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仲夏的淮河大坝，白日温度逼近四十度。李宏塔掀开救灾帐篷，汗水当即涌出额头，“这么热谁能睡得住？”他顺手量了室温，四十三度。当天傍晚，皖北多地政府机关的办公室被腾空，用于安置受灾群众。消息很快传遍一线，“那个骑自行车来的厅长动真格了。”
蹲点、暗访、再蹲点，李宏塔在民政系统干了十八年，时间被切成一半一半的县乡日历。有人算过：从1987年转岗到2005年被举报，他走过的乡镇公路长度足够绕安徽边界五圈。正是这段高频露面的基层行程，铺垫了两封举报信的出现。
2005年4月，中央纪委信访室连续收到匿名包裹，措辞激烈——“倚仗革命先辈，侵吞巨款”“利用职权分房”。举报人还特别标注：李宏塔的祖父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地方没人敢查”。
信件里的金额大得惊人，且开出了几处合肥黄金地段房产编号。纪委内部研判：真伪难辨，但如果属实，性质极其恶劣。紧接着的动作很直接——由中央纪委第一执纪室牵头，绕过安徽省委，成立联合调查组。
6月初，调查组抵达合肥。第一站不是省民政厅，而是李宏塔租住的宿舍楼。五十多平方米，两室一厅，木地板因年代久远已经掀翘，沙发坐下去咯吱作响。资料显示，这套房子属于一九八五年的福利旧房，产权仍在单位名下。
随后核对银行流水。存折七张，加起来不足一万二千元；工资卡每月固定扣除两笔，一笔是对子女的赡养，一笔是向安徽慈善总会的定向捐款，一年下来接近两万元。数字跟举报内容差距悬殊。
调查组没有止步于此。几十个乡镇的走访名单被迅速排开。颍上县王岗镇金岗村，调查人员出示一袋发霉大米，老人一眼认出：“前年水灾时，李厅长让我们把这袋米交上去检验。”档案记载，李宏塔当夜拉着省、市两级负责人连轴整改，次日就更换完全部救济粮源。
合肥、六安、蚌埠，多点同步核查。举报信中所谓的“多处豪宅”中，两套早已按政策分给低收入职工，一处根本不存在——地号虽真，房屋尚在规划。
十天后，调查组开出初步结论：无违规房产，无巨额资产，无受贿记录。仍有干部疑惑，“会不会有人替他顶包？”调查组追加补充：历年分房资料两百六十三套均有签名核验，李宏塔本人从未在申请栏出现。
纪委最终报告用了两句话概括：“生活清简，家风严正。”文件递交中央，定性：诬告。与此同时，纪委工作人员意外在李宏塔的个人抽屉里发现十几张折叠整齐的旧纸条，内容是父亲李葆华的叮嘱：“车和司机是国家的，你没功劳，别想占便宜。”
时间轴拉回到1949年5月28日。新中国尚未成立，田映萱在北平简易产房生下李宏塔。十九天后，婴儿被抱进托儿所——父母忙得脚不沾地。李葆华曾解释：“别人家孩子能去托儿所，我家也行。”凡此例子，在兄弟姐妹间屡见不鲜。
1966年夏，李宏塔高中文凭刚拿到手，递交参军申请。出发前夜，父亲只说一句：“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十年军旅，他从通讯员做到排长，退役时留下一本磨损得厉害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袖珍册。
1987年，他主动请缨去民政系统，理由简洁：“民政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我想干实事。”组织一度犹豫，毕竟省直岗位更体面，但考虑到李宏塔的坚持，还是批准调动。那之后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多走一步，群众少跑一里。”
合肥街头曾流传一个场景：清晨七点，省厅大门口来了辆破旧二八自行车，车架上贴了褪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门岗打趣，“李厅长又来了。”到2003年换成电动车，原因很朴素：年纪大了，膝盖撑不住长距离蹬踏。
行事低调却难免树敌。某些基层单位希望通过“被检查、被慰问”获取额外资金，李宏塔的“不打招呼”让算盘落空；少数干部想借救济物资捞好处，被他当场问责。举报信背后的人，不言自明。
纪委结论公布后，省委在厅机关小礼堂召集中层以上干部通报。文件读完，现场安静了好几秒。随后传来掌声。有人半开玩笑，“以后谁要给厅长送礼，先掂量掂量。”
2006年，省里准备给李宏塔调一套新房。他婉拒，“末班车人挤，我怕占了急需同志的位子。”调房指标最终分给三位新婚职工。那年冬天，他依旧住在老宿舍，墙皮掉了一块，他拿刷子随手补了点白灰。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李宏塔胸前佩戴“七一勋章”站上领奖台。镜头扫到他时，他轻轻抿了一下嘴角。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奖章寄往河北乐亭李大钊故居，电话里他对工作人员说：“挂在祖父那，比放在家里合适。”
举报、调查、澄清，一度被看作惊险插曲，却在安徽基层干部中留下另一份注脚：清廉可以查得见，也能摸得着。
李宏塔后来接受安徽卫视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组织结论，他摇头，“清官这个词太大，我只是遵照家训行事——‘为人民服务，没有别的权利’。”这句话，在采访播出的晚上被不少网友摘录转发，成了网络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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