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停在那个油条摊前时，雨刚停。
沥青路面泛着湿漉漉的光，晨曦从旧街区的屋檐缝隙漏下来，将油锅升腾的白汽照得透亮。
她正低头翻动油条，围裙上沾着面粉和油渍，鬓角几缕灰白的发丝被汗水粘在脸颊。
我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收紧。
二十五年来，我设想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也许在同学会上，也许在某个商场，也许她已成为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穿着得体，笑容温婉。
唯独不是这样。
她夹起金黄的油条，抬起头。四目相对的瞬间，她手中的长筷“啪嗒”掉进油锅，溅起的油花烫到手背都没察觉。
瞳孔一点点放大，嘴唇颤抖着张开。
“丁炎彬？”她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锈铁，“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车窗外的世界忽然静了。只剩油锅滋滋的声响，还有我胸腔里那颗疯狂跳动、几乎要撞碎肋骨的心脏。
原来岁月真的能把人雕刻成完全陌生的模样。
可那双眼睛没变。
依然清澈，依然明亮，依然藏着二十五年前那个寒冬清晨，悄悄推过半个窝头时的温柔与倔强。
01
1995年的冬天格外冷。
教室的窗户漏风，糊在窗缝的报纸被吹得哗啦作响。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身上那件棉袄是父亲生前留下的，袖口磨得发亮，棉花结成了硬块。
胃在抽搐。
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只喝了半碗玉米糊。
母亲天没亮就去邻村帮工，临出门往我书包里塞了个煮土豆，可早上路过桥洞时，我把它给了蜷在那里的流浪老人。
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一元二次方程。
黑板上白色的粉笔字开始晃动、重叠。我用力掐自己大腿，指甲陷进肉里，试图用疼痛驱散那股从胃部蔓延至全身的虚浮感。
“丁炎彬？”同桌许若琳轻轻碰了碰我胳膊。
我勉强转过头。她正看着我，眉头微蹙，眼睛里写着担忧。晨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斜射进来，给她的侧脸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
“你脸色好白。”她压低声音说。
我想说没事，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眼前猛地一黑，整个人朝旁边栽倒。
惊呼声中，我听见桌椅碰撞的声响，身体却轻飘飘的，像坠入一团棉花。
再睁开眼时，我躺在教室后方的长椅上。
陈静芳老师蹲在旁边，手里端着搪瓷杯：“醒了？喝点热水。”她三十多岁，戴副黑框眼镜，平时严厉，此刻眼神却温和。
几个同学围在周围。袁博文站在最前面，抱着胳膊，嘴角挂着一丝说不清是关切还是讥诮的笑。
“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他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所有人听见。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被一只纤细的手按住肩膀。
许若琳挤开人群，在我身边蹲下。她没看任何人，只是从怀里掏出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手帕展开，是半个黄澄澄的窝头。
窝头还冒着丝丝热气。
“吃吧。”她把窝头递到我嘴边，声音平静得像是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教室里静了一瞬。
我愣愣地看着她，喉咙发紧。她眼睛清澈，没有任何施舍的意味，就像只是分享一块橡皮、一支铅笔那样自然。
“许若琳，你自己午饭怎么办？”陈静芳问。
“我吃过了。”她说谎时睫毛会微微颤动，这个细节只有我知道。
我最终还是接过了那半个窝头。玉米面的粗糙口感混合着淡淡的甜，在口腔里弥漫开来。那是我吃过最温暖的食物。
从那天起，许若琳每天都会带两个窝头。
一个完整的，半个给我。她用同样的手帕包着，在上午第二节课后，趁没人注意时推到我桌上。
我们从不提起这件事。
就像某种心照不宣的契约，在199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悄无声息地缔结。
02
许若琳住在城西的棚户区。
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一个月后的周末，我在废品收购站遇到了她。
