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庙,全称武成王庙,是古代王朝祭祀姜太公和历代名将的场所,其源于唐玄宗敕令天下诸州建立的太公庙,后因唐肃宗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故正式改名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那么,什么样的武将才有资格入选武庙祭祀,历代武庙人选又有什么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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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唐肃宗正式设立武庙,唐德宗时增祀至六十四人

姜太公作为周朝开国元勋,凭借灭商立周和安定周室之功,被后世尊奉为“兵家始祖”。唐朝以前,历代虽对姜太公也有祭祀,但并未形成定制,直到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尚父庙,以张良配享,选历代名将十人为十哲陪祭,并要求春秋两季按照文庙规格举行祭礼,出师命将时,都要举行谒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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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设立武庙,主要因为当时唐朝承平日久,科举选官制度日渐受到推崇,以致社会风气逐渐重文轻武,但唐朝又面临着府兵制崩坏,外族侵扰不断的实际问题,故而唐玄宗意图通过设立武庙,提升武人地位,提倡尚武之风。

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又诏令各州,凡武举人每次应召上省,都要先去太公尚父庙拜谒。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太常少卿于休烈上奏称,张良之功不亚于姜太公,且两人皆为人臣,以张良配享太公不妥,且将张良留在武庙会导致汉高祖庙“空无侍臣”。在他的建议下,张良被移回帝王庙以侍奉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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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因“安史之乱”久久不能平息,为了激励将士平定叛乱,唐肃宗尊姜太公为武成王,祭典与文宣王比,太公尚父庙更名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同时,又选历代“功成业著、弘济生人者”十人,作为十哲陪祭,左列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右列为: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其中以张良为亚圣配享。

需要指出的是,张良之所以地位如此之高,主要源于相传张良得到了姜太公所著的《太公兵法》,故而张良算是继承了姜太公的兵法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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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从祀于武庙,这便是武庙六十四将,其中先秦八人:范蠡、管仲、孙膑、廉颇、王翦、田单、赵奢、李牧;

两汉十七人:曹参、周勃、彭越、周亚夫、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邓禹、贾复、寇恂、吴汉、冯异、耿弇、马援、黄埔嵩、段颖;

三国八人:张辽、关羽、张飞、周瑜、吕蒙、陆逊、陆抗、邓艾;

两晋南北朝十七人:羊祜、王濬、杜预、谢玄、慕容恪、陶侃、王猛、檀道济、王僧辩、慕容绍宗、宇文宪、长孙嵩、王镇恶、吴明彻、斛律光、于谨、韦孝宽;

隋朝四人:韩擒虎、史万岁、杨素、贺若弼;

唐朝十人:尉迟敬德、苏定方、张仁亶、王晙、王孝杰、李孝恭、裴行俭、郭元振、张齐丘(李光弼)、郭子仪。《新唐书》中有张齐丘而无李光弼,《唐会要》中有李光弼而无张齐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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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导致朝廷对于武将群体愈发不满,于是在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刑部尚书关播上奏,表示姜太公古称大贤而非圣人,下置亚圣颇为不妥,且文庙十哲皆为孔子亲传弟子,武庙十哲却选不同时期名将,有些不伦不类,因此请求取消武庙的名将配享制度,以及亚圣和十哲称呼,于是此后武庙便只祭祀姜太公和张良。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已经迁都洛阳的唐朝,又在洛阳重新选址建造武庙,恢复太公祭祀和武庙配享制度,供奉十哲。

北宋:赵匡胤时大幅度增减,后恢复唐制并少量增减

唐朝灭亡后,后梁曾一度“废从祀之祭”,但到后唐时期又恢复从祭礼仪,祭祀礼仪和祭祀对象皆沿袭唐朝,在整个五代时期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年),下诏在东京开封府修建武成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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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庙建成之后,赵匡胤亲临视察,发现从祀人员中有白起,遂以白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而将其罢祀,又有大臣上奏,表示王僧辩不能善始善终,也不应该纳入从祀之列。于是,赵匡胤下诏,以功业始终无瑕为标准,命人重新审核武庙从祀诸将。

赵匡胤的想法很简单,武将要想入祀武庙,不仅要看武功,更加要看武德,若是德行败坏,纵使功劳再高、能力再强,也不能入选。这是由于唐末五代以来,武将乱政情况极为严重,因此宋朝君臣皆认为,武将必须加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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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元年(963年)六月,经过重新核定,在唐朝武庙从祀人员的基础上,删除了吴起、孙膑、廉颇、韩信、彭越、周亚夫、段颖、邓艾、陶侃、关羽、张飞、杜预、慕容绍宗、王僧辩、吴明彻、杨素、贺若弼、史万岁、李光弼、王孝杰、张齐丘、郭元振等二十二人。

新增灌婴、耿纯、王霸、祭遵、班超、王浑、周访、沈庆之、李崇、傅永、段韶、李弼、秦叔宝、张公谨、唐休璟、浑瑊、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葛从周、周德威、符存审等二十三人。

