示自己早已退休，很多事情“什么都不管了”。
他还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书画鉴定专家，试图将责任限定在“历史久远”“专业不对口”，但这种回应，很快被证据击穿。
媒体随后曝光了一张1997年的拨交凭证，在这张决定文物流向的正式文件上，“院领导审批”一栏里，签名正是“徐湖平”，这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被动执行者，而是关键审批人。
更关键的是，当年的徐湖平，身兼两职，他不仅是南京博物院院长，同时还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而这些被“清理”出博物院的书画，正是由江苏省文物总店接收并最终销售的。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结构，同一个人，既决定哪些文物可以被认定为“无价值”并出库，又控制着接收和出售这些文物的渠道。
从制度角度看，这是一种严重的权责不分，从现实效果看，它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完整闭环。
流程非常清晰，先在博物院内部完成“定性”，将文物从馆藏体系中剥离，再以文物总店负责人的身份接收，最后进入市场低价出售。
每一个环节看似“有文件、有流程”，但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条合法外衣包裹下的灰色通道。
事实上，早在2012年，南京博物院内部就曾有人实名举报徐湖平，涉及账目混乱、文物管理不清等问题。
但当时并未形成实质性处理，现在回看，这些举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被时间掩盖的线索。
再回到“真假鉴定”这个核心问题，本书同样问题重重，1961年的第一次鉴定，规格很高，参与者包括张珩、谢稚柳等重量级人物。
即便当时认为《江南春》不是仇英真迹，也明确指出其仿制水准极高，并肯定庞家是按真迹收藏。这本书已经说明，它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但1964年的第二次鉴定，却明显降级，参与人员的专业背景大打折扣，其中甚至有人被指只是文物征集员，并非真正的书画鉴定专家，在这种情况下给出的“否定性结论”，直接为后续的价值贬损提供了依据。
正如马未都所说，能骗过庞莱臣这种级别收藏家的仿品，本身就是研究对象，哪怕它不是原作，在文博体系中也绝不应被当作普通商品处理，更不可能以几千元价格流入市场。
还有一个至今未解的关键问题，是2001年那次交易的买家身份，销售记录中，买家姓名一栏只写了“顾客”两个字。
在正常情况下，文物交易必须实名登记，这是行业底线，一个国营文物总店，为什么会允许这样模糊的记录存在？这个“顾客”是谁？是否与相关管理人员存在利益关联？如果不查清这一点，整个事件的逻辑链条就始终缺一环。
从法律层面讲，博物院方面的律师强调，捐赠完成后，文物所有权即归国家，法律并未规定返还义务。
这在形式上或许成立，但它无法回应更根本的问题，捐赠人的意愿是否被尊重，受赠方是否履行了最基本的管理责任。
公益捐赠制度的前提，是信任，如果无偿捐出的文物，可以在不告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重新定性、被低价处理、被流入市场，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会失去社会基础。
目前，江苏省文旅厅已经成立工作专班介入调查，庞叔令也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公众关注的不只是这5件文物的去向，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年那套“合法流程”，究竟掩盖了多少不合法的结果。
如果这起事件最终无法给出清晰、可验证的答案，那么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一个捐赠家庭，而是整个公共文化体系的公信力，真相不应该被一句“我早就不管了”轻易带过，也不该随着时间被悄悄埋掉。
信息来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