那天下着细雪，我拉着辆破板车，车上堆着从建筑工地捡来的废钢筋。母亲的风湿病又犯了，我想卖点钱给她买贴膏药。
收购站的院子里，许若琳正踮着脚，把一捆旧报纸往秤上搬。
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袖口挽到手肘，露出冻得通红的小臂。头发用橡皮筋胡乱扎着，几缕碎发被汗水粘在额前。
看到我时，她动作僵了一下。
“你…”她张了张嘴，最终只是抿了抿唇，“也来卖废品？”
我点点头，把板车拖到秤旁边。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旧纸张的气味，雪花落在我们肩上，很快融化成深色的湿痕。
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叼着烟，慢吞吞地称重。
“报纸四毛二，铁八分一斤。”他在本子上记着，“丫头，你这星期第三趟了吧？家里这么缺钱？”
许若琳没回答，只是安静地数着老板递来的毛票。
一共三块六毛。她把钱仔细折好，塞进棉袄内层的口袋，那动作谨慎得像在藏什么宝贝。
走出收购站时，雪下大了些。
我们并肩走在坑洼的土路上，谁都没说话。板车的轮子碾过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你妈妈…”我终于开口，“身体还好吗？”
问完就后悔了。这是她的禁区，我知道。班里有传言，她父亲在她六岁时矿难去世，母亲常年卧病，家里全靠她撑着。
许若琳沉默了很久。
“不太好。”她声音很轻，几乎被风雪声淹没，“上周咳血了，药也快吃完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口袋里还有卖废品得来的五块钱，我想塞给她，又知道她绝不会要。
“那个…”她忽然转过头，“窝头的事，别跟别人说。”
“我知道。”我说。
“袁博文他们要是知道了，会笑话你。”她顿了顿，“也会笑话我。”
她的侧脸在雪光中显得格外瘦削，下巴尖尖的，眼睛看着前方被雪覆盖的小路。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沉淀在她清澈的眸子里。
“你为什么帮我？”我终于问出憋了一个月的问题。
许若琳停下脚步。
雪花落在她睫毛上，她眨了眨眼。“因为你饿晕那天，”她说，“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你把土豆给了桥洞底下那个老人。”她看着我，眼神认真，“你自己都吃不饱，却还想着别人。”
我愣住了。
那天早上我确实给了老人土豆，以为没人看见。桥洞离学校很远，而且才五点多，天还没亮透。
“你怎么…”
“我每天四点起床，去铁路边捡煤核。”她平静地说，“路过桥洞，正好看见。”
风卷着雪片扑在我们脸上。远处的棚户区升起袅袅炊烟，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显得单薄而脆弱。
“走吧。”她拉了拉围巾，“再晚我妈该担心了。”
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棉袄太大，下摆几乎拖到膝盖，背影瘦小得仿佛随时会被风雪吹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半个窝头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是从她自己嘴里省下来的，从本就微薄的口粮中硬生生抠出来的份额。而她做这件事的理由，简单得让人心痛。
只是因为我曾把唯一的土豆给了更需要的人。
03
三月的风开始变软。
教室窗外的杨树抽出嫩芽，阳光透过新叶洒在课桌上，形成晃动的光斑。期中考试的成绩贴在教室后墙，我的名字排在第二。
第一名是许若琳。
袁博文站在成绩单前，抱着胳膊冷笑。“哟，两个穷鬼包揽前二，真励志啊。”
几个跟班附和地笑起来。
我没理他，低头整理错题本。许若琳坐在旁边，正专注地解一道几何题，铅笔在草稿纸上画出流畅的辅助线。
“丁炎彬。”她忽然抬头，“这道题你会吗？”
我凑过去看。是道关于圆切线的证明题，步骤繁琐，需要构造三条辅助线。数学是我的弱项，尤其几何。
“不太会。”我老实承认。
“我教你。”她拉过我的草稿纸，开始一步步讲解。
她的手指很细，指关节因为常年劳作有些粗大，握笔的姿势却很优雅。声音轻柔而清晰，每个逻辑转折都讲得明明白白。
“懂了没？”讲完她问。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辅助线为什么要这么画？”
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那我再讲一遍。”
这样的场景越来越频繁。
课间、午休、放学后，只要一有空，我们就凑在一起学习。
她帮我补数学，我帮她补英语。
两个穷孩子用最笨拙的方式互相搀扶，在知识的陡坡上艰难攀爬。
四月初，班主任陈静芳宣布了一件事。
“市里有个助学金项目，每年一千块，连续资助到高中毕业。”她推了推眼镜，“我们班有一个推荐名额。”
教室里骚动起来。
一千块，在1995年是个天文数字。足够支付三年的学费、书本费，甚至还能补贴家用。
