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院子里的梧桐叶落第三回的时候，爷爷的拆迁款终于下来了。
消息是隔壁陈奶奶颠着小脚跑来告诉我的。那时我正在院子里搓洗爷爷那条沾了粥渍的睡裤，洗衣粉的泡沫溅了一手背。“溪丫头，你快去村委看看，你爷爷那老房子的补偿名单贴出来了！”陈奶奶喘着气，眼角皱纹里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光，“数目可不小呢。”
我没立刻动。手上继续搓着那块顽固的污渍，直到布料发出细微的摩擦声。这三年，我每天要洗的东西太多了——爷爷吐痰的手帕，母亲护理时弄脏的围裙，还有我自己那双永远沾着药味的手。
屋里传来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破风箱在拉扯。母亲的声音跟着响起来，温温软软的：“爸，喝口水压压。”
我把睡裤拧干，挂在晾衣绳上。水珠顺着布料往下滴，在水泥地上砸出一个个深色圆点。去村委要走一刻钟，我想了想，还是进了屋。
爷爷靠在藤椅里，身上盖着母亲去年织的毛毯。那毯子用了最软的绒线，母亲熬了好几个夜，织的时候手指都磨红了。此刻毯子一角滑落在地上，爷爷没管，只是盯着电视里咿咿呀呀的戏曲频道。
“爷爷，”我蹲下身捡起毯子，重新给他搭好，“村委那边贴拆迁补偿名单了，我去看看？”
他眼皮都没抬，枯瘦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两下。这是他的习惯动作，表示知道了，但不想接话。三年前中风后，他左边身子就不太利索，说话也含混，只有这敲击的动作还保留着从前的威严。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手里端着刚熬好的中药。热气熏着她的脸，鬓角有汗湿的痕迹。“小溪去看看吧，”她说，“是该有个结果了。”
我出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母亲正小心地吹着药汤，一勺一勺喂到爷爷嘴边。爷爷喝得很慢，每一次吞咽喉结都要剧烈滚动。这个画面我看过上千遍了，从三年前那个雨夜大伯和大伯娘把爷爷送来开始，天天如此。
村委门口挤满了人。红纸黑字的名单贴在公示栏上，像一块巨大的膏药。我挤进人群，找到爷爷的名字：沈广源，补偿面积一百七十二平，补偿金额——
我数了数后面的零。
两百万。
周围闹哄哄的，有人笑有人骂。王叔家的补偿款才八十万，他媳妇正扯着嗓子跟村主任理论。李婶家更少，六十万，她直接坐在地上哭起来。唯独我家这一栏，数字大得扎眼。
“广源叔这运气！”有人拍我肩膀，是前街的刘二哥，“老房子地段好，补得多！这下你们家可享福了，伺候老爷子三年，值了！”
我没说话，眼睛盯着那个数字。三年前爷爷中风，大伯沈建国和伯娘赵秀芬来医院看了三次，第四次就提着个旧行李箱，把爷爷送到了我们家。当时赵秀芬拉着母亲的手，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秋芸啊，爸就喜欢你们这儿，清静。我们那边太吵，不利于他恢复。你是老师，懂道理，会照顾人。”
那时爷爷还能说几句话，他抓着大伯的袖子，含混地喊：“建国……建国……”
大伯把他的手掰开，塞进行李箱拉杆的缝隙里。“爸，你先在老二家住着，我那边生意忙，过阵子接你。”
这一过就是三年。
“沈溪！”村主任喊我，“正好你来了，回去告诉你妈，下周一签协议，要户主本人来。”
“我爷爷这样，怎么来？”
“那就委托人呗，”村主任凑近些，压低声音，“你大伯昨天就来问过了，材料都准备好了。”
我盯着他：“补偿款是打到我爷爷账户？”
“那当然，肯定是本人账户……”村主任话说到一半，手机响了，他看了眼屏幕，匆匆摆手，“反正你们家自己商量好，下周一上午九点，别迟到。”
回家的路上我走得很慢。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各家各户做饭的香气。路过小卖部时，我看见大伯的黑色轿车停在门口。大伯娘赵秀芬正从店里出来，手里提着两盒包装精美的保健品。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小溪呀！刚想去你家呢。”
她比三年前富态了些，新烫的卷发，穿着件绣花的紫色外套。走到跟前时，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和家里永远散不去的药味形成鲜明对比。
“这不给爷爷买的，”她把保健品往我手里塞，“进口的，对老人好。你妈照顾爷爷辛苦了，这个给她补补。”
我没接。“爷爷的药都是医生开的，不能乱吃。”
赵秀芬的笑容僵了僵，又立刻重新堆起来：“也是也是，还是你们细心。”她凑近些，“那什么，拆迁款的事你知道了吧？你大伯这几天跑前跑后，可算把手续办妥了。爷爷这情况，得有人替他打理，你说是不是？”
“爷爷自己能做主。”
“哎哟，小溪这话说的，”赵秀芬拍了下大腿，“老爷子现在这样，怎么操心这些事？你大伯是长子，理应担起责任。再说了，这三年我们也没少往你们那儿跑，每次不都大包小包提东西？”
我想起她上次提来的一箱过期的牛奶，母亲怕浪费，自己喝了，拉了两天肚子。
“周一签协议，爷爷得亲自去。”我说。
“去，肯定去！”赵秀芬连连点头，“你大伯开车接送，放心吧。”
她转身往车那边走，高跟鞋敲着水泥路面，咔嗒咔嗒响。走出几步又回头：“对了，你妈在家的吧？我进去看看老爷子。”
“爷爷该休息了。”
“就看一眼，”她已经朝我家方向去了，“哪有儿媳不看公公的道理。”
我跟在她身后。院子里的晾衣绳上，那件睡裤还在滴水。赵秀芬瞥了一眼，嘴角撇了撇，很快又换上关切的表情。
进屋时，母亲刚给爷爷擦完身子。水盆还放在地上，里面漂着毛巾。屋里有点闷，窗户开了条缝，但药味和老人味已经渗进墙壁里，散不掉了。
“爸！”赵秀芬喊得亲热，走到藤椅边，“看看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爷爷浑浊的眼睛转了转，认出是她，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他想抬手，但只有右手手指动了动。
“大伯娘，”母亲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我给你倒水。”
“不忙不忙，”赵秀芬拉着母亲的手，上下打量，“秋芸啊，你瘦了。照顾病人最耗神，真是辛苦你了。”
母亲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水面的涟漪，很快就不见了。“应该的。”
赵秀芬在屋里转了一圈，目光扫过褪色的窗帘、修补过的沙发扶手、电视柜上摆满的药瓶。最后她的视线落在墙角的行李箱上——还是三年前那个，深蓝色，轮子坏了一个，侧边有道裂口，用胶带缠着。
“这箱子该换了，”她说，“等都安置好了，给你爷爷买新的。”
母亲没接话，只是问：“建国最近生意还好？”
“好！特别好！”赵秀芬声音扬起来，“接了个大工程，忙得脚不沾地。所以爸这边，真是多亏你们了。等这阵子忙完，我们一定好好谢谢你们。”
她又坐了一会儿，说的都是场面话。爷爷中途咳嗽起来，母亲赶紧去拍背，赵秀芬站起身，说“不打扰爸休息了”。走到门口时，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周一签协议，我们来接爸。秋芸你就别忙活了，在家歇着。”
门关上了。
母亲站在屋子中央，手里还拿着拍背用的毛巾。夕阳从窗户斜进来，把她半边身子照成暖黄色，另半边隐在阴影里。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
“妈，”我走过去，“补偿款两百万。”
母亲肩膀颤了一下。很轻微，但我看见了。
“你大伯他们……”她开口，声音有点哑，清了清嗓子才继续说，“会处理好的。”
“爷爷的存折和身份证在哪？”
母亲转过身看我。她才四十六岁，但眼角皱纹已经很深了，鬓角有几根白头发，在夕阳下泛着银光。“在你爷爷枕头底下，用布包着。”她停顿了一下，“小溪，那是你爷爷的钱，他怎么安排，我们都不要多问。”
“如果全给大伯呢？”
屋子里安静下来。爷爷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电视还开着，戏曲频道在唱《锁麟囊》，咿咿呀呀的，听不清词。
母亲重新蹲下身，端起那盆洗过身子的水。“那也是你爷爷的决定。”她说，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三年都过来了。”
她去了卫生间。我听见倒水的声音，然后是刷洗盆子的声音。一遍，两遍，三遍。
我走到爷爷床边。他睡得沉，嘴微微张着，露出稀疏的牙齿。枕头是母亲做的，荞麦壳填充，说对颈椎好。我轻轻伸手进去，摸到了那个布包。