赵匡胤看后,下令将管仲升入十哲,而将吴起退为从祀武将。经过这次调整,武庙十哲只剩下了八位,去除了白起、吴起、韩信,新增了管仲;从祀武将则增至六十八位。

乾德二年(964年),朝廷下令将郭子仪由从祀将领升入十哲,又将唐朝后期名将李晟增补为从祀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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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廷又废除了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对武庙从祀人员做出的变动,恢复了唐朝时的旧制。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朝廷又对武庙从祀人员中,没有封爵之人全部追封侯爵或伯爵。

根据《宋史·礼志》的记载,此时武庙中的人员相较于唐朝时,已经发生了不小变动,不过具体是何时调整的,已经无法考证。其中,张良地位进一步提高,以亚圣地位单独配享;十哲则是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而六十四将较之唐朝的名单,增加了白起、吴起、李晟三人,删除了管仲、范蠡、郭子仪、檀道济、长孙嵩、慕容绍宗六人,同时李光弼彻底取代张齐丘,故而变成了六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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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徽宗时期的祭祀名单不难看出,宋朝的武庙祭祀体系仍以文庙为标准,仿照文庙设立了亚圣、十哲、六十一名将,共计七十二人,恰好对应孔子弟子中的贤人七十二。

南宋:较之北宋只有少量调整

北宋灭亡之后,由于中原被金国控制,宋高宗于临安称帝建立南宋,因此又下令在临安重新修建武庙,并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恢复了对武庙的祭祀,每年仲春、仲秋祭祀两次。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国子监丞林保的建议下,南宋又提高了武庙祭祀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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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六年(1146年),朝廷将韩信从十哲降为了从祀将领,而将从祀将领赵充国升入了十哲。赵充国作为西汉中期名将,在对抗匈奴、氐族、西羌等异族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如今金国占据中原,将其升入十哲象征意义明显。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朝廷又将李勣从十哲降为从祀将领,而位于从祀将领的李晟则升入了十哲。原因是李勣“邪说误国,唐祀几灭”,主要源于当初李勣在唐高宗“废王立武”中的态度,认为李勣应当为武则天篡唐建周负责,而李晟作为唐朝中期名将,平定河朔三镇叛乱、讨平“泾原兵变”、平定朱泚之乱等,有再造大唐之功。

同年,宋孝宗下令选择本朝名将从祀武庙,最终北宋开国名将曹彬得以入选。

金国、元朝:金国将本朝武将列入,元朝只祭祀太公和十哲

金国入主中原以后,最初并未设立武庙,直到泰和六年(1206年),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金章宗,这才下令在中都设立武庙,祭祀制度仿照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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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庙建成后,有大臣建议将本朝开国功臣选入武庙从祀,于是以完颜宗翰和张良共同配享姜太公,并将管仲从十哲降为下祀。之后,又将完颜宗雄、完颜宗望、完颜宗弼等人陪侍姜太公神位,而将韩信等人移至左右厢房降低祭祀规格,还将王猛、慕容恪等二十余人踢出了武庙,而将金朝将领斜野等人增补了进去。

不过,史料中只是粗略的记载了一下人员变动,关于具体的从祀名单并无记载。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连破河北九十余郡,西夏又频频侵扰边境,金国被迫迁都汴京,并于汴京重建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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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灭亡金国后,为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以西,以孙武、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年春秋祭祀两次。不过,元朝只祭祀姜太公和十哲,历代武将并不在祭祀之列,且祭祀规格有所降低。

明朝:朱元璋终止武庙祭祀

明朝推翻元朝以后,礼部官员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上奏,请求遵循前代旧例,建立武庙祭祀姜太公,但朱元璋认为姜太公乃周朝臣子,唐朝将其封为武成王立庙祭祀,等于将其抬到了与周天子一样的地位,违背了儒家“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只需将姜太公放入历代帝王庙,作为周武王的从祀名臣即可,于是下令削去姜太公武成王封号,并废弃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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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起于布衣,因而对于忠君思想极为看重,姜子牙作为周朝的臣子,却与帝王一般,单独立庙祭祀,这显然与朱元璋的思想相违背。

此外,随着北元败退蒙古草原,边患的削弱也让朱元璋更为重视防止内部叛乱,唐宋时期的武庙体系,曾一度助长了武将集团势力,朱元璋则旨在削弱开国功勋和武将权力,以巩固统治。因此,为了防止出现“臣子犯上”的局面,作为武将精神图腾的武庙,必须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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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废止武庙后,祭祀关羽的关帝庙逐渐兴起,关羽从武庙中的从祀一员,开始逐渐取代姜太公成为主祀,到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朝廷正式下令以祭祀关羽的庙宇为武庙,而此时朝廷对武庙的祭祀,已经从尊武变成了彰显忠义,因此无论是曾经的武庙十哲还是从祀名将,都不再列入武庙接受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