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假穷人”。
评助学金那天，别的同学哭着讲家里怎么揭不开锅，我呢就干巴巴地说了句“父母双亡”。
我从小跟我奶奶相依为命，她告诉我，人可以穷，但腰杆不能弯。
可我这点可怜的自尊，在我们辅导员王老师眼里，就成了“装模作样”的铁证。
她把我揪进了办公室，当着副书记和几个等着看我笑话的同学的面。
把我的档案“啪”地一下摔在桌上，指着上面那个孤零零的手机号，冷笑着按下了免提。
“你不是说这是你监护人吗？我现在就打！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谎要怎么圆！”
我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那是我奶奶塞给我的救命号，说天塌了才能打。
可现在，电话通了。
一个我从没听过的男人声音，冷静得像冰块一样，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01
九月，南方的秋老虎依然肆虐。
我所在的这所大学，阶梯教室里的中央空调像是中风的老人，只能呼出微弱而浑浊的风。一百多号人挤在密闭的空间里，空气中混合着汗味、廉价香水味，以及一种无形的、叫做“审判”的味道。
这是我们计算机系大一新生的助学金评议会。
辅导员王琴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申请表。她三十多岁，化着精致的妆，一身职业套装，显得和我们这些穿着洗得发白T恤的学生格格不入。她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公式化的怜悯口吻说：“同学们，我知道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地把国家的这份关怀，送到最需要的同学手里。下面，请申请的同学依次上台，简单陈述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
“公平、公正、公开”，这六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像冰块一样，没有半点温度。
坐在我旁边的张丽，用手肘轻轻碰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林默，到你了可得好好说，哭得惨一点，机会才大。”
我没作声，只是把攥紧的拳头，在膝盖上更用力地压了压。我的指甲深深陷进掌心，传来一阵钝痛，这疼痛能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
张丽是第一个上台的。她是我们班最活跃的女生，家境不好是全班都知道的事。她一站上讲台，眼圈就红了，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王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家在偏远的山区，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工伤走了，妈妈一个人拉扯我们姐弟三个。她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为了供我上大学，她现在白天在镇上的餐馆洗碗，晚上还要去糊纸盒子……我弟弟妹妹的学费，还有我妈的药费……”说到这里，她再也说不下去，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抽动起来。
台下立刻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声和同情的议论。几个评议组的老师频频点头，在表格上写着什么。王琴老师走过去，体贴地拍了拍张丽的背，递给她一张纸巾，柔声说：“好孩子，别难过，我们都看到了，你的困难，学校会考虑的。”
那场面，像一出精心排练的戏剧。张丽是主角，眼泪是她的台词，而我们这些台下的人，则是被感动的观众。
我痛恨这种场面，痛恨这种把自己的伤疤血淋淋地撕开，摆在众人面前，用以换取几分廉价同情的“表演”。我的贫穷，我的不幸，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事实，不是用来博取关注的筹码。
“下一位，林默。”王琴老师的声音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我站起身，能感觉到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我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看不出牌子但依旧很干净的运动鞋。我一步一步走上讲台，没有像张丽那样靠近话筒，只是站在讲台一侧，面对着台下那些审视、好奇或同情的眼睛。
我深吸一口气，用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铺直叙的语调开口：“我叫林默，计算机系一班。孤儿，父母双亡，由年迈的奶奶抚养长大，家庭无固定收入来源。陈述完毕。”
没有眼泪，没有哽咽，甚至没有一丝情绪起伏。
我说完，对着台下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下讲台。整个阶梯教室安静得可怕，连空调的杂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我能感觉到，我的平静和张丽的激动形成了怎样刺眼的对比。窃窃私语声像潮水一样，从教室的各个角落涌起。
“这就完了？”
“也太酷了吧？”
“酷什么呀，我看是心虚吧，真穷的人哪有她这么镇定的。”
我没有理会，径直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继续盯着自己的膝盖，仿佛那里藏着全世界的秘密。
