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回国进行作证的时候，他看到了PPT上中美基础设施的对比图后直挠头。他或许想到了北京南站复兴号站台上竖立着硬币，在时速达到350公里的时候硬币依然能够保持不动。而美国阿西乐特快在运行的时候，晃动得连咖啡都端不稳。这样的对比就好像用智能手机和拨号上网进行比较一样，表面上是技术方面存在代差，而在本质上是制度迭代速度的较量。
我认为西方比较焦虑的并非是中国发展的速度较快，而是我们淘汰落后产能的态度极为坚决。在2000年的时候全国还存在绿皮车在运行，而现如今三四线城市都已经开通了高铁。美国加州在2008年立项的高铁，预算从330亿攀升到1280亿美元，经过了十七年还没有把铁轨铺设完成，而与此同时中国的高铁网已经环绕地球赤道一圈多了。这样的更新换代的执行能力，如同你的家祖会时不时地扔掉旧家具，而邻居却还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柜子当作传家宝一样。
我在翻阅英国议会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到2024年9月，英国上议院仍然保留着92个世袭贵族的席位，这些人出生之后就能够参与立法投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淘汰的这种玩法，他们竟然一直使用到现在。这也和《晏子春秋》中所说的“橘生长在淮南就成为橘，生长在淮北就成为枳”是一样的情况。同样的制度种子，在不同的地方结出了不一样的果实。
中国人对于实体经济或许存在着一种执着。在唐宋时期丝绸与瓷器在各个地方进行销售。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带着货物前往远方进行航行。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占据了全球的三成，在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当中，666个小类都是齐全的，就好像是一个工业超市。而美国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005年的13%下降到了10%，华尔街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比去做螺丝钉还要积极。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警钟，可是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依次喊着制造业回归，但是产业链却如同断线的珠子，没有办法再把它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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