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收养3名流浪妇人，她们临终前都说：院子里的杨树不能砍|二娘|村长|杨树|流浪妇人

“妈！人家拆迁办的挖掘机都开到门口了，这棵破杨树你要留到什么时候？你是想让我们全家都喝西北风吗？”

我急得满头大汗，指着院子中央那棵两人合抱粗的大白杨，嗓子都喊劈了。

母亲刘桂兰却像尊石佛一样，死死地护在树干前，手里还攥着把平时剁猪草的生锈菜刀，满头银发在风里乱舞，眼神凶得像头护崽的老狼：“强子，我今天话就撂在这儿！只要我刘桂兰还有一口气，谁也别想动这棵树！除非你们从我尸体上压过去！”

“大娘，您这又是何苦呢？这树不值钱，还挡着路，砍了能多算二百块钱工费呢。”拆迁队的工头无奈地掐灭了烟头。

“这不是钱的事！这是命！”母亲的声音突然哽咽，浑浊的泪水顺着满是沟壑的脸庞滚落，“你们不知道，这树底下……压着她们三个的魂儿啊！”

我愣住了，那三个疯疯癫癫的“老干妈”，都走了快二十年了，怎么还阴魂不散？

事情的根儿，得从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90年的那个冬天说起。

我父亲走得早，是得肺病没的，留下一屁股买药欠下的债，还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按理说，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本就是在夹缝里求生存，能把自己喂饱都不容易，可我那个“傻”娘，偏偏心软得像块豆腐，总爱往家里捡“累赘”。

那是个滴水成冰的傍晚，北风呼啸着像刀子一样刮脸。

母亲背着一捆从地里捡回来的干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

我正蹲在灶坑前烧火，等着那锅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粥烧开。

突然，院门被撞开了。

“强子，快！快拿床旧被子来！”母亲的声音急促得变了调。

我探头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母亲身后并没有背柴火，而是背着一个像土包一样的人。

那人浑身裹着破麻袋片，头发结成了硬邦邦的冰溜子，也不知道多久没洗了，离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酸臭味，像是烂白菜发酵的味道。

“妈，这谁啊？脏死了！”我捂着鼻子，满脸的嫌弃。那时候我刚上初中，正是死要面子、怕被同学看不起的年纪。

母亲没搭理我的抱怨，费劲地把那人放到炕梢稍微暖和点的地方，一边用热毛巾给她擦脸，一边数落我：“脏？脏也是条命！刚才我在村口大沟里看见她，半个身子都埋雪里了，再晚一会儿，明早就是硬邦邦的死人！快去，把你那个旧棉袄找出来！”

随着母亲擦洗的动作，那人的脸露了出来。

是个四五十岁的女人，颧骨突出，脸颊凹陷，却有一双出奇亮的眼睛。

只是那眼神直勾勾的，没有聚光点，嘴里还不住地流着哈喇子，呜呜啦啦地念叨着：“别打我……别打我……我有馍……”

“是个傻子？”我气得把手里的柴火棍往地上一摔，“妈，你是不是疯了？咱家连耗子进门都得哭着出去，你还领个傻子回来养着？村里人本来就看不起咱们，这下好了，成收容所了！”

正说着，隔壁二婶那尖酸刻薄的声音就顺着墙头飘了过来：“哎呦，桂兰嫂子，听说你又发善心了？自个儿儿子都快养不活了，还捡个疯婆子当宝？你要是实在闲得慌，来给我家喂猪也行啊，哈哈哈哈！”

我听着那刺耳的笑声，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冲母亲吼道：“我不吃饭了！给这疯婆子吃吧！”

“强子，做人得凭良心。”母亲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咱们是穷，但还有个顶棚遮风挡雨。这大雪天，把她推出去就是杀人。她虽然疯，但也知道冷热饥饱。从今天起，她就是你大姨。少吃一口饿不死，咱娘俩挤挤，就能救她一命。”

那个疯女人似乎感受到了屋里的气氛不对，突然停止了念叨。

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半个黑乎乎、硬得像石头的馒头，颤巍巍地递到我面前，咧开嘴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残缺不全的黑牙：“吃……给娃吃……不哭……”

就在那天晚上，疯大姨指着窗外院子中央那棵当时还只有碗口粗的小杨树，兴奋地拍手大叫：“树！树！有光……树里有人……”