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小默，咱们不偷不抢，不欠别人的，也别指望别人的。人穷，但不能没骨气。到了外面，少说话，多做事，别惹事。”
我一直记着。
评议会很快结束了。三天后，初选名单在系里的公告栏上公示出来。长长的名单上，我和张丽的名字都在。
那天晚上，我去水房打水，在宿舍楼道里迎面撞见了张丽和她的几个朋友。楼道里的声控灯因为没人说话而熄灭了，我们几个人的身影都模糊在黑暗里。
“哟，这不是我们系的大名人林默吗？”张丽的声音带着一股子酸味，尖锐地划破了黑暗。
随着她的话音，声控灯应声而亮。惨白的光线下，她脸上的嫉妒和鄙夷一览无余。
“有些人啊，真会演，装得跟个哑巴似的，一声不吭就把助学金给弄到手了，说不定家里藏着金山呢。”
她身边的女声附和道：“就是，你看她那双鞋，虽然旧，但看得出来是名牌呢。我前两天在网上查了，新款要一千多。真正穷的人家，谁会买这种鞋？”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我脚上那双鞋。
那是一双穿了整整三年的运动鞋，鞋底的纹路快被磨平了，鞋面上也有些许洗不掉的污渍。但它确实曾经是一个很好的牌子。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据说是父母留下的遗物之一。奶奶把它们收在一个小箱子里，直到我上大学前才拿出来给我，说：“这是你爸妈给你买的，留个念想。穿着它，就当他们陪你一起去上大学了。”
我从未想过，这份沉甸甸的念想，此刻竟成了我“装穷”的罪证。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又闷又疼。可我什么也没说。反驳什么呢？告诉她们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吗？我不想，也不屑。
我拎着空空的热水瓶，从她们身边默不作声地走过。我的沉默，在她们看来，无疑是默认了她们的指控。身后传来她们更加肆无忌惮的嘲笑声。
流言，就像夏天疯长的野草，一夜之间就爬满了整个系。
关于我“假贫困”的说法，愈演愈烈。有人说看见我用最新款的手机，可那是我用一个暑假在餐馆端盘子、一个小时十块钱换来的。有人说我从不吃食堂二楼的特价菜，可那是因为我肠胃不好，吃不了太油腻的东西。
这些流言，最终传到了辅导员王琴老师的耳朵里。
又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被她叫到了办公室。
她的办公室里开着冷气，与外面的燥热仿佛两个世界。她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桌上摊着我的那份助学金申请表，脸色比外面的天还要阴沉。
她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点了点申请表上“监护人”那一栏，抬眼看我，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
“林默同学，我看了你的材料。”她开口，语气公事公办，“你说你父母双亡，是孤儿。但是按照规定，这种情况需要提供父母的死亡证明复印件，以及户口所在地乡镇或者街道开具的孤儿证明。你这两样，一样都没有。”
我垂下眼帘，看着她桌上的绿萝，轻声说：“老师，我没有那些证明。”
奶奶从来没给过我这些东西，我问起时，她总是摆摆手，让我别管。她说，人活着就行了，要那些纸片做什么。
王琴老师似乎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她身体微微前倾，加重了语气：“没有证明？林默，你要知道，国家助学金是给真正有困难的学生的，每年申请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我们作为审核老师，必须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对国家负责。你这样材料不全，我很为难。”
我依旧沉默。我能说什么呢？说我奶奶是个固执的老太太？说我们家连复印的钱都想省下？这些听起来都像是借口。
我的沉默彻底点燃了王琴老师的怀疑。她拿起我的申请表，指着监护人联系方式那一栏，那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手机号码，没有姓名，没有关系说明。
“这个号码，是你的监护人，对吧？”她盯着我，一字一顿地问。
我点了点头。
这个号码，是奶奶在我来学校报到前一天，用颤抖的手，工工整整地抄在一张小纸条上的。她把纸条塞进我的贴身口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小默，这个号码，不到天塌下来的那一天，绝对不能打。记住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号码是谁的，但我知道，这是奶奶给我的最后一道护身符。
王琴老师看着我油盐不进的样子，终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她拿起桌上的座机电话，冷冷地看着我，说：“既然你不愿意多说，那我只能亲自核实一下了。林默，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打这个电话。如果情况属实，我为我今天的怀疑向你道歉。如果不是……”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那未尽之语里的威胁，像冰锥一样刺向我。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办公室的冷气仿佛钻进了我的骨头缝里。我看着她那只按向拨号键的手，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疯狂地跳动着，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我不知道电话那头会是谁，更不知道，这个电话一旦接通，我用沉默和谎言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会不会在瞬间崩塌。