深蓝色的手帕，已经洗得发白。里面裹着存折、身份证，还有几张很旧的照片。存折是最老式的那种，红色封面。我翻开，最近一笔流水是三年前，大伯取走了两万块，余额剩下三百二十七元六角。
身份证上的爷爷比现在年轻许多，眼神锐利，嘴角抿着，是不好惹的样子。照片里的他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
布包里还有一张折叠的纸。我展开，是一份手写的协议，日期是三年前爷爷中风后一个月。内容很简单：沈广源名下老屋如遇拆迁，所有补偿款归长子沈建国所有。下面是两个签名，沈广源，沈建国。爷爷的签名歪歪扭扭，但按了红手印。
纸很薄，但在我手里沉得抬不起来。
卫生间的水声停了。母亲走出来，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脚步顿了顿。
“妈，”我把那张纸递过去，“你见过这个吗？”
母亲接过去，看了很久。她的手指抚过那个红手印，很轻，像怕碰碎了什么。然后她折好，放回布包里，重新塞回枕头底下。
“你爷爷当时刚能坐起来，”她说，声音平静得可怕，“你大伯拿着纸笔来的，说怕以后有纠纷，先写清楚。”
“你就看着他们签？”
母亲抬起头看我。她的眼睛很红，但没有眼泪。“小溪，那时候你爷爷每天要做康复，要吃药，一个月开销好几千。你爸走得早，我工资就那些。你大伯说，签了这个，爷爷的医药费他承担。”
“他承担了吗？”
母亲别过脸去。窗外的光渐渐暗了，屋子里的阴影浓重起来。她没有回答，但答案就在这满屋的药味里，在母亲越来越瘦的手腕上，在我不得不放弃考研去找工作的决定里。
爷爷在睡梦中咳了两声。母亲立刻走过去，调整他枕头的角度。动作熟练而轻柔，像这三年里的每一个日夜。
我把存折放回去，布包重新系好。蓝色手帕的四个角打了结，很紧，像某种封存。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起来上厕所时，看见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门虚掩着，我看见她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本相册。最上面那张是全家福，我爸还在，站在爷爷左边，大伯站在右边。爷爷坐在正中，两手分别搭在两个儿子肩上，笑得很开怀。
那是二十年前了。
母亲的手指拂过照片上我爸的脸，很久很久。然后她合上相册，关灯，躺下了。
我退回自己房间，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外面有猫叫，一声接一声，凄厉得很。我想起小时候，爷爷家院子里有棵枣树，秋天打枣时，我和堂哥沈磊都去。爷爷总是把最红的枣塞给沈磊，说“磊磊多吃，长高高”。分给我的则是一小把，说“丫头少吃，牙齿疼”。
那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来，那颗枣树的影子，其实早就投在了很多事上。
周一早上，大伯的车准时停在门口。
不是三年前那辆了，换了辆更大的SUV，漆黑锃亮。赵秀芬先下车，今天穿了件更鲜亮的红外套，像一团火似的烧进院子里。
“爸准备好了吗？我们来接啦！”
母亲给爷爷换了身干净衣服，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齐。爷爷似乎知道要出门，眼睛一直望着门口方向，右手不停敲椅子扶手。
“协议带齐了，”大伯沈建国走进来，他比三年前胖了一圈，肚子挺着，手里拿着个公文包，“弟妹，这几年辛苦了。”
他拍拍母亲的肩，从包里掏出个信封：“一点心意，给爸买点营养品。”
厚厚的信封，不用看也知道不少。母亲没接：“大哥客气了，照顾爸是应该的。”
“拿着拿着，”赵秀芬把信封塞进母亲围裙口袋，“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
他们一左一右扶起爷爷。爷爷站起来时腿发抖，大半重量压在大伯身上。走到门口，爷爷突然回头，望向屋子深处。
他在看什么？那个他坐了整整三年的藤椅？墙角那个旧行李箱？还是站在阴影里的母亲和我？
“爸，走了，”大伯说，“签完字带您吃好的。”
车子发动，开走了。尾气在清晨的空气里拖出一道淡灰色的痕迹，慢慢散掉。
母亲站在门口，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那个信封从口袋里露出一角，红色的，刺眼。
“妈，”我说，“他们会送爷爷回来吗？”
母亲转身进屋，开始收拾爷爷早上用过的碗勺。水流哗哗的，她洗得很用力，手背上的青筋都凸起来。
“会回来的。”她说。
但我看见她的肩膀在抖，很轻微，像秋天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叶子，在风里颤。
下午三点，车没有回来。
四点，母亲打了大伯电话，无人接听。
五点，天色开始暗了。母亲热了中午的剩菜，我们对着吃。谁都没说话，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钟摆走动的声音。
六点，门终于响了。
但只有大伯一个人。他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饭盒。“爸在那边住下了，”他说，把饭盒放在桌上，“秀芬收拾了房间，比这边宽敞，方便照顾。”
母亲站起来：“大哥，爸的东西……”
“缺什么再买，”大伯摆摆手，“那些旧的就别拿了，都用三年了。”他环顾屋子，像在评估什么，“弟妹，补偿款的事你放心，爸的钱我会管好。你们照顾爸三年，我心里有数，不会亏待你们。”
他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个信封，比早上那个更厚，放在桌上。“这五万块，你们先拿着。等款子下来，我再安排。”
五万。三年。两百万。
数字在我脑子里撞来撞去。
母亲没看那个信封，只是问：“爸晚上要吃药，我写个单子……”
“不用，秀芬都记下了。”大伯看了眼手表，“我还得回去招呼客人，今天签了协议，几个朋友非要庆祝。走了啊。”
他又像一团风似的卷出门去。
门关上后，母亲慢慢坐下。她看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拿起来，放进抽屉里。锁转动的声音很清脆，咔哒一声。
“妈，”我说，“爷爷的东西，要不要收拾了送过去？”
母亲摇摇头。“等你大伯来拿吧。”
她起身去厨房，开始准备明天的早饭。淘米，加水，打开电饭煲预约。动作和平时一模一样，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走到爷爷的房间。藤椅空了，毯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上面。床头柜上还有半杯水，是他早上没喝完的。药瓶摆成一排，像列队的士兵。空气里还残留着他的气息，一种老人特有的、混合了药味和衰老的味道。
墙角那个旧行李箱静静立着。深蓝色，轮子坏了一个，侧边的裂口用胶带缠着，缠得很仔细，是母亲的手艺。
我蹲下身，摸了摸箱子表面。灰尘很少，母亲经常擦拭。
窗外完全黑了。邻居家的灯光透过来，一点一点的，像浮在夜海上的船灯。
母亲在厨房哼起歌，很轻，是小时候哄我睡觉的调子。我听了三年，从爷爷来的那天起，她总是在厨房哼这首歌，一边收拾一边哼，像这样就能把什么难挨的东西哼走似的。
今天我第一次听出，那调子里有一丝很细的裂缝。
梧桐叶落光的时候，第一笔补偿款到账了。
消息还是陈奶奶告诉我的，这次她没进院子，只是在栅栏外朝我招手。我正晾晒母亲洗好的床单，湿漉漉的布幔在风里鼓起又落下，像某种垂死的挣扎。
“溪丫头，”陈奶奶压低声音，眼睛朝左右瞟了瞟，“你大伯家昨天请客了，就在‘富贵楼’，三桌呢。”
我手里的衣夹掉了一个，在水泥地上弹跳两下，滚到墙角。
“听说款子下来了，五十万。”陈奶奶伸出五根手指，在空气里晃了晃，“你大伯喝的满面红光，逢人就说是老爷子福气好。”
风把床单吹得扑啦啦响，水珠甩到我脸上，凉的。
“你爷爷去了吗？”我问。
陈奶奶顿了顿，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没见着。赵秀芬说老爷子怕吵，在家歇着。”她往前凑了凑，声音更低了，“可我孙女儿说，昨天下午看见你大伯娘推着轮椅，带老爷子去银行了。轮椅是新的，电动的，闪着光呢。”
衣夹在我手里捏得太紧，塑料边缘硌得掌心生疼。
陈奶奶走了。我继续晾床单，一条，两条，三条。母亲这个月接了些缝补的活计，家里的旧床单都要翻新，她每晚在灯下缝到深夜，手指被针扎了好几回。
屋里传来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像时间的秒针，不紧不慢地往前赶。