我以为那是疯话，没往心里去。

有了疯大姨之后，我家的日子虽然更紧巴了，但也多了一些奇怪的“生气”。

疯大姨虽然脑子不灵光，但力气大，知道母亲对她好，就抢着干活。

挑水、劈柴，哪怕把水洒了一地，把柴劈得乱七八糟，她也乐呵呵的。

两年后，1992年的深秋。

那年庄稼收成不好，村里人心惶惶。

那天正好是镇上的大集，母亲带着疯大姨去集市上捡别人剩下不要的菜叶子。

下午三点多，一辆拉煤的大卡车路过村口，那是通往山西的必经之路。

我正在院子里写作业，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哗，紧接着是母亲焦急的喊声：“强子！强子！快把门板卸下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跑出去一看，只见母亲和疯大姨正从一辆平板车上往下扶人。

那板车上蜷缩着两个人——一个头发花白、双眼紧闭的老太太，还有一个拄着拐杖、满脸菜色的中年妇人。

“妈！你这又是要干啥？”我真的要崩溃了，站在院门口，张开双臂死死挡住，“这又是哪来的？你真把咱家当救济站了？村长前两天还说咱们家是非多，你这是要让我连学都上不成吗？”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母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这瞎眼大娘在路边讨饭，差点让车给撞了！这个瘸腿的大姐是跟她一起的，两人几天没吃饭了。我要是不管，她们今晚就得冻死在路边！”

这时候，村长背着手，皱着眉头溜达过来了。

看着这一院子的老弱病残——一个寡妇，一个少年，一个疯子，现在又来个瞎子和瘸子。

村长的脸拉得比驴脸还长：“桂兰啊，不是我说你。咱们村本来就是贫困村，你这属于给自己找麻烦，也给村里抹黑啊。这要是死在村里，派出所问起来，谁负责？”

那个腿脚残疾的妇人，一听这话，原本浑浊的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她猛地把手里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声音虽虚弱却透着一股硬气：“俺们不白吃白住！俺虽瘸，但手巧，会纳鞋底，会剪纸！这瞎大姐……她会算卦，会看事儿！俺们能干活，不吃闲饭！”

那个一直没说话的瞎老太，此刻微微抬起头。

她那双灰白色的眼珠子在眼眶里转了一圈，虽然看不见，却仿佛能洞穿人心。

她那枯树皮一样的手指指向了院子中央的杨树，声音沙哑得像是在拉锯：“大妹子，你别赶我们走。你家院里这棵树，不一般。它是这一方的‘镇物’，有它在，能保你儿子以后大富大贵。我们住这儿，是来报恩的，也是来守树的。”

村长一听“算卦”、“镇物”，脸色变了变，农村人多少都信点这个。

他叹了口气，指着母亲说：“桂兰，你自己掂量着办。出了事，村里可不管埋！”

母亲看着这两个可怜人，咬了咬牙，推开我挡着门的手：“都进屋！多大点事儿，大不了我再去多开二亩荒地！”

那一晚，家里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昏暗的煤油灯下，五个人的影子投射在斑驳的土墙上，摇摇晃晃。

瞎老太摸索着抓起一个窝窝头，突然停住了。

她侧着耳朵听了听窗外的风声，低声说：“树叶子在笑呢。这地方，旺人。”

我缩在墙角，看着这一屋子的“怪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迷茫。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傻，更不知道这三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会给这个家带来怎样的翻天覆地。

日子在磕磕绊绊中又过了五年。

我家成了十里八乡最“奇葩”的家庭。

村里人背地里都叫我家“五鬼庙”，说阴气太重。

但我不得不承认，自从这两个人来了以后，家里的日子虽然还是穷，但却井井有条了许多。

疯大姨负责出力气，挑水浇园；瘸二娘手巧，纳的千层底布鞋结实耐穿，十里八乡都有人拿鸡蛋来换；瞎老太最神秘，她整天盘腿坐在那棵杨树底下，一坐就是大半天，嘴里念念有词。

有时候村里谁家丢了鸡鸭，或者小孩受了惊吓，偷偷来问她，她随口说个方位，还真能找着。

那棵杨树，长得也是邪乎。

别的树一年长一圈，它恨不得一年长三圈。

短短几年，就从碗口粗长到了水桶粗，枝叶繁茂得像把巨型的大伞，夏天能遮住大半个院子的日头，连知了都爱往这树上落。

1997年的夏天，那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

那天午后，天黑得像锅底，狂风卷着暴雨像是天河漏了一样往下倒。

隔壁二婶家的猪圈年久失修，在暴雨中塌了一角，二婶在大雨里哭天抢地，一边骂老天爷，一边指桑骂槐：“作孽啊！肯定是被隔壁那群扫把星克的！养了一屋子妖魔鬼怪，连累我们也跟着倒霉！”

我当时已经十七八岁了，听得火起，想冲出去跟她理论，被母亲一把死死拉住：“强子！别去！雷雨天别惹事！”