02
在王琴老师按下最后一个数字键的瞬间，时间仿佛被拉成了一条无限长的橡皮筋。办公室里电话听筒传出的“嘟…嘟…”的等待音，像催命的鼓点，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我的思社却不受控制地，飘回了那个被遗忘在时光里的，我和奶奶相依为命的家。
我们的家，在城郊一栋老旧的六层居民楼里，没有电梯。房子是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墙皮因为潮湿而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家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阳光下灰尘飘浮的声音。
奶奶的房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她身体不好，心脏和关节都有老毛病，一年四季离不开药罐子。她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在窗边的一张旧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把磨得光滑的木梳，一遍遍地梳着她那头稀疏的白发，眼睛失神地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
我从小就知道我们家“穷”。可奇怪的是，我们的生活虽然节俭，却从未真正捉襟见肘。我身上的衣服，大多是邻居家或者远房亲戚家孩子穿剩下的，但奶奶总会把它们用皂角洗得干干净净，领口和袖口有破损的地方，她会戴上老花镜，用针线细细地缝补好，熨烫得平平整整。她说：“衣服可以旧，但人不能邋遢。”
我们家的经济来源，是一个谜。
每个月的十五号左右，信箱里总会准时出现一张汇款单。奶奶会让我去取，取回来后，她就戴上老花镜，对着那张单子看很久很久，然后让我陪她去邮局把钱取出来。
汇款人那一栏，永远是空白的。每次取完钱回家的第一件事，奶奶都会把那张汇款单，在厨房的水池里用火柴点燃烧成灰烬，再用水冲得一干二净。
我问过奶奶，钱是谁寄的。
她只是摇摇头，说：“小默，你记着这份恩情就行，别多问。”
这份神秘的汇款，支撑着我们祖孙俩的生活，也支撑着我心里那个巨大的问号。
除了汇款单，我们家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奶奶卧室里那个上了锁的樟木箱子。
箱子很大，颜色暗沉，上面雕刻着一些我已经看不清的繁复花纹，角落的铜扣已经生了绿色的锈。奶奶从不让我碰那个箱子，她说里面装的都是些没用的旧东西。可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好奇。
在我上初二那年的一个下午，奶奶因为身体不舒服，吃了药早早地睡下了。我听着她房间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一个大胆的念头从心底冒了出来。我溜进她的房间，从她的针线笸箩里找到一根细细的发夹，学着电视里的样子，蹲在那个樟木箱子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捅咕着那个老旧的锁孔。
“咔哒”一声轻响。
锁，竟然真的被我捅开了。
我的心跳得飞快，既兴奋又紧张。我轻轻掀开沉重的箱盖，一股混合着樟脑丸和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
箱子里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财宝，只有一些被岁月染黄的旧物。
最上面是一叠厚厚的笔记本，牛皮纸的封面，里面用钢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我完全看不懂的符号、公式和图表。字迹有两种，一种苍劲有力，一种娟秀清丽。
笔记本下面，是一张被塑料封皮仔细包好的合影。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上面是三个年轻人。他们站在一片看起来像是戈壁滩的地方，背景是连绵的土黄色山脉。
照片中间的一对男女笑得特别灿烂，男的英俊挺拔，女的明眸皓齿，他们的眉眼，和我竟有几分惊人的相似。在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青年，看起来斯文儒雅，他对着镜头，笑得有些腼腆。
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一九九八年，西望山。
我猜，那对笑得灿烂的男女，应该就是我的父母。
照片底下，还静静地躺着一双崭新的运动鞋。款式和我现在脚上穿的这双一模一样，只是它还被妥善地包在鞋盒里，白得耀眼。鞋盒里还有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给我的小默，愿你走遍万水千山，归来仍是少年。
我正拿着那张卡片发呆，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
“小默，你在做什么？”
我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卡片“啪”地一声掉回了箱子里。我猛地回头，看见奶奶就站在我身后，她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她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悲伤，和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恐惧。
