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标志着氢能交通从“未来可期”的空谈正式转变为一场赤裸裸的财务清算。从小型乘用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矿山设备、加氢基础设施，甚至到航空领域，撤退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承诺的步伐。这些失败并非边缘试点项目的偶然失利，而是横跨各大洲、各类商业模式和政治体系的系统性撤退。大多数退出行动都是悄悄进行的——通过战略更新、周末披露或年末声明，美其名曰“聚焦”或“自律”。但综合来看，它们清晰地勾勒出一种由运营现实而非意识形态驱动的大规模放弃模式。

在轻型交通领域，氢能彻底溃败，需求全面崩塌。法国氢能出租车公司Hype完全终止了氢能业务，全面转向纯电动车。除韩国以外，全球燃料电池汽车销量已几近归零。而韩国之所以仍是个例外，仅仅是因为车辆享受约50%至60%的补贴，且氢燃料本身也获得直接财政支持。欧洲、北美和亚洲的加氢站纷纷关闭；加州的加氢站则频繁出现停机、配给和关停，进一步摧毁了本就几乎不存在的消费者信任。各大车企在多数市场停止了对燃料电池车的营销，却未发布正式退出声明。更说明问题的是，没有任何新的城市或车队承诺采购氢能车辆——这种沉默比任何单个取消订单都更具说服力。

重型卡车曾被视为氢能最有力的应用场景。人们反复强调其长途运输、高载重和集中式车队等优势。然而现实却走向了反面：全球燃料电池重卡销量持续下滑，而纯电动重卡部署却迅猛增长，尤其在中国。中国各地的车队已在港口短驳、建筑运输和区域货运中大规模采用电动重卡。与此同时，包括Stellantis、通用、戴姆勒、本田在内的主要制造商纷纷退出氢能卡车项目，有些甚至仅以“暂缓”为由体面收场。围绕氢能卡车创立的初创企业接连倒闭：Hyzon、Nikola和Quantron相继破产，连同一大批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一同倒下。康明斯启动对其氢能业务的战略评估，暗示将进一步收缩；博世则减少对氢能移动出行的投入，将资源转向电气化。没有任何一款氢能卡车平台实现持续量产。与此同时，电动重卡已能稳定执行日常货运任务，运营成本和维保体系清晰可预测。车队自然选择了那些能准时交付、可靠运行并长期服役的车辆。

公共交通领域比其他任何细分市场都更清楚地暴露了氢能的运营成本问题。各城市很快意识到，资本补贴无法解决燃料和维护带来的风险。Dijon在投入真金白银建设基础设施后，最终放弃了氢能公交车采购计划。严重依赖氢能巴士的比利时制造商Van Hool宣告破产。与公交氢能部署紧密相关的加氢及电解设备供应商McPhy也轰然倒塌，留下大量闲置资产。在波兰，26座已采购或正计划采购氢能公交车的城市，在发现氢气价格远超预期后，不得不向中央政府紧急申请燃料补贴。类似情况在整个欧洲和北美反复上演，各地公交机构纷纷暂停或取消氢能采购。加拿大改进了其零排放公交基金，并在此过程中取消了一个智库对公交规划的独家顾问角色——该智库此前一直通过有缺陷的模型和错误数据，强行将氢能塞入车队方案。相比之下，纯电动公交车提供了可预测的能源成本、更简单的维护和更高的可用率。公交机构最终回归了那些符合预算且契合现有技术能力的解决方案。

铁路运输是另一个曾被宣称“氢能不可避免”的领域。理由是低频或偏远线路不值得电气化。但在实践中，氢能列车只是徒增复杂性，却未能解决基础设施瓶颈。德国下萨克森州大幅缩减氢能列车运营，仅保留原计划车队的一小部分，并放弃了后续采购。阿尔斯通在多年推广后，悄然将氢能列车移出产品重心。英国的铁路规划中，氢能牵引也已悄然消失。印度通过架空电线实现了99.2%的干线铁路电气化。瑞士和奥地利则重申其电气化战略，并辅以电池方案应对非电气化区段。铁路运营商普遍青睐架空线、局部电气化和电池方案，因为这些方式降低了运营风险，且与现有维保体系兼容。氢能列车始终未能在规模化应用中证明其可靠性或成本优势。