就在这时，天地间突然白光一闪，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咔嚓”！

那声音就像是在头顶炸开了一样，震得窗户纸都在抖。

我吓得捂住耳朵蹲在地上。

等回过神来，只见院子里火光一闪，那棵大杨树的一根粗大的侧枝被劈断了，冒着黑烟，带着火星子砸了下来！

“坏了！瞎大娘还在树底下！”瘸二娘惊叫一声。

原来，瞎老太刚才为了去收晾在树下的咸菜坛子，还没来得及进屋。

“大娘！”母亲惊叫着，疯了一样冲进暴雨里。

那根被雷劈断的、足有大腿粗的树枝，不偏不倚，正好砸在瞎老太身侧两公分的地方。

瞎老太浑身湿透，盘腿坐在泥水里，手里还紧紧护着那个咸菜坛子。

“桂兰啊，别怕。这雷……是来收我的。我是个泄露天机的人，老天爷要收我。是这棵树……它替我挡了一劫。这树……它修成精了。”

瘸二娘也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跑出来，看着那断枝切口处流出的汁液，竟然是淡淡的红色，像血一样。

她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大姐说得对。刚才那雷下来的时候，我隔着窗户看见了……那树枝好像自己往上迎了一下。这树是在护主啊！”

疯大姨则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抱着那焦黑的树干，把脸贴在粗糙的树皮上，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喊：“疼……树疼……呼呼……给树呼呼……”

从那以后，这三个女人对这棵树的态度彻底变了。

如果说以前只是喜欢，那现在就是“敬畏”。

她们不再把它当成普通的植物，而是当成了家里的“守护神”。

她们开始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一点荤腥、肉汤，偷偷倒在树根底下；每逢初一十五，瞎老太还会对着树烧几张黄纸。

村里人传得更邪乎了，说刘桂兰家养了三个妖婆，天天在院子里拜树妖，想要借尸还魂。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觉得这是封建迷信，丢人现眼。

我甚至想过偷偷把树砍了，省得别人指指点点。

可每次只要我一靠近树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母亲就会用一种从未有过的严厉眼神制止我，那眼神里，有一种近乎信仰的坚定。

岁月像把杀猪刀，转眼到了2005年。

随着我外出打工、娶妻生子，家里的光景稍微好了点，但这三个“老干妈”的身体却像那老宅的土墙一样，开始扑簌簌地掉渣，最终轰然倒塌。

最先走的是瞎老太。她那年已经八十多了。

临走前的那晚，是个月圆之夜，她回光返照，精神出奇的好，甚至那只瞎眼似乎都有了点光彩。

她把母亲叫到床前，枯瘦的手死死抓着母亲的手腕，指甲都嵌进了肉里，力气大得吓人。

“桂兰妹子，我这辈子吃了你十多年的白饭，下辈子当牛做马还。但我有一件事，关乎你家三代的运势，你一定要记住。”瞎老太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了谁。

“老姐姐，你说，我记着呢。”母亲红着眼圈，不停地给她擦汗。

“院子里那棵杨树……千万不能砍。”瞎老太喘着粗气，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那树根底下，聚着气呢。我住了这些年，那是‘生门’所在。树在，家就在；树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散了。还有……那树底下……有……有……”

话没说完，瞎老太喉咙里发出“咯喽”一声，头一歪，咽气了。

就在那一刻，院子里无风起浪，那棵杨树的叶子哗啦啦作响，像是在呜咽送行。

没过半年，疯大姨也不行了。

她是得的急病。躺在炕上，她那双平时浑浊的眼睛突然变得清明了许多。

她拉着我的手，指着窗外，嘴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树……不砍……树……宝……给你……留着……”

她死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窗外那棵树，死不瞑目，直到母亲答应她绝不砍树，才慢慢闭上了眼。

最后走的是瘸二娘。

她是读过点书的，比另外两个更有条理。

她把刚带着媳妇回家的我叫到床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了一辈子的几百块钱。

“强子，你是读过书的人，别嫌弃我们这些老太婆迷信。”瘸二娘语重心长，眼神里透着一股洞察世事的睿智，“那棵树长在你们家院子的正中央，按风水说是‘顶梁柱’。这二十年，它吸了咱们这家人的苦气，转化成了福气。你要是把它砍了，这福气就泄了。记住二娘的话，不管以后穷成啥样，哪怕把房子卖了，也得留着这棵树。那树……那是咱们家的根啊。”

那时候的我，虽然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

我想的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搞这些封建迷信？等以后有钱了，我肯定要把这破房子推了盖小洋楼，这破树挡着视线，还招虫子，肯定得砍。

但这三个老太太临终前的遗言，就像三根钢钉，死死地钉在了母亲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