她默默地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过箱盖，轻轻地合上，然后重新用那把小铜锁锁好。从那天起，那把锁的钥匙，就被她用一根红绳穿着，挂在了脖子上，再也没有取下来过。
那件事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关于父母的任何事。我隐隐约感到，我那“意外双亡”的父母背后，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沉重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秘密。奶奶的讳莫如深，不是不爱，而是一种她认为的，对我最好的保护。
这个家，像一个用沉默和秘密构建起来的牢笼。我爱我的奶奶，但我渴望逃离。
考上大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改变命运，更是为了逃离这个让我窒息的环境。我天真地以为，只要离得够远，我就能把那些沉重的过往，连同那个上了锁的箱子，一起甩在身后。
我以为，大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可以像个普通女孩一样，为学分烦恼，为社团活动兴奋，为一场青涩的恋爱而脸红心跳。
我万万没有想到，过去，从未放过我。
“嘟……嘟……嘟……”
电话的等待音还在继续，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割着我的神经。
我的思绪被猛地从遥远的回忆里拽了回来，重新坠入这个开着冷气，却让我汗流浃背的办公室。
我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惧。
这恐惧，甚至超过了对失去助学金的担忧。我怕的不是谎言被戳穿后的窘迫，而是怕那个我逃离了十几年、被奶奶用尽全力掩盖的秘密，会在下一秒，通过这根细细的电话线，以一种最不堪、最猝不及防的方式，被公之于众。
电话，通了。
03
“喂，你好。”
听筒里传来一个略带沙哑的接线员女声，打破了办公室里那令人窒息的安静。
王琴老师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神色，她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说：“看吧，我就知道有问题。”
在我的设想里，这个“天塌下来才能打”的电话，那头要么是个威严的长辈，要么是个亲切的阿姨。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什么单位的总机。
王琴老师显然也有些意外，但她很快调整过来。她清了清嗓子，对着桌上的座机，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腔调说：“你好，我这里是南州大学，我找一下林默的监护人。”
她特意加重了“监护人”三个字，像是在提醒电话那头的人，也像是在提醒我。
我站在原地，像一尊石像，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到了耳朵上。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
“请稍等。”那个女声说完，听筒里传来一阵短暂的音乐声。
王琴老师似乎觉得，这场审问需要更多的“见证人”，才能显得足够“公正”。她不仅没有关掉免提，反而还把声音调大了几分。
办公室的门没有关严，门外，已经有几个路过的同学在探头探脑地看热闹了。而办公室里，除了我和王琴老师，还有我们系的副书记李书记，以及被王琴老师特意留下来的“学生评议代表”——张丽。
李书记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表情严肃，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但他的眼神在我和电话之间游移，显然对这场“公开处刑”也充满了好奇。
而张丽，则毫不掩饰她脸上的幸灾乐祸。她抱臂站在墙角，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那眼神仿佛在说：“林默，我看你这次怎么收场。”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绑在审判席上的囚犯，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审判官。我的尊严，被放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用一部开了免提的电话，进行公开的凌迟。
就在我即将被这股毁灭性的情绪吞噬时，电话那头的音乐声停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通过免提，清晰地响彻在整个办公室。
“你好，我是。请问有什么事？”
这个声音，沉稳，冷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没有丝毫的慌乱，也没有一点的迟疑。就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电话打进来。
这声音里蕴含的力量感，让原本准备了一肚子质问的王琴老师，瞬间卡了壳。她脸上的得意僵住了，张了张嘴，却没能发出声音。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李书记推了推眼镜，坐直了身体。张丽嘴角的笑容也收敛了几分，眉头微蹙。
还是王琴老师先反应了过来。她可能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脸色有些难看。她干咳了一声，试图重新掌握主动权。