水上交通也呈现出同样的失败轨迹。过去几年，氢能渡轮和船舶虽完成了少量示范项目，但普遍存在更高的初始投资、更高的运营成本，且一旦计入上游制氢环节，许多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反而更高。氢气储罐挤占了有效载荷和乘客空间，加氢基础设施未能规模化落地，船舶利用率也始终低迷。这些水上氢能项目依赖补贴和“新奇效应”生存，从未超越试点阶段。相反，纯电动船舶迅速从示范走向实际部署：挪威、欧洲、中国和北美已在固定高利用率航线上大规模部署电动渡轮，受益于电池成本持续下降和岸电基础设施的简易性。全球已订购2100艘纯电动客运渡轮。此外，欧洲和中国已在近海和内河航线上投入运营纯电动集装箱船，港口配套建设了兆瓦级充电设施和集装箱式电池换电系统，以支撑高频次运营。船舶安装的电池容量逐年增长，而氢能活动则因项目取消或被低调转为“研究”而停滞甚至萎缩。无论在陆地还是水上，氢能都带来了更高成本和更差的碳排放表现，却无市场增长；而电动系统则因其切实可行而不断扩张。

非道路和工业移动设备领域，更是击碎了氢能最后的理论防线。矿业、建筑和港口设备常被拿来作为“电池难以胜任”的典型场景。然而，Fortescue公司正式放弃氢能计划，转而斥资数十亿美元采购纯电动矿用卡车和设备。建筑机械制造商纷纷推进电动平台，却不再开展氢能试点。港口选择对堆场拖车、起重机、物料搬运设备乃至拖船进行电气化改造，而非押注氢能。即便在偏远地区和重载工况下，电力也比压缩氢气更容易管理——在维护、能源输送和系统效率方面，电气化全面胜出。

加氢基础设施的崩溃与车辆需求的萎缩同步发生。壳牌彻底退出加氢站业务； BP关闭了其氢能燃料部门。欧洲、北美和中国的加氢站陆续关停；日本尽管长期享有国家支持，但加氢站利用率仍在持续下滑。没有私人资本愿意接替石油巨头留下的投资空缺。加氢站缺乏二次经济用途，难以改造再利用。那些在需求出现前就仓促建成的基础设施长期闲置，却仍不断累积运营成本。没有车辆，加氢站便失去存在意义；没有加氢站，车辆更无从谈起。

企业资产负债表印证了部署层面早已显现的事实。专注于交通领域的燃料电池制造商现金流加速恶化。Ballard Power、Plug Power和FuelCell Energy持续报告亏损、订单积压锐减、业务地域收缩。像Lhyfe这样的公司一边继续公布巨额亏损和现金储备下滑，一边仍高调宣称“成功”，而现实却是裁员、削减开支以及业务范围和地域的全面收缩。一些公司甚至不得不通过反向股票分割来维持上市地位，因为股价已跌至危险水平。风险资本回避氢能交通初创企业；即使有政府担保，项目融资也已枯竭。企业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非交通领域或一次性合同。公开市场的反应反映的是运营现实，而非遥远的宏大叙事。

航空领域则标志着象征意义上的最终撤退。空客在多年宣传之后，搁置了其氢能航空计划。氢能航空初创公司ZeroAvia持续烧钱，却未能交付任何认证飞机，不仅错过了2025年目标，今年还在大西洋两岸裁员。氢能飞机从来都近乎科幻——其可行性完全依赖于储氢、重量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突破性进展。随着成本和时间表日益清晰，即便是象征性的长期押注也被放弃。航空业的关注点重新回到提升现有飞机效率、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混合动力和纯电动飞机等更现实的路径上。

这一切本不该令人意外。氢能交通在每一个能量转换环节都存在效率损失：电力需先发电，再转化为氢气，然后压缩或液化，再运输、储存，最后再转化回电能或机械能。每一步都增加成本、复杂性和能量损耗。其资本投入高企，运营成本波动剧烈。燃料配送需要专用设备、面临安全限制和泄漏风险。长期以来，机构奖励的是公告和试点项目，而非实际成果；补贴的领取被误当作成功验证，实则应是危险信号。沉没成本偏见、面子工程和认知显著性效应，让这些项目存活的时间远超其实际表现所应得的期限。

氢能作为一种工业原料不可或缺，但它并不适合作为通用型交通能源载体。过去一年，这一命题已在所有主要车型类别、地理区域和补贴机制下经受了全面检验，结果高度一致。这是系统现实的必然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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