我晾完最后一件，站在院子里看那棵梧桐。树干上有一道很深的疤，是我七岁时刻的，歪歪扭扭写着“沈溪到此一游”。那年爷爷过寿，大伯一家早早到了，堂哥沈磊穿了新买的运动鞋，白的耀眼。我蹲在树下玩泥巴，爷爷经过时皱了眉：“丫头家家的，脏兮兮像什么样子。”
沈磊跑过来，把足球踢到树干上，砰一声。“爷爷，看我射门！”
爷爷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磊磊有力气！”
那道疤就在那时刻下的。我用小刀在树皮上划，用力很深，木屑翻出来，带着新鲜的苦味。没有人看见，就像很多事，划下了就是划下了，疤会一直在。
晚饭时母亲做了炒青菜和豆腐汤。我们面对面坐着，谁都没提补偿款的事。窗外的天暗得很快，秋天总是这样，黄昏短得像一声叹息。
“妈，”我扒了一口饭，“明天我去看看爷爷。”
母亲夹菜的手停在半空。青菜上的油光在灯下泛着黄。“你大伯家……方便吗？”
“看自己爷爷，要什么方便。”
母亲没再说话。饭后她洗碗，我擦桌子。水声哗哗的，掩盖了别的声音，也或许，本来就没什么别的声音可掩盖。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母亲已经在了厨房，锅里熬着粥，她背对我站着，肩膀瘦削得让人心惊。
“我蒸了包子，”她说，没回头，“给你爷爷带几个。他爱吃豆沙的。”
我接过那个保温袋，还是三年前买的，边角已经磨得起毛。母亲往里又塞了瓶自己腌的酱菜：“你爷爷就这个口味，外面的他吃不惯。”
走出院子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站在门口，晨光把她照得透明，像随时会化在风里。
大伯家住在城东的新小区，电梯房，十八楼。我按门铃时，里面传来狗叫声，清脆响亮。开门的是赵秀芬，她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
“小溪？”她脸上的惊讶很短暂，随即堆起笑，“快进来快进来！”
屋里暖气开得很足，热浪扑面而来。我闻到炖肉的香气，还有一股淡淡的空气清新剂味道，柠檬味的，刻意而浓烈。玄关铺着大理石瓷砖，光可鉴人，我的旧球鞋在上面留下灰扑扑的脚印。
“爷爷呢？”我问。
“在阳台晒太阳呢！”赵秀芬朝里喊，“建国！小溪来了！”
大伯从书房出来，穿着家居服，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哦，小溪啊。”他点点头，眼睛没离开屏幕，“自己坐。”
阳台是封起来的，整面落地玻璃。爷爷坐在轮椅上，背对客厅，面朝着外面灰蒙蒙的天。轮椅确实是新的，银灰色，扶手上还有控制面板。他盖着条厚厚的毛毯，枣红色的，簇新得扎眼。
“爷爷。”我走到他身边。
他缓缓转过头。三个月不见，他好像又瘦了些，脸颊凹陷下去，眼睛显得格外大。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右手抬起来，在空中抓了一下。
“爷爷，我妈让我带包子给你。”我把保温袋放在他腿上，“豆沙的，还有酱菜。”
他低头看袋子，手指在布料上摩挲。一下，两下，很慢。然后他抬起头，朝客厅方向看去。
大伯已经坐回沙发上，平板电脑横过来，大概是开始玩游戏了。赵秀芬在厨房喊：“建国，来帮我把鱼处理一下！”
“来了来了。”大伯放下平板，起身时看了阳台一眼，“小溪，中午留下吃饭啊。”
“不用了，我就看看爷爷。”
“那怎么行，好不容易来一趟。”赵秀芬从厨房探出头，“正好，一会儿沈磊也回来，你们兄妹好久没见了。”
我搬了把小凳子，坐在爷爷旁边。阳台很大，摆了好几盆绿植，都是名贵品种，叶片油亮。爷爷的轮椅被固定在阳光最好的位置，可他整个人缩在毯子里，像一株被过度修剪的老树桩。
“爷爷，你在这边住得惯吗？”我问。
他喉咙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右手从毯子里伸出来，抓住轮椅扶手，抓得很紧，指节泛白。
“药按时吃了吗？”
他点头，很慢。
“晚上睡得好吗？”
他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又摇摇头。眼睛望向客厅，那里电视开着，正在播广告，声音很大。
我从保温袋里拿出包子，还是温的。“趁热吃一个？”
他伸出右手，颤抖着接过去。包子在他手里颠了颠，差点掉下去。我帮他托住，他低头咬了一小口，咀嚼得很慢很慢，像每一口都要用尽力气。
豆沙馅露出来，暗红色的，甜腻的香气散开。
“好吃吗？”
他点头，又咬了一口。吃着吃着，一滴眼泪掉下来，落在包子上，很快被豆沙吸进去，看不见了。
我抽出纸巾给他擦。他别过脸，自己用袖子抹了抹。
“爸，吃药了！”赵秀芬端着水杯和药片过来，脚步声很重，“哟，怎么哭了？是不是小溪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我站起来，“爷爷吃包子噎着了。”
赵秀芬把药片塞进爷爷手里，水杯递过去。“慢点吃嘛，又没人跟你抢。”她转向我，笑吟吟的，“小溪啊，你妈最近怎么样？听说她接了不少缝补活计？缺钱就跟我们说，一家人，别客气。”
“不缺。”我说，“我妈说，上次那五万块，已经很多了。”
赵秀芬的笑容僵了一瞬。“那是应该的。你们照顾爸三年，辛苦费嘛。”她俯身给爷爷调整毯子，“是吧爸？咱们可不能亏待了老二家。”
爷爷低着头，一口一口把包子吃完。
门铃响了。赵秀芬去开门，沈磊的声音传进来：“妈！饿死了！饭好了没？”
他走进客厅，看见我，挑了挑眉。“哟，沈溪啊。稀客。”
沈磊比我大三岁，个子很高，穿了件潮牌外套，头发精心抓过。他手里提着个购物袋，印着某个奢侈品牌的logo。他把袋子随意扔在沙发上，走过来拍了拍爷爷的肩膀：“爷爷，今天怎么样？”
爷爷抬起头，对他咧了咧嘴，算是笑了。
“我带了蛋糕，”沈磊说，“一会儿吃啊。”
赵秀芬端菜上桌。六菜一汤，摆了一桌子。红烧鱼，糖醋排骨，油焖大虾，都是硬菜。她招呼我：“小溪，快来坐。沈磊，推爷爷过来。”
沈磊推轮椅时动作很粗，轮椅撞到餐桌腿，哐当一声。爷爷整个人往前倾，我赶紧扶住。
“没事没事，”沈磊笑，“这轮椅结实。”
吃饭时，大伯开了瓶酒，给沈磊倒了一杯：“来，陪爸喝点。”
“我开车呢。”
“叫代驾嘛。”
他们父子碰杯。赵秀芬忙着给爷爷夹菜，鱼肉剔了刺，虾剥了壳，堆在爷爷碗里，小山一样。“爸，多吃点，补身体。”
爷爷碗里的菜几乎没动。他握着勺子，手抖得厉害，舀起一点米饭，送到嘴边时已经洒了一半。
“妈，你喂爷爷吧。”沈磊说。
“对对，我来。”赵秀芬接过碗，舀了一大勺饭和菜，塞到爷爷嘴边。爷爷张开嘴，机械地咀嚼着，眼睛盯着桌子上的某处空白。
“小溪，你也吃啊。”大伯说，“别客气。”
我夹了根青菜。味道很好，火候正好，可咽下去时，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对了小溪，”赵秀芬一边喂饭一边说，“你工作找得怎么样？听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可难了。”
“还在找。”
“要不大伯帮你问问？”大伯喝了口酒，“我认识几个老板，打个招呼的事。”
“不用了。”
“你这孩子，就是太要强。”赵秀芬叹气，“跟你爸一个脾气。当年你爸要是肯听你大伯的，一起去搞工程，现在也不至于……”
她没说完，但余音悬在空气里，沉甸甸的。
爷爷突然咳嗽起来，饭喷了出来，溅在赵秀芬手背上。她“哎呀”一声，放下碗，抽纸擦手。
“慢点吃嘛，”她声音高了八度，“没人跟你抢。”
爷爷咳得脸通红，我赶紧给他拍背。好一会儿，他才平复下来，喘着气，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赵秀芬把碗塞回我手里：“你来喂吧，我手脏了。”
我接过碗，舀了一小勺，吹凉，送到爷爷嘴边。他看着我，眼睛湿漉漉的，然后张开嘴，乖乖吃了。
一顿饭吃了快一个小时。爷爷只吃了小半碗，剩下的菜被沈磊风卷残云。饭后，赵秀芬收拾桌子，大伯和沈磊坐到沙发上看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
我推爷爷回阳台。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在他脸上投下窗格的阴影。
“爷爷，想不想回去住两天？”我小声问。
他猛地转过头，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右手抬起来，指了指客厅方向，然后摆了摆。
“他们不让？”
他闭上眼睛，点点头。一滴泪从眼角挤出来，顺着皱纹的沟壑流下去。
我在那里坐到下午。赵秀芬切了水果端过来，沈磊分着吃了，没人问爷爷要不要。电视里在播球赛，大伯和沈磊大呼小叫，啤酒罐扔了一地。
四点钟，我起身告辞。赵秀芬送我到门口：“常来啊小溪。你爷爷看见你高兴。”