“咳，你好。我是林默同学的大学辅导员，王琴。是这样的，林默同学正在申请我们学校的国家一等助学金，她在申请材料上填写的是‘父母双亡’，由您担任监护人。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我们需要向监护人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她顿了顿，似乎在组织一个更具杀伤力的问题。然后，她用一种极其刻意、几乎是残忍的清晰语调问道：“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林默同学的父母，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呢？相关部门的证明文件，是否方便提供给我们一份复印件？”
这个问题，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又准又狠地，直直插进了我的心脏。
奶奶用沉默为我筑起的那道脆弱的墙，在这一刻被她毫不留情地砸开了一个大洞。那些我从不敢深究，不敢触碰的伤口，就这样被她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几乎站立不稳。
我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在颤抖，拼命想把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逼回去。我不能哭，尤其不能在这些人面前哭。哭了，就代表我输了。
我等待着，等待着电话那头那个陌生的男人，给我，也给我这十几年的人生，下一个最终的判决。
他会怎么说？
他会编一个和我一样的谎言吗？还是会说出某个我一无所知的、更加惊人的真相？
或者，他会直接拆穿我，说这一切都是我为了骗取助学金而编造的闹剧？
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放慢。
我听见王琴老师得意的呼吸声，听见张丽压抑不住的嗤笑声，也听见自己那颗正在沉入冰冷深渊的心。
04
整个办公室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石吸引的铁屑，牢牢地钉在那部开了免提的座机电话上。
那个冷静沉稳的男声，在王琴老师抛出那个尖锐的问题后，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那沉默，大约只有两三秒钟。
可在这两三秒里，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煎熬。王琴老师的脸上，已经露出了胜利者般的微笑，她似乎认定了对方正在为如何圆谎而绞尽脑汁。张丽更是掩饰不住地，嘴角向上扬起一个幸灾乐祸的弧度。
就在王琴老师准备再次开口，乘胜追击的时候，那个男声，再度响起。
他的语调，比之前更加冰冷，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色彩，像一块被极寒冰冻过的钢铁。
“这位老师，”他甚至没有用“王老师”这个称呼，而是用了一种更具距离感的指代，“我想提醒你。第一，我当事人的家庭隐私，尤其是她父母的过往，属于极其敏感的个人信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们无权刺探。第二，你们学校作为资助审核机构，职责是审核学生是否符合贫困标准，而不是越权扮演户籍警察，去揭开一个年轻女孩家庭的伤心往事。”
他的话，字字清晰，句句在理，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法理威严。
王琴老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她张了张嘴，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从对我的审判，转变成了一场对她的质询。
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那个男声没有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他话锋一转，抛出了一颗真正的重磅炸弹。
“第三，如果你们的工作流程，就是通过这种粗暴的方式来怀疑和筛选学生，那么我们有理由质疑你们的专业性。这样吧，为了简化你们的工作，避免再出现类似的、对学生造成二次伤害的情况，我可以代表我个人，向南州大学进行一笔定向捐款。”
他顿了顿，仿佛在给办公室里的所有人一个吸收和理解的时间。然后，他用一种平静到近乎恐怖的语调，说出了那句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停止流动的话：
“就捐赠一百个助学金名额吧。每个名额的金额，与国家一等助学金的标准完全等同。这笔钱，下周一之前，会打到你们学校的指定账户上。现在，请问，关于林默同学的助学金资格问题，还存在吗？”
“轰——”
我感觉自己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一百个助学金名额？
我们系全部申请的学生加起来，都不到三十个。一个名额四千块，一百个，那就是……四十万？
个人名义？捐赠？
这已经不是在“核实情况”了，这是一种我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用绝对的实力进行的降维打击。这不是在为我辩护，这是在用钱，不，是用一种碾压式的力量，直接把所有的问题和质疑，都砸得粉碎。
我猛地睁开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部电话。我感到的不再是屈辱和愤怒，而是一种巨大的、荒诞的、令人手足无措的困惑和恐惧。
这个男人，这个所谓的“监护人”，他到底是谁？