“评选标准是成绩和家庭情况。”陈静芳继续说，“有意向的同学下周一把申请材料交给我。”
下课后，袁博文敲了敲我的桌子。
“丁炎彬，你要申请吧？”他俯下身，声音不高不低，“你妈在纺织厂一个月挣多少？八十？一百？”
我握紧了拳头。
“要我说，这助学金就该给你。”他笑得很灿烂，“毕竟你连饭都吃不饱，还得靠女同学施舍，对吧？”
这话像根针，扎进我最敏感的神经。
周围几个同学看过来，眼神复杂。许若琳正在整理书包，动作明显僵了一下。
“袁博文，你什么意思？”我站起来。
“没什么意思。”他耸耸肩，“就是觉得挺感人的，每天半个窝头，跟喂小猫小狗似的。”
热血冲上头顶。我抡起拳头挥过去，却被一只手紧紧拉住。
许若琳挡在我身前。
她仰头看着袁博文，脸色平静，眼神却冷得像冰。“袁博文，你期中数学考了多少分？”
袁博文愣住。“关你什么事？”
“68分。”许若琳一字一顿，“全班倒数第五。这样的成绩，就算家里有关系，也拿不到助学金吧？”
周围响起压抑的笑声。
袁博文的脸涨成猪肝色。“你！”
“还有，”许若琳继续说，“丁炎彬上学期总成绩第四，这学期第二。你最好看看自己的排名——第二十七，挺吉利的数字。”
她说完，转身拉我胳膊。“走吧，该去图书馆了。”
我被她拽着往外走，回头看见袁博文站在原地，拳头攥得咯咯响，眼神阴鸷得可怕。
走廊里，我甩开她的手。
“你不该惹他。”我说，“他爸是教育局的。”
“那又怎样？”许若琳停下脚步，“助学金看的是成绩和家庭情况，不是看谁爸官大。”
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把她整个人笼在光晕里。她个子不高，站得却笔直，像棵在石缝里扎根的小树。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这个助学金你必须拿到。你妈身体不好，你成绩又够，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那你呢？”我问，“你的成绩比我好，家庭情况…”
我说不下去了。她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全靠她捡废品撑着，情况比我更糟。
许若琳垂下眼睛。
“我不申请。”她说得很轻，却斩钉截铁。
“为什么？！”
她抬起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遗憾，又像是释然。
“因为名额只有一个。”她说，“我们俩竞争，可能谁都拿不到。但你比我更需要它。”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我声音发颤。
“我知道。”她转身朝楼梯走去，“那天在废品站，你想把钱给我，对吧？”
我怔在原地。
“你板车上那些钢筋，是在工地捡的。”她的声音从楼梯下方传来，带着回音，“那么重，你拉了三里路。如果不是急用钱，你不会这么拼命。”
脚步声渐行渐远。
我靠在冰凉的墙壁上，闭上眼睛。眼眶发热，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又被我死死压回去。
那一刻我发誓，如果拿到助学金，将来一定要千百倍地报答她。
可那时我不知道，命运早已为我们写好了截然不同的剧本。
04
申请材料交上去一周后，陈静芳把我叫到办公室。
那是周四下午，放学铃刚响过。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走了，只剩陈静芳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几份档案。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手心出汗。窗外的梧桐树在暮春的风里摇晃，新绿的叶子哗哗作响。
陈静芳沉默了很久。
她摘掉眼镜，揉了揉鼻梁，这个动作让我莫名紧张。
“丁炎彬，”她终于开口，“你和许若琳关系很好，对吧？”
我点头。
“她家的情况，你了解多少？”
“她爸去世早，妈妈生病，她靠捡废品…”我说不下去。
陈静芳从档案里抽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是许若琳的户口本复印件，家庭成员那栏只有两个人：许若琳，许玉梅。
母亲的名字后面跟着备注：系统性红斑狼疮，丧失劳动能力。
“这种病需要长期服药，每个月药费至少两百。”陈静芳声音很沉，“她家没有固定收入，全靠低保和她的废品钱。”
我盯着那张纸，喉咙发紧。
“知道她为什么每天只吃一个半窝头吗？”陈静芳问，“因为玉米面最便宜，因为半个窝头省下来，一个月就能多出三块钱买药。”
办公室的光线渐渐暗下来。
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把灰尘照成飞舞的金粉。陈静芳的脸在逆光中显得模糊，只有声音清晰地敲打我的耳膜。
“她的申请材料，比你的更符合条件。”她说，“成绩第一，家庭特困，村委会的证明写得清清楚楚。”
我的心沉下去。
“但是，”陈静芳顿了顿，“昨天她来找我，撤回了申请。”