“药快吃完的时候，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她记得爷爷的用药。”
“知道知道，你妈细心。”赵秀芬拍拍我的手，“对了，下个月你堂哥订婚，在‘悦海大酒店’，你一定要来啊。”
我点点头，没说话。
电梯下行时，我靠在厢壁上，看着数字一个个跳。十八，十七，十六……像某种倒计时，但不知道在倒数什么。
走出小区时，天阴了。风刮起来，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我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一张纸条——是刚才喂饭时，爷爷偷偷塞进我手里的。
找没人的角落展开，皱巴巴的纸巾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
“折 钱 建 国 拿 走 了”
字迹颤抖得几乎认不出，但每个笔画都用了极大的力气，纸都被划破了。
我把纸条攥在手心，攥得紧紧的，直到指甲陷进肉里。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母亲坐在院子里，借着屋里的灯光缝衣服。针线在她手里飞快穿梭，像某种无声的语言。
“回来了？”她没抬头，“爷爷怎么样？”
“挺好。”我说，“新轮椅，厚毯子，吃得也好。”
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那就好。”
我进屋放下包，又走出来，坐在她旁边的小凳上。院子里有蟋蟀叫，一声一声，凄凄切切。
“妈，”我看着黑暗中她模糊的侧脸，“如果爷爷想回来，我们接他回来吗？”
母亲手里的针又停了。很久，她才说：“那是你大伯家的事。”
“爷爷的事，怎么成了大伯家的事？”
线绷紧了，发出细微的嘶声。“小溪，”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有些事，争不得。”
“为什么不争？”
她没有回答。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一点，惨白的光照在她手上，那双手粗糙、干裂，食指缠着创可贴——是昨晚缝床单时扎的。
“包子他吃了吗？”她问。
“吃了。说好吃。”
母亲点点头，继续缝衣服。针脚细密均匀，一行一行，像在编织什么牢笼，又或者，是在修补什么永远补不好的破洞。
夜里我睡不着。那张纸条在枕头底下，像块烙铁，烫得我无法安眠。凌晨两点，我爬起来，打开电脑搜索“拆迁补偿款监管”。
网页上的字密密麻麻，像一群黑色的蚂蚁。我一条一条看，看到眼睛发酸。法律条文冷冰冰的，但每一句都指向同一个事实：爷爷的补偿款，只要他自己不同意，谁也动不了。
可爷爷现在这样，怎么证明他是“自己同意”？
窗外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咕咕，咕咕，像在嘲笑什么。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银行。不是取钱，是查询。爷爷的存折在我手里，密码是我生日——这是他中风前最后一次去银行时改的，母亲陪他去的，回来时他说：“给溪丫头留着。”
自助查询机上，我输入账号密码。屏幕亮起来，显示余额：三百二十七元六角。
最后一笔交易记录是三年前。之后一片空白。
两百万的补偿款，没有进这个账户。
我在ATM机前站了很久，直到后面的人催：“还用不用了？”
走出银行时，太阳刺眼。我站在街边，看着车来车往，忽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流动，只有我卡在这里，卡在一个破旧的存折和三百二十七元六角的现实里。
手机响了，是母亲。“小溪，你大伯娘来电话，说爷爷的药快吃完了。我把药单给她了。”
“妈，”我说，“爷爷的存折里，没有补偿款。”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妈？”
“嗯，”母亲的声音很远，“知道了。”
“我们不能问问吗？”
“问什么？”母亲说，语气平静得可怕，“问你大伯钱去哪了？还是问你爷爷为什么同意？”
“至少应该进爷爷自己的账户！”
“小溪，”母亲顿了顿，“你堂哥下个月订婚，你大伯送了套房子做聘礼。全款，写的沈磊的名字。”
我握紧手机，塑料外壳硌得掌心生疼。
“在‘锦绣花园’，一百二十平。”母亲继续说，像在念什么判决书，“你陈阿姨说的，她女儿在那个楼盘卖房。”
街上的噪音突然变得很大，汽车喇叭声，人声，商店促销的音乐声，全部涌进耳朵里，嗡嗡作响。
“所以呢？”我的声音有点抖，“所以爷爷的钱，就该变成堂哥的婚房？”
“那是你爷爷的钱。”母亲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像在念咒，“他怎么用，是他的事。”
电话挂断了。忙音嘟嘟嘟响着，像心跳的倒计时。
我没回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路过一家房产中介，橱窗里贴着“锦绣花园”的广告：尊贵府邸，世家传承。配图是奢华的样板间，水晶灯璀璨夺目。
我站在橱窗前，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头发被风吹乱，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是深深的黑眼圈。像个游魂。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陌生号码。接通，是沈磊。
“沈溪，下个月我订婚，别忘了来啊。”他声音里带着笑，“请帖我让妈寄给你。对了，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要不要来我未来老丈人的公司？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不用了。”
“别客气嘛。对了，订婚宴上要穿正式点，别像现在这样……”他顿了顿，“反正你看着办吧。”
电话挂了。
我继续往前走，走过繁华的商业街，走过冷清的老巷子。最后在护城河边停下来。河水是浑浊的绿色，漂着垃圾和落叶，缓慢地流着，像一条濒死的蛇。
我在河边的长椅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折 钱 建 国 拿 走 了”，七个字，歪歪扭扭，像爷爷颤抖的手。
我把纸条抚平，对着光看。圆珠笔的油墨有些晕开了，但每一笔的起落都清晰可见——那是爷爷用还能动的右手，偷偷写的。在他儿子家的阳台上，在那些崭新的、昂贵的东西包围中，他写了这七个字，塞给了我。
太阳渐渐西斜，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坐了多久？不知道。直到手机再次响起，母亲说晚饭做好了。
“就回来。”我说。
起身时腿麻了，差点摔倒。扶着长椅站了一会儿，等血液重新流通。河对岸的霓虹灯次第亮起，红的，绿的，蓝的，倒映在脏水里，破碎成一片光怪陆离。
我把纸条小心折好，放回口袋最深处。
回到家，饭菜已经上桌。还是炒青菜和豆腐汤，母亲多蒸了条咸鱼，很小的一条，摆在盘子中央，像某种祭品。
我们默默吃饭。吃到一半，母亲忽然说：“你大伯下午来了。”
我筷子停了。
“送了请帖。”母亲指了指茶几，大红烫金的请帖刺眼地躺在那里，“还给了这个。”
她起身拿来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比上次厚，但厚得有限。
“说是爷爷的生活费。”母亲说，“让我别再去送包子了，说爷爷现在吃得好，我们那些东西……寒酸。”
最后一个词她说得很轻，但像针一样扎进空气里。
我看着那个信封，看着请帖，看着桌上寒酸的饭菜。咸鱼的腥味钻进鼻子，突然让人作呕。
“妈，”我说，“我们把爷爷接回来吧。”
母亲摇头：“你大伯不会同意的。”
“如果爷爷自己同意呢？”
“他怎么同意？”母亲抬起眼，眼睛里满是血丝，“他现在连话都说不清楚，怎么同意？就算他说了，你大伯会说那是胡话，是我们在教唆。”
“那就这样了？”
母亲没回答。她夹了块咸鱼，细细地挑着刺，挑了很长时间，直到鱼肉碎成屑。然后她放下筷子，端起碗，把冷掉的饭扒进嘴里，一口一口，机械地吞咽。
那天夜里，我又梦见爷爷。还是老家的院子，枣树还在，满树的枣子红得发亮。爷爷拿着竹竿打枣，沈磊在树下捡，笑声清脆。我站在远处看，手里也攥着一颗枣，是从地上捡的，被虫蛀了半个，烂乎乎的。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块。看看手机，凌晨四点。
我悄悄起床，走到爷爷的房间。藤椅还在，毯子叠着，药瓶摆着，一切和三年前他来时一样，只是人不在了。