他和我，和我那“意外双亡”的父母，到底是什么关系？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王琴老师的脸，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变脸戏。从刚才的红色，瞬间变成了惨白，嘴唇哆嗦着，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一直稳坐的李书记，“霍”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惶恐，他死死地盯着那部电话，仿佛想透过它看到电话那头的人。
而角落里的张丽，那副看好戏的表情早就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白和呆滞，她张着嘴，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
王琴老师彻底慌了神，她握着听筒的手在抖，声音也跟着抖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是的，先生，您误会了，我们没有怀疑的意思……我们只是……只是按程序办事……那个……请问，请问您……您贵姓？我们……我们也好跟领导汇报，做个记录……”
她的气势已经完全被摧毁，从一个审判官，瞬间变成了一个卑微的办事员。
电话那头的男声，似乎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
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容抗拒的威严和一丝催促的意味。他没有回答王琴老师的问题，而是用一句话，终结了这场已经完全失控的审问。
“我姓陈。我现在正在省政府大楼，旁边就是周省长的办公室，他五分钟后要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如果你们没有其他关于学生资助政策本身的问题，我要挂电话了。”
“省……省政府大楼？”
“周……周省长……的……秘书？！”
这一次，失声叫出来的是李书记！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骇，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王琴老师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手一抖，“啪”的一声，话筒从她手里滑落，重重地砸在桌上，又被她慌乱地捡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按下了挂断键。
“嘟——”
电话挂断的忙音，像一声丧钟，宣告了这场闹剧的结束。
办公室里，重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但这一次，所有的目光，都从电话，转移到了我的身上。那目光里，再也没有了审视和鄙夷，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混杂着敬畏、恐惧，以及极度困惑的情绪。
他们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来自外星球的怪物。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得像刚从冰柜里拿出来一样。
省长……秘书……
这四个字，像四座大山，轰然压在我的心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最想守护的平凡，我最想逃离的秘密，我最想埋葬的过去，在这一刻，以一种我最不想要、最恐惧、最惊世骇俗的方式，被炸开了。
完了。
我的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
一切都完了。
05
电话事件的余波，像一场无声的海啸，瞬间席卷了这间小小的办公室。
王琴老师和李书记的脸色都难看到了极点，他们看着我，眼神躲躲闪闪，像是在看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品。刚才还咄咄逼人的王琴老师，此刻连正眼看我都不敢，她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桌上的文件，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
最终，还是李书记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清了清嗓子，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我说道：“那个……林默同学啊，你看这事闹的……都是误会，纯属误会。你先……先回宿舍休息吧。助学金的事情，你放心，肯定没问题的，我们马上就给你办好。”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仿佛我不是一个需要他审核的学生，而是他的顶头上司。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想走。
角落里的张丽，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在我转身的瞬间，几乎是贴着墙壁，飞快地从我身边溜了出去，连头都不敢抬一下。那惊恐的模样，仿佛我身上带着瘟疫。
我走出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依旧燥热，阳光刺眼。可我却感觉自己像是走在南极的冰原上，从里到外，一片冰冷。
我没有回宿舍，而是一个人走到了学校那个人工湖边，找了个没人的长椅坐下。湖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可我的世界，却是一片漆黑。
省长秘书。
这四个字，像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在我脑海里疯狂地盘旋。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监护人”会是省长的秘书？