我猛地抬头。“什么？”
“她说她准备辍学了。”陈静芳的声音有些发颤，“母亲病情恶化，需要人全天照顾。有个远房亲戚在南方打工，可以带她一起去，包吃住，一个月三百。”
三百块。在1995年，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来说，是救命的数字。
也是绝望的数字。
“我劝了她整整一节课。”陈静芳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我说助学金马上就能批下来，我说学校可以组织捐款，我说再坚持几个月就中考了…”
她说不下去了。
窗外传来篮球砸地的声音，男生们的欢呼声，自行车铃铛声。校园的傍晚热闹而鲜活，那些声音却像隔着厚厚的玻璃，模糊而遥远。
“她怎么说？”我问，声音干涩。
“她说等不及了。”陈静芳重新戴上眼镜，眼眶泛红，“母亲的药昨晚就断了，今天早上咳血咳得更厉害。她说她必须马上挣钱，否则…”
否则母亲会死。
这句话她没有说出口，但我们都明白。
“她还让我保密。”陈静芳看着我的眼睛，“特别是对你。她说如果你知道了，肯定不会接受助学金。”
我站起来，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
“她现在在哪？”
“下午请假了。”陈静芳说，“应该是去医院了。她母亲在县医院住院部三楼，17床。”
我转身就跑。
冲出办公室，冲下楼梯，冲出教学楼。暮色四合，校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把我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跑过操场时，袁博文和几个男生在打篮球。
球滚到我脚边，他吹了声口哨。“哟，丁大学霸跑这么急，赶着去捡废品啊？”
我没理他，一脚把球踢开，继续狂奔。
校门口的老传达室亮着灯，看门大爷正在听收音机。我冲出校门，沿着坑洼的马路往县城方向跑。
三公里，我跑了二十分钟。
县医院是栋五层的旧楼，墙皮剥落，窗户上的绿漆起泡卷边。住院部在三楼，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排泄物混合的气味。
17床在走廊尽头。
门虚掩着，里面有微弱的咳嗽声。我喘着粗气，在门口站了很久，才轻轻推开门。
六人间的病房，靠窗那张床上躺着个消瘦的女人。许若琳背对着门，正用小勺给母亲喂水。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投在水泥地上。影子单薄得像张纸，随着喂水的动作轻轻晃动。
她母亲喝了口水，又开始咳嗽。那咳嗽声空洞而剧烈，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许若琳放下勺子，轻轻拍她的背，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
咳嗽平息后，女人虚弱地问：“琳琳，你吃过了吗？”
“吃过了。”许若琳说，“妈你饿不饿？我去买粥。”
“不饿。”女人握住她的手，“琳琳，妈拖累你了。”
“别说傻话。”许若琳的声音很轻，“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南方。那边暖和，对你身体好。”
女人闭上眼睛，眼角有泪滑下来。
我在门外看着，脚步像钉在地上。伸出去想推门的手，最终慢慢缩了回来。
转身离开时，我在楼梯间遇到了许若琳。
她端着搪瓷盆，里面是刚洗好的衣物。看到我，她愣在原地，盆里的水晃出来，打湿了她的布鞋。
“你…”她张了张嘴。
“我都知道了。”我说。
沉默在楼梯间蔓延。楼下的病房传来婴儿的啼哭，护士推着治疗车走过，车轮碾过水泥地发出单调的声响。
“助学金给你。”许若琳先开口，声音平静，“好好读书，考上县一中，将来考大学。”
“那你呢？”
“我去打工。”她把盆换到另一只手，“等攒够钱，把我妈治好，我也许…也许还能回来读书。”
她说“也许”时，眼神飘向窗外渐暗的天空。那里面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迷茫，像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归途。
“什么时候走？”
“下周。”她说，“中考前。”
楼梯间的声控灯灭了。黑暗中，我听见她轻轻的呼吸声，还有我自己剧烈的心跳。
灯又亮了。她看着我，忽然笑了笑。
“别这副表情。”她说，“又不是再也不见了。等我回来，说不定你已经是大学生了，到时候要请我吃饭。”
我用力点头，喉咙堵得说不出话。
“对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这个给你。”
是用手帕包着的半个窝头。窝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
“明天我不去学校了。”她说，“这是…最后一个。”