墙角那个旧行李箱沉默地立着。我走过去，打开它。
里面是空的，只有一股陈旧的樟脑味。内衬的布料已经发黄，拉链坏了半边，用线粗粗缝着。我摸着那些针脚，是母亲缝的，她总是这样，什么坏了都想着修补，补衣服，补床单，补这个破箱子。
可有些东西，补不好了。
我把箱子合上，放回原处。转身时看见母亲站在门口，不知站了多久。
“睡不着？”她问。
“嗯。”
我们都没有开灯，在黑暗里站着，像两个守夜的幽灵。窗外的月光很淡，勉强勾勒出家具的轮廓。
“妈，”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争呢？”
母亲在黑暗里叹了口气，那叹息很轻，却重得能压垮什么。“那就争吧。”她说，“但小溪，争之前要想清楚，争来的东西，值不值得。”
“什么是值得？”
“你爸走的时候说，一家人，和睦比钱重要。”母亲的声音飘忽，“可他走了，和睦也没了。”
她说完就回了自己房间。关门声很轻，像怕惊醒了什么。
我站在黑暗里，站了很久。直到东方的天光一点点透进来，把屋子染成灰白色。
新的一天开始了，和过去的一千多个日子没什么不同。母亲早早起来熬粥，我去院子里收昨天晾的衣服。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像在索要什么，又像在放弃什么。
上午十点，手机收到银行短信——不是爷爷的账户，是我自己的。一笔转账，五千块，附言：生活费。
汇款人：沈建国。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打开通讯录，找到沈磊的号码，拨了过去。
“喂？”他那边很吵，好像在商场。
“堂哥，”我说，“订婚宴，我会去的。”
“哟，想通了？”他笑，“记得穿好看点啊，我未婚妻的姐妹都是白富美，你别给我丢人。”
“不会的。”我说，“我一定穿得，让你们都记得住。”
挂掉电话，我把那五千块转给了母亲。“大伯给的。”
母亲看着转账记录，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一会儿，最后点了接收。“留着，”她说，“给你买身像样的衣服。”
“不用，”我说，“我有衣服。”
“沈溪，”母亲抬起眼看我，眼神复杂，“有时候，人得学会穿着别人的戏服，唱自己的戏。”
我没听懂，或者假装没听懂。
那天下午，我去了趟旧货市场。在一家堆满杂物的铺子里，我找到了一台二手录音笔，很小，可以藏在口袋里。老板试了试，还能用。
“录音清晰吗？”我问。
“清晰得很，”老板说，“充一次电能用八小时。”
我买下了。走出市场时，我把录音笔放进口袋最深处，贴着那张纸条。
晚上，母亲在灯下缝一件我的旧外套。袖口磨破了，她找了颜色相近的布，细细地补。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像某种舞蹈。
“妈，”我问，“爷爷以前，最喜欢谁？”
母亲的手停了停。“你爸。”她说，“虽然他不说，但我知道。”
“那为什么……”
“因为你爸走了。”母亲继续缝，“人走了，情分就淡了。活着的人，总得为自己打算。”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可我知道，每一个字后面，都是十年独自拉扯我长大的艰辛，是三年日夜照顾爷爷的疲惫，是那些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付出。
外套补好了，母亲咬断线头，把衣服递给我。“试试。”
我穿上，袖口的补丁几乎看不出来，针脚细密，和原来的布料融为一体。
“真好。”我说。
母亲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水面的涟漪，很快就散了。“去吧。”她说，“做你想做的事。妈撑得住。”
我抱了抱她。她很瘦，骨头硌人，但怀抱是暖的。
窗外的梧桐树在风里摇晃，光秃秃的枝桠相互碰撞，发出干涩的声响。冬天要来了，而有些事，也该有个了结了。
我回到房间，打开电脑，开始查“锦绣花园”的房价。一平米两万八，一百二十平，三百三十六万。两百万不够，但加上大伯自己的积蓄，或许刚好。
我又查了爷爷老房子的评估报告。一百七十二平，按补偿标准，确实该有两百万。文件是公示过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最后，我点开手机里那张纸条的照片，放大，再放大。爷爷颤抖的字迹在屏幕上显得格外脆弱，但也格外坚定。
录音笔在桌上闪着金属的光。我把它拿起来，握在手心，凉的，但慢慢被捂热了。
窗外，夜色浓得像墨。远处有零星的灯火，一盏，两盏，像散落在黑暗里的种子，不知道能不能等到春天。
我关掉电脑，躺到床上。天花板上有道裂缝，很细，从墙角延伸出来，像大地的伤口。三年前爷爷来的那个雨夜，这道裂缝就出现了，一直没修。
母亲说，修了还会裂，不如就让它在那里。
是啊，有些裂缝，补不好了。
我闭上眼，手里还攥着那支录音笔。明天要去大伯家，说好了去看爷爷，顺便把母亲新腌的酱菜带过去。
这次，我会记得多待一会儿。
多听一会儿。
多记一会儿。
夜深了，风刮得更紧了。梧桐枝桠敲打着窗户，嗒，嗒，嗒，像谁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始终没有停留。
沈磊的订婚宴定在腊月初八，黄道吉日，宜嫁娶。
“悦海大酒店”的金色招牌在冬日的灰霾里闪着刺眼的光。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宾客们陆续进去。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珠光宝气，笑声隔着玻璃门都能听见。大伯和赵秀芬站在门口迎客，两人都穿了新衣服，赵秀芬那件红旗袍在人群里像一团燃烧的火。
母亲扯了扯我的袖子：“真要进去？”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普通的黑色羽绒服，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是穿了两年多的运动鞋。在那些光鲜亮丽的人群里，我像个误入盛宴的乞丐。
“要进去。”我说，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是我挑的礼物，“礼数要尽。”
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她今天穿了件半新的藏青色外套，头发仔细梳过，但眼角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发，不是一件衣服能掩盖的。
我们穿过马路。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酒店门口的暖气开得很足，一进去，热浪混着香水味扑过来，让人头晕。
“哟，秋芸来了！”赵秀芬眼尖，老远就喊。她踩着高跟鞋走过来，上下打量我们，笑容堆得满脸，“怎么才到呀，大家都入席了。”
她没看母亲手里的礼物盒，也没看我。目光在我们身上扫了一圈，就转向后面新来的客人：“王总！哎呀您可算来了！”
母亲攥紧了手里的包。我握住她的手腕，冰凉冰凉的。
宴会厅很大，摆了二十桌。水晶灯璀璨夺目，照得每张脸都油光发亮。主桌在最前面，铺着红桌布，摆着鲜花和昂贵酒水。爷爷坐在轮椅上，被安置在主桌旁边的一个角落——不显眼，但又能让人看见。他穿了身崭新的唐装，枣红色，衬得脸色更灰败。轮椅扶手上搭着那条厚毛毯，枣红色的，和衣服一套。
沈磊和他的未婚妻站在舞台边。女孩很年轻，化了精致的妆，穿着白色礼服裙，像橱窗里的娃娃。沈磊揽着她的腰，正和几个朋友说笑，不时爆发出夸张的笑声。
“溪丫头，这边坐。”陈奶奶朝我们招手。她坐在靠后的桌子，身边都是老街坊。
我们走过去坐下。这一桌很安静，大家只是默默喝茶，偶尔交换一个眼神。桌上摆着瓜子花生，还有喜糖，包装精美，印着“沈磊&林倩”的字样。
“你爷爷……”陈奶奶压低声音，朝主桌那边努努嘴，“刚才喂了点粥，没吃几口。”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赵秀芬正端着小碗，一勺一勺喂爷爷吃饭。动作很快，爷爷来不及吞咽，汤汁顺着嘴角流下来。赵秀芬用纸巾随手一抹，又塞进下一勺。
舞台上的音乐响了，司仪上台，说了一堆吉祥话。然后是大伯致辞，他拿着话筒，声音洪亮：“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来参加我儿子沈磊的订婚宴！沈磊这孩子争气，自己创业，买了房，现在又要成家立业了！我这个当爹的，高兴！”