我的父母，那对在我的记忆里只剩下模糊笑容的男女，他们到底是谁？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们的死，需要被这样层层掩盖？为什么我的成长，需要一个如此位高权重的人来隐秘地守护？
我一直以为，我只是一个不幸的普通人。
可现在我才发现，我可能根本就不是个普通人，而我的不幸，也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想要的，不过是一份靠自己的“贫困”和“努力”换来的助学金，一份能让我挺直腰杆活下去的尊严。可现在，助学金唾手可得，我的尊严却被那个电话砸得粉碎。
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正常”，反而被一股巨大的、我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向了一个更加孤立、更加不正常的深渊。
消息传播的速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快。
不到半天时间，“计算机系新生林默背景通天”的传闻，就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校园。
版本五花八门，一个比一个离奇。
有人说，我是周省长的私生女，从小被寄养在乡下，现在被接回来了。
有人说，我家其实是某个低调的顶级豪门，来上大学只是为了体验生活，辅导员不长眼，踢到了铁板。
还有人说得更玄乎，说我是某个秘密部门保护下的重要证人，身上藏着惊天的秘密。
一夜之间，我从一个“装穷的骗子”，摇身一变成了“惹不起的大人物”。
世界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在我面前裂开了。
原本那些对我冷漠、鄙夷的同学，现在看到我，要么是远远地绕道走，要么就是脸上堆着讨好的、不自然的笑容，小心翼翼地跟我打招呼。
宿舍里，室友们跟我说话都变得客客气气，以前她们还会开玩笑地让我帮忙带饭，现在却连使唤我递一下桌上的纸巾都不敢。
我成了风暴的中心，也成了一座被所有人敬而远之的孤岛。
我被孤立了。以一种比贫穷时更加彻底的方式。
助学金的四千块钱，很快就打到了我的卡上。银行发来的短信通知，像一个巨大的讽刺。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那串数字，感觉那不是钱，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发痛。
这不是我应得的。这是被那个电话“砸”下来的。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只要一闭上眼，那个冷静的男声，那句“旁边就是周省长的办公室”，就会在我耳边反复回响。我对我父母的身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恐惧。他们是英雄？是罪犯？还是某个巨大棋局里，无足轻重的棋子？
我被一种巨大的、被操控的无力感紧紧包围。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活在别人设定好的剧本里。
我必须知道真相。
我鼓起所有的勇气，用我那部旧手机，给那个被我存为“惊天一号”的号码，发去了一条短信。
短信只有短短几个字：“你是谁？请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发出短信后，我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等待着回复。
一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
手机屏幕始终是暗的。那条短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激起任何波澜。
这种无声的漠视，比任何解释都更让我感到绝望。
我做了一个决定。
等这个周末，我就回家。我要当面问清楚奶奶，即便是跟她摊牌，即便是要再一次撬开那个尘封的旧箱子，我也必须，要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响起。我几乎是第一个冲出教学楼的，心里盘算着去火车站买最近一班回家的车票。
我刚走到教学楼前的广场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悄无声息地滑到了我的面前，稳稳地停下。
车牌是普通的本地牌照，但那锃亮的车身，和沉稳厚重的车型，都透着一股与普通私家车截然不同的气场。
我的心，猛地一跳。
在我的注视下，后排的车窗，缓缓降下。
一张儒雅而陌生的脸，出现在我眼前。
男人大约四十岁左右，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梳着一丝不苟的发型，他的面容，和那个在电话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形象，瞬间重合了。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审视，有无奈，甚至还有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歉意。
他对着我，平静地开口，声音和电话里一模一样，沉稳而清晰。
“林默同学，你好。我姓陈。”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给我反应的时间，然后继续说道：
“我想，我们有必要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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