我接过窝头，手帕上还有她的体温。粗布手帕，洗得发白，边角绣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手帕用完记得还我。”她转身往病房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却没回头，“丁炎彬，一定要考上大学。”
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
我站在楼梯间，握着手里的半个窝头，忽然蹲下去，把脸埋进膝盖。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明白，有些告别，说了“再见”，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05
许若琳消失得悄无声息。
周一早上，她的座位空着。桌肚里干干净净，连张废纸都没留下。陈静芳上课时看了一眼那个空位，什么也没说，继续讲课文。
袁博文捅了捅我的后背。
“喂，你同桌呢？”他压低声音，“真退学了？”
我没理他。
下课铃响后，陈静芳把我叫到走廊。“她走了。”她说，“昨天下午的火车，和她表姨一起去东莞。”
走廊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在阳光下绿得发亮。有个班在上体育课，哨声和笑闹声远远传来。
“这是她留给你的。”陈静芳递给我一个信封。
牛皮纸信封，没封口。里面是那张绣花手帕，包着一叠毛票——五块、两块、一块，还有毛票，总共二十三块六毛。
还有张字条，铅笔写的，字迹工整：“丁炎彬，这些钱你拿着买参考书。手帕是借你的，以后要还。好好考试，我在南方会给你写信。许若琳。”
我捏着那张字条，纸张很薄，边缘起毛，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铅笔字被手汗晕开些许，但每一笔都写得认真。
“她…”我声音发哑，“还说什么了吗？”
陈静芳摇摇头，眼眶发红。“她让我告诉你，别去找她。好好准备中考，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上课铃响了。
我回到教室，坐在空荡荡的座位旁。许若琳的椅子被推到了桌子底下，桌面上有一道她用铅笔画的“三八线”，现在已经擦得模糊。
右边的桌角有个刻痕，是个歪歪扭扭的“许”字。那是有次数学课，她解不出题，心烦意乱时刻下的。
我用手指摩挲那个刻痕，木刺扎进指尖，细微的疼痛。
下午放学后，我去了她家。
棚户区还是老样子，低矮的砖房挤挤挨挨，屋檐下挂着晾晒的衣服。她家在最里面，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小屋，门上挂了把生锈的锁。
邻居是个老太太，正坐在门口摘菜。
“找琳琳？”老太太抬头看我，“走啦，昨天走的。她妈也接走了，说是去南方治病。”
“还回来吗？”
“谁知道呢。”老太太叹气，“这破地方，回来干啥？她妈那病，在南方暖和点，兴许还能多活几年。”
夕阳把棚户区的影子拉得很长。炊烟从各家的烟囱升起，空气里飘着炒菜的油香。
我在那扇锁着的门前站了很久。
门缝里塞着张水电费催缴单，日期是上周。门槛上有道裂缝，里面卡着颗褪色的玻璃珠，可能是许若琳小时候玩丢的。
我蹲下身，把玻璃珠抠出来，擦干净，放进校服口袋。
起身离开时，听见老太太在后面说：“你是她同学吧？琳琳走之前说，要是有人来找她，就告诉那人，她会好好的，让那人也好好过。”
我没回头，挥了挥手。
走到路口，袁博文和几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冲过来，在我面前刹住。
“哟，这不是丁大学霸吗？”袁博文单脚撑地，笑得不怀好意，“来悼念你那小同桌？”
我没理他，继续往前走。
他骑车跟上来，和我并行。“说真的，许若琳退学是不是因为助学金的事？我爸说，本来内定给她的，后来不知道为啥换成了你。”
我停下脚步。
“你说什么？”
“装什么傻。”袁博文嗤笑，“就一个名额，你俩都申请了，总得有人让路。
她家比你还穷，成绩比你好，按理说该给她。
可现在批下来的是你，她就退学了，这不明摆着吗？”
几个跟班附和地笑。
我盯着袁博文，忽然问：“你爸插手了？”
他脸色变了变。“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我说，“你爸在教育局，想让谁拿到助学金，应该不难吧？”
袁博文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虽然只有一瞬，但我抓住了。
“胡说八道！”他提高音量，“你自己走了狗屎运，别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他猛蹬脚踏，自行车窜出去老远。几个跟班急忙跟上，扬起一路灰尘。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消失在巷子尽头。
暮色完全降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飞蛾围着灯泡打转，投下纷乱的影子。
口袋里，那颗玻璃珠冰凉。
我握紧它，粗糙的表面硌着掌心。忽然想起许若琳说过的话：“等我回来，说不定你已经是大学生了，到时候要请我吃饭。”