掌声雷动。沈磊牵着未婚妻上台，两人笑得像朵花。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父亲。”大伯话锋一转，走到爷爷的轮椅旁，俯下身，“爸，您养大我不容易。现在我儿子也要成家了，您放心，我们沈家会越来越兴旺！”
他握住爷爷的手，高高举起。聚光灯打在两人身上，爷爷眯起眼，似乎被强光刺得不舒服。他想抽回手，但大伯握得很紧。
台下又是掌声。赵秀芬带头站起来鼓掌，满脸红光。
我看着爷爷。在那些掌声和笑声里，他像一尊被摆放在那里的雕像，唐装鲜艳，表情木然。只有右手手指在轻微颤抖，一下，一下，敲在轮椅扶手上。
宴席开始了。服务员鱼贯而入，端着精美的菜肴。鲍鱼、海参、龙虾，一盘接一盘。我们这一桌没人动筷子，大家只是看着。
“吃呀，怎么不吃？”赵秀芬端着酒杯过来敬酒，看到满桌的菜没动，眉头皱了皱，“都是好东西，别浪费。”
她走到母亲身边，拍拍母亲的肩：“秋芸，你也多吃点。照顾爸三年，瘦成这样，我看了都心疼。”
母亲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对了，”赵秀芬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爸那房子的补偿款，第二笔到账了。建国说了，等款子齐了，一定好好谢谢你们。”
桌上的人都抬起头。陈奶奶手里的筷子掉了，啪嗒一声。
“应该的，”母亲说，声音很平静，“都是一家人。”
“就是嘛！”赵秀芬笑得更灿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等沈磊结了婚，生了重孙子，咱们家就四世同堂了！爸您说是不是？”
她转向爷爷。爷爷低着头，盯着自己膝盖上的毛毯，没反应。
赵秀芬也不在意，又去别桌敬酒了。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咔嗒咔嗒，像某种倒计时。
我拿起筷子，夹了块鸡肉。味道很好，但咽下去时像吞沙子。
宴席过半，沈磊带着未婚妻来敬酒。到我们这一桌时，他脸上的笑淡了些。“二婶，沈溪，谢谢你们能来。”
他未婚妻林倩好奇地打量我：“这位是……”
“我堂妹，沈溪。”沈磊介绍得简短，转头又笑，“倩倩，这是陈奶奶，老街坊了。”
林倩点点头，笑容礼貌而疏离。她手腕上的钻石手链在灯光下闪得刺眼。
敬完酒，他们准备离开。我站起来：“堂哥，我能跟爷爷说几句话吗？”
沈磊脚步一顿，回头看我：“爷爷累了，要休息。”
“就说几句。”
他皱了皱眉，看看手表：“那快点，还要去别桌。”
我走到爷爷身边，蹲下身。他身上的唐装很新，但领口有点歪，扣子也扣错了一个。我伸手帮他整理，指尖碰到他的皮肤，冰凉。
“爷爷，”我小声说，“今天开心吗？”
他缓缓转过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右手抬起来，很慢地，在空中划了一下，又划了一下。
是写字的手势。
我心跳漏了一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假装看时间，实则按下了录音键。
“您想写什么？”我把声音压得更低。
爷爷的嘴唇在颤抖，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完整的声音。他的右手在空中划拉着，像在虚空中写字。我仔细辨认——第一个笔画，横，竖，横折……
“钱……”我猜测。
他眼睛亮了一下，点头。
第二个字。点，横，竖……
“款？”
他继续点头，手指颤抖得更厉害。第三个字，笔画很多，他划得很吃力。我盯着他的手指，在心里默念：撇，捺，横，竖……
“全……”我猜。
他摇头，继续划。这次我认出来了——是“都”。
钱款都。
“钱款都怎么了？”我凑近些。
爷爷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看向主桌方向。大伯正在和人碰杯，笑声爽朗。赵秀芬在另一边，被一群女人围着，不知说了什么，引起一阵哄笑。
爷爷收回目光，看着我，眼里有泪光。他继续划——横，竖钩，提，撇……
“给……”
竖，横折，横，横……
“谁？”
他的手指停住了，然后缓缓转向，指向主桌，指向沈磊。
钱款都给沈磊。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出汗。录音还在继续，红色的光点一闪一闪。
“爷爷，您亲自去签的字吗？”我问。
他摇头，很用力地摇头。右手抬起来，在空中做了个按压的动作——按手印。
“他们拿着您的手按的？”
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一滴，砸在唐装上，洇开深色的痕迹。
“沈溪，还没说完？”沈磊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关掉录音，站起来：“说完了。”
沈磊看看我，又看看爷爷，眼神里有警惕：“跟爷爷聊什么呢？”
“问他身体怎么样。”我说，“他说冷。”
沈磊弯腰给爷爷掖了掖毯子：“酒店暖气这么足，还冷？爸就是身子虚。”他直起身，拍拍我的肩，“回去吧，多吃点菜。”
我回到座位。母亲看着我，眼神询问。我摇摇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苦得很。
宴席进行到尾声，开始上果盘。西瓜切成心形，橙子摆成花状，葡萄一颗颗晶莹剔透。赵秀芬又过来了，这次手里拿着个红包。
“秋芸，”她把红包塞给母亲，“这是给你们的。今天沈磊订婚，你们做长辈的，该给红包。”
母亲没接：“该我们给小辈红包才对。”
“拿着拿着，”赵秀芬硬塞，“你们也不容易。沈溪还没工作吧？这钱拿着，买几件像样的衣服。”
红包很厚。母亲捏在手里，像捏了块炭。
赵秀芬走了。母亲打开红包，一沓粉红色的钞票，崭新，连号。她数了数，五千。
“妈，”我看着那沓钱，“留着吧。”
母亲把红包放进包里，拉链拉得很慢，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宾客开始散场。大伯和赵秀芬在门口送客，笑容满面，一遍遍说着“谢谢光临”。沈磊和林倩也站在那儿，像一对展示用的模特。
我们等到最后。爷爷已经靠在轮椅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嘴角有口水流下来。赵秀芬送完客人回来，看见这一幕，皱起眉，抽出纸巾胡乱擦了擦。
“秋芸，你们先回吧，”她说，“爸这边我们照顾。”
母亲点点头，去推爷爷的轮椅：“我送爸上车。”
“不用不用，有服务员。”赵秀芬招手叫来一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帮忙推到停车场。”
小伙子推着轮椅走了。爷爷在颠簸中醒来，茫然地睁着眼，看着四周。经过我身边时，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秒，很短，但很深。
像某种无声的托付。
走出酒店，寒风立刻裹上来。母亲把外套裹紧，低着头快步走。我跟在她身后，回头看——酒店的金色招牌在夜色里亮得刺眼，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妈，”我说，“我想再去看看爷爷。”
母亲停住脚步，回头看我。街灯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过几天吧，”她说，“今天太晚了。”
“就现在。”我说，“我有东西落在大伯家了。”
母亲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要在我脸上找出什么。最后她点头：“去吧。我回家等你。”
我看着她坐上公交车，消失在街角。然后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
大伯家离酒店不远，步行二十分钟。我走得很慢，脑子里回放着刚才的录音。爷爷颤抖的手指，那些无声的笔画，还有眼泪。
还有赵秀芬那个红包，五千块，像打发叫花子。
小区门口，保安认得我，直接放行。我坐电梯上十八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按门铃。
开门的是沈磊，他喝了酒，脸红红的，领带松了。“沈溪？你怎么又来了？”
“我手机充电器可能落在这儿了。”我说，“能进去找找吗？”
他皱眉，但还是让开了门：“快点，我们要休息了。”
屋里还残留着宴席的喜庆气息，茶几上堆满了礼品盒和红包。赵秀芬在厨房收拾，水声哗哗的。大伯坐在沙发上，正在拆红包，把钞票一张张数好，摞成一沓。
“爷爷睡了吗？”我问。
“睡了，”沈磊不耐烦，“你充电器长什么样？”
“白色的。”我边说边往爷爷房间走。
爷爷的房间在次卧，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轮椅放在墙角，床上铺着新被子。爷爷已经换了睡衣，闭着眼，呼吸平缓。
