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仲夏的一个深夜，廊坊市区雷电交加，市委书记张成起刚结束基层调研，还未来得及脱下雨衣，家门就被敲响。门外，省委“一把手”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带着几名陌生面孔站在雨里，显得格外急切。
程慕阳开门见山：“听说开发区会展中心准备装修，两亿多的盘子，叔，就交给我们吧。”语气轻松，却透着不容拒绝的意味。张成起握着还滴水的雨伞，心里权衡数秒，随即回应：“廊坊工程一律公开招标，你们要来，欢迎。但规矩不会改，谁也没有特权。”一句话，客气，却足够坚决。
程慕阳脸色瞬间阴下来，扔下句“那就等着瞧”便转身离去。雨夜的灯光下，那句半威胁的话像钉子一样留在门口。
时间不到一年，河北省委对廊坊市委领导班子罕见地接连组织三轮考察。考察组反复提示基层干部“多提供问题线索”，但记录本上，写满的却是张成起的“勤”“廉”“实”。三次民主测评，他均获“全优”。这时候，一些敏锐的干部意识到，一场无形较量正在酝酿。
1997年12月2日，张成起正带着九个县委书记从唐山考察产业化项目返程。车队刚进廊坊地界，他接到省委电话：次日到石家庄谈话。第二天，组织部长宣布：“张成起同志调省审计厅党组书记。”没有原因、没有缓冲。有人窃窃私语：“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
审计厅当年在省委序列里并不起眼，“冷板凳”意味明显。张成起拎起文件包，没多说一句，直接到岗——这是他能做的唯一选择。
1999年，“三讲”教育全面铺开。中央规定：省级主要领导撰写个人剖析材料，下发征求意见。程维高的材料送到审计厅，张成起细读后，提了六条意见，三条肯定，三条质疑：作风不民主、用人失察、形式主义严重。他在表格上郑重写下姓名，毫不回避。
没几天，程维高在自己材料第二稿里加了“三条反击”——指张成起“不讲政治、不讲团结、不讲原则”。文件传到各单位，火药味十足。审计厅里，有年轻干部小声议论：“省里头回合真快。”
张成起拿到这份“回敬”，拍案而起，当晚连夜写成一万余字长文：《不得不说，再也不能不说》。信封上，他只写了收件人：“三讲”巡视组组长阴法唐。
阴法唐是副大军区级将领，作风硬朗，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里指挥过团级冲锋。看到张成起的信，他先是沉默良久，随后将张召来，低声提醒：“做干部，怒火要有，但别烧糊自己。”张点头，却强调一句：“问题一天不澄清，心里过不去。”
几天后，巡视组约谈程维高。内情不便外泄，只知道会后，程维高通过秘书口头道歉，并在第三稿剖析材料里删除了针对张成起的三条“罪名”。各方视线暂时从这场碰撞移开，河北官场恢复表面平静。
然而，新的暗流很快涌上来。2000年春，中央专案组突赴河北调查省政府秘书李真。李真一落网，即供出大量涉及程维高父子的经济问题。专案组决定调阅关键工程账目，一支临时审计组火速成立，组长正是张成起。
审计清单摊开，曾被程慕阳追着要的会展中心赫然在列。张成起心里一紧——如果当年没有那句“公开招标”，今天坐在被审席上的，多半就有自己。
调查持续近一年，证据链条逐渐闭合。随后，中央宣布对程维高立案审查，开除党籍，取消正省级待遇。河北政坛一度震动。
程慕阳闻讯离境。2015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时指出：“像程慕阳这样的逃犯，必将受到法律制裁。”新闻镜头里，这句话掷地有声。
李真的审判材料向社会公开后，舆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众多涉案人员名录里，廊坊会展中心并未出现违规转包，项目验收资料齐全。有人感慨：“廊坊当年那一声‘公开招标’，挡下的恐怕不是一次招投标漏洞，而是一条寻租链条。”
张成起后来在审计战线干到退休。他很少谈旧事，只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做过简短概括：“制度面前，谁来都得排队，这就是底线。”话音平静，却让在场年轻干部印象深刻。
河北风雨之后再无“大秘书李真”，也再无“父子档工程通吃”。那些档案袋、审计表、考察记录，被封存于省档案馆里，无声诉说着当年的坚持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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