她说了等我回来。
她说会给我写信。
她说手帕是借的，要还。
所以她会回来的。一定会的。
中考前最后一周，我每天学到凌晨。困了就掐自己大腿，饿了就啃干馒头，累了就看看桌上那颗玻璃珠。
许若琳留下的二十三块六毛，我买了三本参考书，剩下的攒着。手帕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和她的字条一起夹在日记本里。
我等着她的信。
等了一周，一个月，一个暑假。
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助学金也批下来了。九月开学，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走进新校园，坐在明亮的教室里。
还是没有她的信。
陈静芳帮我打听过，许若琳的表姨确实在东莞一家制衣厂，但半年前就离职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许若琳和她母亲就像两滴水，落入南方庞大的人潮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高中三年，我每周写一封信，寄到许若琳表姨原来的地址。信里写学校的事，写我又考了第几名，写食堂的菜价涨了，写梧桐树叶子黄了又绿。
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
有时我会怀疑，许若琳是否真的存在过。或许她只是我贫瘠青春里的一场幻觉，一个因为饥饿而虚构出来的温暖影子。
但抽屉里那块手帕是真的。
褪色的绣花，洗得发白的粗布，还有角落里用红线缝的一个“琳”字——那是她母亲生病前绣的，她说。
高考结束那天，我把手帕拿出来，对着夕阳看。
布料已经很薄了，透光。那些细密的针脚在光线下清晰可见，每一针都认真而笨拙，像一个母亲能给女儿的最朴素的礼物。
我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
临行前，我去棚户区最后看了一眼。那片房子正在拆迁，推土机轰隆隆地作业，尘土飞扬。
许若琳家的那间小屋已经成了废墟，碎砖烂瓦堆成小山。我在瓦砾堆里翻找，找到半块镜子，锈蚀的铁皮饼干盒，还有一本泡烂了的旧课本。
课本封皮上，用铅笔写着“初一(3)班 许若琳”。
字迹被雨水泡得模糊，但还能辨认。我撕下那页封皮，小心抚平，夹进日记本。
转身离开时，推土机正在推倒下一排房子。
轰隆声里，我仿佛听见许若琳的声音，轻轻地说：“丁炎彬，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考上了。
可是你在哪里？
06
二十五年像一页纸，轻轻一翻就过去了。
2020年深秋，我坐在奔驰S600的后座，翻阅着平板电脑上的项目报告。车窗外的城市飞速后退，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惨白的阳光。
“韩总，旧城改造项目下周招标。”助理小陈从前座转过头，“王局长那边想今晚和您吃个饭。”
“推了。”我说，“今晚要去医院看老爷子。”
“那明天…”
“明天再说。”
车子拐进老城区。这里和二十年前变化不大，低矮的楼房，狭窄的街道，沿街的店铺挂着褪色的招牌。市政府规划了三年的旧城改造，终于要动工了。
我的公司是中标热门。
事实上，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二十五年前从这片棚户区走出去的穷小子，如今成了地产大亨，回来改造故乡——多好的宣传素材。
“停一下。”我忽然说。
司机靠边停车。我降下车窗，目光落在街角的一个早餐摊上。
很普通的摊子，三轮车改装的餐车，撑了把褪色的遮阳伞。锅里油正滚着，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在炸油条。
她的侧影让我心脏骤停。
花白的头发在脑后随意挽了个髻，围裙上沾着油渍，动作麻利而熟练。
夹起面团拉长，放入油锅，翻面，捞出沥油——整套动作行云流水，重复过成千上万遍。
“韩总？”小陈试探地问。
我没说话，推门下车。
深秋的风带着凉意，卷起地上的落叶。我站在街对面，隔着车流看她。她正低头收钱，接过一张五块纸币，从腰包里找零。
抬头时，我看见了她的正脸。
岁月在那张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眼角皱纹密布，皮肤粗糙暗黄，嘴角因为常年紧绷而有些下垂。
但那双眼睛…
清澈，明亮，即便蒙上了生活的风霜，依然能一眼望到底。
是许若琳。
二十五年来设想过无数次的相遇，就这样毫无预兆地降临在这个平凡的深秋早晨。她穿着廉价的化纤外套，围着脏兮兮的围裙，在油烟缭绕的街角炸油条。
而我西装革履，皮鞋锃亮，身后停着百万豪车。
这画面荒诞得像场蹩脚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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