我假装在床头柜找充电器，眼睛快速扫视房间。床头柜上摆着药瓶，水杯，还有一本老相册。衣柜门关着，书桌抽屉也关着。
“找到没？”沈磊靠在门框上。
“没有，可能掉在客厅了。”我走出去，经过客厅时，目光落在角落那个旧行李箱上。
还是三年前那个，深蓝色，轮子坏了一个。但它被擦得很干净，放在不起眼的角落，像个被遗忘的故人。
“大伯，”我说，“爷爷的箱子还在这儿啊。”
大伯抬起头，手里还捏着一沓钞票：“啊，那个啊，一直没空收拾。”
“我帮爷爷整理一下吧，”我说，“里面有些旧衣服，该洗洗晒晒了。”
“不用，”赵秀芬从厨房出来，擦着手，“改天我收拾。”
“就现在吧，”我坚持，“反正我闲着。”
赵秀芬和大伯交换了一个眼神。沈磊打了个哈欠：“让她整呗，省得你动手。”
我趁他们还没改口，快步走过去，提起箱子。不重，里面应该没多少东西。我把它拿到爷爷房间，关上门。
反锁。
心跳得很快。我靠在门上平复呼吸，然后蹲下身，打开箱子。
一股樟脑丸和旧布料的味道扑面而来。最上面是几件爷爷的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是母亲的手艺。我一件件拿出来，下面是一些杂物：老花镜、用了多年的保温杯、几本发黄的武侠小说。
再往下，压箱底的，是一个铁皮饼干盒。
我认识这个盒子。小时候，爷爷用它装零食，总是锁在柜子里，钥匙挂在他裤腰上。我和沈磊偷过几次，被他发现，挨了顿骂。后来柜子换了锁，我们就再也没得手过。
盒子没锁。我打开它。
里面没有零食，只有一沓纸。
最上面是几张老照片，黑白的那种。爷爷奶奶的结婚照，年轻得认不出来。下面是一本存折，还是那个红色封面的老式存折，但打开后，我愣住了。
不是之前那个只剩三百多元的存折。
这是一个新账户，开户行是城商行，开户时间是今年九月——拆迁补偿公示后的第二个月。第一笔入账记录：五十万元。第二笔入账记录：一百五十万元。
合计两百万。
存折下面，是几张银行回单，取款凭证。最近的一张是十天前，取现二十万，签名处是“沈建国”三个字，但按着爷爷的手印。
手指印很清晰，红色的，像血。
我的手在抖。继续往下翻，是一份评估报告的复印件，爷爷老房子的，上面有评估公司的公章。再下面，是一份委托书复印件，日期是今年十月，内容写着：本人沈广源，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特委托长子沈建国全权办理拆迁补偿相关事宜，并代为领取、保管补偿款项。
委托人签字处，是爷爷歪歪扭扭的名字，还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但最下面，还有一张纸。
是一份遗嘱的草稿，写在那种小学生作业本的纸上，字迹歪斜，但能看出是爷爷的笔迹：
“我沈广源，头脑清醒，立此遗嘱。老房拆迁款两百万，全部留给孙女沈溪，供其读书、成家。长子沈建国已得我毕生积蓄，次子沈建军（已故）之妻秋芸、孙女沈溪照料我三年，此款作为补偿。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日期是三个月前。
下面有签名，有手印。但手印很淡，像是印泥不够。
而在这份遗嘱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用另一种笔迹添加的：
“此遗嘱无效。父亲神志不清时所写。沈建国，11月5日。”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床沿，纸在手里哗哗地响。窗外的路灯透进来，把房间照成一种暧昧的灰蓝色。爷爷在床上睡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那些数字在眼前跳动：五十万，一百五十万，二十万。那些签名和手印：沈建国，沈广源。那份遗嘱：全部留给孙女沈溪。那行小字：此遗嘱无效。
饼干盒冰凉，铁皮的边缘硌着手心。
我把所有东西原样放回，盖上盖子，把旧衣服一件件叠好铺在上面。然后合上行李箱，拉好拉链。
开门出去时，客厅里只剩下大伯一个人。他还在数钱，茶几上已经摞了好几沓。
“找到了吗？”他头也不抬。
“找到了，”我扬了扬手里的充电器——其实是从自己包里拿的，“在沙发缝里。”
“嗯。”他应了一声，继续数钱。钞票翻动的声音，哗啦，哗啦，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我走到门口，换鞋。鞋柜上摆着一张全家福，崭新的相框，照片是最近拍的：大伯一家三口，加上爷爷。爷爷坐在正中间，穿着今天那身唐装，表情僵硬。沈磊和林倩站在两侧，赵秀芬和大伯站在后面。所有人都笑着，只有爷爷没有。
“大伯，”我直起身，“爷爷的箱子，我拿回去吧。”
他数钱的手停了。“拿回去干嘛？”
“里面有些旧东西，我妈想看看。”我说，声音尽量平静，“反正放在这儿也占地方。”
他抬起头，打量我。眼神里有审视，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不耐烦。“随便你。”
“那我明天来拿。”
“随你便。”他又低下头去数钱。
我拉开门，走出去。电梯下行时，我看着镜面里自己的脸：苍白，眼睛很亮，嘴角抿得紧紧的。
到家时已经十一点。母亲还没睡，坐在客厅等我，手里织着毛衣。
“找到了？”她问。
“嗯。”我把充电器放在桌上，在她对面坐下，“妈，爷爷以前是不是有个铁皮饼干盒？”
母亲的手停了。织针悬在半空，线团滚到地上。
“你……看见了？”她的声音很轻。
“看见了。”我说，“里面有一份遗嘱。”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像心跳。
母亲弯腰捡起线团，慢慢缠好。动作很慢，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三个月前，你爷爷能坐起来写字的时候，写的。”她终于开口，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他让我去找张纸，我给了他作业本。他写了很久，写废了好几张。”
“为什么没拿出来？”
“拿出来有什么用？”母亲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你大伯会说那是胡话，会说爷爷神志不清。而且……”她顿了顿，“你爷爷按手印时，印泥没了，按得不清楚。你大伯后来看到了，就在下面加了那行字。”
“所以那份委托书，也是他们逼爷爷按的手印？”
母亲没说话，算是默认。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血液在身体里冲撞，太阳穴突突地跳。“两百万，妈，两百万。爷爷要全部留给我，供我读书成家。这是他亲笔写的！”
“小溪，”母亲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把这件事忘了。”
“为什么？！”
“因为争不过。”她也站起来，织针和线团掉在地上，“你大伯已经取走了二十万，剩下的钱在他手里。他有委托书，有爷爷的手印，还有那行‘此遗嘱无效’。你拿什么跟他争？”
“我有爷爷的录音！他亲口告诉我，钱款都给沈磊了，手印是他们按着他按的！”
母亲愣住了。“录音？”
“今天在酒店，爷爷用手势告诉我了。”我拿出手机，“我都录下来了。”
母亲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蹲下身，捡起织针和线团。“收好，”她说，“收好，别让任何人知道。”
“我要去找律师。”
“小溪！”母亲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听妈一句劝，算了。那钱我们不要了，你好好找工作，好好过日子。你大伯家……我们惹不起。”
“凭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凭他们有钱？凭他们不要脸？妈，三年，你照顾爷爷三年！他中风后大小便失禁，是你一遍遍擦洗！他晚上咳得睡不着，是你整夜守着！你辞了工作，熬白了头发，现在他们用五千块打发你！”
母亲松开手，转过身去。她的肩膀在抖，但没出声。
我看着她瘦削的背影，心里那股火烧得更旺。“妈，我不是要钱。我要个公道。”
“这世上哪有什么公道。”母亲说，声音轻得像叹息，“你爸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她走回房间，关上门。轻轻的咔哒一声，像某种宣判。
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手机。录音文件还在里面，爷爷无声的笔画，那些颤抖的线条，还有眼泪。
还有饼干盒里那些纸：存折，回单，委托书，遗嘱。
铁证如山。
