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9日清晨，呼和浩特东南郊那条老河道刚退完汛水，河滩上还留着湿漉漉的泥痕。四十岁的高辉提着鱼竿踱到岸边，心里惦记的是中午的烤鱼。就在甩出第一杆不到两分钟，鱼线被水草缠住，他俯身去拨，指尖却碰到一块冰凉的金属，阳光在水面一闪，像刀子一样刺了眼。
那是一枚椭圆形的牌子，约莫半斤重，边缘刻着细密纹饰，中间是一行契丹大字，旁边还有一只展翅猛禽。高辉读不懂，只觉得沉甸甸，不像铜，也不像黄铜。心里一跳：莫非真金？
他把鱼竿一扔，揣着东西往家赶。家里开门的瞬间，妻子就看见那抹金光，呼吸顿时急促。夫妻俩轮番用牙咬、用磁铁试，就是拿不准真假。试想一下，若真是金子，称斤论两就够他们在城里买套房。
忐忑了一晚，第二天两人跑到市文物商店。店里坐镇的李姓鉴定员一见到那行契丹字立刻皱眉，随手拿出放大镜，嘴里轻呼“辽代领军金牌”的词儿就冒了出来。辽太祖时期为整顿军纪专制此类金牌，既是军中调兵凭证，也是将官身份象征，数量本就稀少。
李鉴定员激动得手都在抖，却又不敢张口估价，只不断劝说：“捐给博物馆，功德可大了！”高辉却只关心含金量，“到底值多少？”一句话把屋里气氛瞬间拉冷。李鉴定员只得留下联系电话，反复叮嘱保存方式后，失望离开。
随后的一个星期，高辉睡觉都把牌子压在枕头底下，越想越怕夜长梦多。卖不出去，又不甘心白白交出去，他歪着脑袋琢磨出个“保险法子”：熔金。只要把牌子炼成金水，换个模具重铸首饰，再拿到金店称重，不就既安全又明码标价？
内蒙民间从来不缺会鼓捣金银的匠人。他找来一位相熟老匠，交代：只熔金，不问来历。火枪呼呼，黄澄澄的金水在坩埚里翻滚，几十分钟后，一副足金手镯诞生。老匠夸了句：“手艺真金不怕火。”高辉听得得意扬扬，文物价值在一阵火焰中灰飞烟灭。
半月过去，呼和浩特市文物局接到李鉴定员紧急报告：民间发现辽代领军金牌，正在流失风险。局里高度重视，立刻组专家小组上门。本以为再难耐也不会有人动大手脚，可车子驶进高家胡同时，牌子早已不复存在。
敲门声刚落，高辉满脸笑容迎出来，举起手腕，金镯子在灯光下晃晃闪闪，“你们看，新活儿！比那破牌子漂亮多了。”屋里一瞬寂静，李专家涨红了脸，“你可知道自己毁了多大的史料？”高辉却耸肩：“您那天说可以自行处理，我就做了饰品，有何不可？”短短一句对话，尴尬到针落可闻。
辽代领军金牌在史籍中有明文记载，却几乎未见实物。那枚牌子若保存完整，可补足契丹军制研究的缺环。专家们面面相觑，除了怅然，已无力多言。
消息最终汇总到自治区文物处，结论只有一句：无法追溯。因为在法律层面，高辉的行为尚未触及“可移动文物进出境管理条例”的强制条款。九十年代初，民间文物保护意识刚起步，相关法规还不完善，许多珍贵遗物便在这种“灰色地带”悄然蒸发。
内蒙古草原自古即契丹故土。辽王朝推行“捺钵”制度，大量军政文书、牌令随行。《辽史·兵卫志》提到“金牌符节以示号令”，但学界一直缺乏实物对照。那块被熔掉的金牌，或许就藏着新的官阶制度线索。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考古队在赤峰巴林右旗发掘辽上京遗址，又出土几枚残缺银牌，其纹饰布局竟与高辉当年描述高度吻合。可惜那副手镯早已卖出，线索断得干干净净。
1999年，国家出台《关于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意见》，并对个人发现珍贵文物的奖励机制作了细化。倘若这份文件能早八年，高辉手里的那块牌子也许就能躺在展柜，而不是在金店的秤盘上。
辽代领军金牌的故事让呼和浩特文博圈耿耿于怀了很久。学者们在论文里一再引用“高辉事件”警示后人：一件文物的学术价值，并非以克论价。遗憾的是，这句话来得太晚，真正的金牌，只剩文献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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