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城市睡了，只有零星的灯火。远处，“锦绣花园”的楼盘亮着灯，像一座金色的城堡。沈磊的婚房就在那里，用爷爷的钱买的，一百二十平，全款。
手机震了一下。是沈磊发来的消息：“下周末家里聚餐，庆祝我订婚。记得来啊，穿好看点。”
后面跟着一个笑脸表情。
我看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打字回复：“好，我一定来。”
发送。
窗玻璃上映出我的脸，模糊的，变形的。但眼睛很亮，亮得像淬了火的刀。
母亲房间的灯灭了。整个屋子陷入黑暗。
我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把录音文件备份到云端。然后把饼干盒里的那些纸，用手机一张张拍下来，存好。
铁皮饼干盒冰凉的温度，似乎还留在指尖。
爷爷在遗嘱上写：全部留给孙女沈溪，供其读书、成家。
而沈建国在旁边写：此遗嘱无效。
两个字，轻飘飘的，抹掉了所有。
我关掉手机，在黑暗里坐着。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爷爷枯瘦的手指在空中划写；赵秀芬把红包塞给母亲时那种施舍的表情；大伯数钱时专注的脸；沈磊在订婚宴上得意的笑。
还有母亲，在厨房熬药，在灯下缝补，在深夜里独自坐着。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
两百万。二十万取现，一百八十万还在账户里。
五千块红包。像打发乞丐。
我站起来，走到爷爷的房间。藤椅空着，毯子叠着。墙角那个旧行李箱沉默地立着，像在等待什么。
我蹲下身，打开箱子。里面空荡荡的，只有陈旧的气味。
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东西看似空了，其实装满了。
装满了不甘，装满了委屈，装满了三年时光的重量。
还有一份被宣判无效的遗嘱，一个老人颤抖的托付。
我合上箱子，手指拂过表面粗糙的布料。轮子坏了一个，侧边有道裂口，用胶带缠着——是母亲的手艺，缠得很仔细，但裂口还在，永远都在。
就像有些伤，缠再多胶带，也补不好。
只能揭开，让脓血流出来，让新肉长出来。
哪怕过程疼得撕心裂肺。
窗外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咕咕，咕咕，像在催促什么。
我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电脑，搜索“遗产纠纷律师”。屏幕上跳出很多名字，很多事务所，很多成功案例。
我一条一条看，记下电话号码，记下地址。
然后打开文档，开始写。写时间线，写证据清单，写爷爷的身体状况，写这三年的点点滴滴。
写到母亲彻夜不眠地照顾爷爷时，我停住了。光标在屏幕上闪烁，像心跳。
最后我写下那句话，爷爷在遗嘱上写的那句话：
“全部留给孙女沈溪，供其读书、成家。”
字很大，加粗，黑色，像烙印。
保存文档，加密。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蒙蒙亮了。淡青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照在书桌上，照在手机上，照在我熬了一夜的脸上。
我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人：眼下乌青，嘴唇干裂，但眼睛亮得惊人。
母亲房间传来响动，她起床了。厨房里响起烧水的声音，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和过去一千多个清晨一样。
我走出去。母亲在熬粥，背对着我。
“妈，”我说，“下周末大伯家聚餐，我去。”
她没回头，只是嗯了一声。
“我要把爷爷的箱子拿回来。”我又说。
这次她转过身来，手里还拿着勺子。“小溪……”
“妈，”我打断她，声音很平静，“爷爷的东西，该留在我们家。”
母亲看着我，看了很久。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水汽蒸腾上来，模糊了她的脸。
“你想好了？”她问。
“想好了。”
她点点头，转回去继续搅粥。“那你去吧。箱子……是该拿回来。”
粥的香气飘出来，大米特有的、温暖的香气。晨光越来越亮，透过窗户洒进来，把厨房照成一片暖黄色。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我清楚地知道，有些事，必须在这一天，开始。
下周末，我提着母亲做的酱菜准时敲响大伯家的门。赵秀芬开的门，看见我手里的保温袋，嘴角撇了撇：“又带这些？爸现在吃惯营养师配的餐，这些吃不了了。”
我没说话，径直走进客厅。爷爷坐在轮椅上，正在阳台晒太阳。沈磊和新婚妻子林倩坐在沙发上刷手机，茶几上摆满了喜糖和没拆封的礼物。大伯从书房出来，看见我，眉头微皱：“来了？坐吧。”
我把酱菜放进厨房，然后走到爷爷身边蹲下：“爷爷，我来看您了。”
爷爷缓缓转过头，看见是我，眼睛亮了一下。他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嘴唇在颤抖，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
“爸，该吃药了。”赵秀芬端着水杯过来，掰开爷爷的手，把药片塞进他嘴里。动作粗鲁，爷爷呛了一下，咳嗽起来。
我握紧口袋里的手机——录音已经开了三分钟。
午饭很丰盛，赵秀芬不断给沈磊和林倩夹菜，完全忽略了爷爷。我起身给爷爷盛了碗汤，吹凉了，一勺勺喂他喝。
“小溪真是孝顺，”大伯突然开口，语气意味深长，“比你堂哥强多了。沈磊，学着点。”
沈磊嗤笑一声：“孝顺有什么用？爸的钱又不会给她。”
桌上气氛一僵。林倩在桌下踢了沈磊一脚。
“我的意思是，”沈磊改口，“爷爷有我们照顾就够了，沈溪也该顾顾自己的事。工作找着了吗？要不要我帮你介绍？”
“不用了，”我说，继续喂爷爷喝汤，“工作已经定了。”
“哦？哪家公司？”赵秀芬问。
“律师事务所。”我放下汤勺，看着桌上所有人，“专打遗产纠纷和侵权案件的律所。我下周一入职。”
死一般的寂静。
大伯手里的筷子掉了，啪嗒一声砸在盘子上。赵秀芬的笑容僵在脸上。沈磊瞪大了眼睛，林倩不明所以地看着我们。
我缓缓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放在桌上。
“这里有爷爷老房子的拆迁补偿明细，共两百万。有银行流水，显示款项已全部打入爷爷账户，但随后被分两次转入另一个账户。有取款凭证，显示最近一笔二十万被取现，签名是沈建国，但手印是爷爷的。”
我一字一句地说，声音清晰而平静：
“还有一份爷爷亲笔所写、签名并按手印的遗嘱，声明两百万拆迁款全部留给孙女沈溪。以及——”
我盯着大伯瞬间惨白的脸：
“一份由沈建国先生添加的备注，称此遗嘱为‘父亲神志不清时所写，无效’。”
赵秀芬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沈溪！你胡说什么！”
“我有没有胡说，看看这些文件就知道。”我从文件袋里抽出遗嘱复印件，推到桌子中央，“爷爷的笔迹，可以找专业机构鉴定。至于手印是否自愿——”
我按下手机的播放键。
爷爷颤抖的、含混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虽然模糊，但能听清几个关键词：“钱……都给……沈磊……他们……按我手……”
录音只有短短十秒，但足够了。
大伯的脸色从白转青，又从青转黑。他死死盯着我，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你……你什么时候录的？！”
“这不重要。”我关掉录音，收起手机，“重要的是，我已经咨询过律师。在老人神志清醒且有书面遗嘱的情况下，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老人变更财产分配意愿，涉嫌侵权甚至诈骗。而伪造、篡改遗嘱，根据刑法第——”
“沈溪！”赵秀芬尖叫着打断我，“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这是你大伯！是你长辈！”
“长辈？”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三年了，你们把爷爷推给我们照顾的时候，想过自己是长辈吗？两百万拆迁款一分不给的时候，想过自己是长辈吗？用五千块红包打发我们的时候，想过自己是长辈吗？”
我转向爷爷，他正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我蹲下身，握住他颤抖的手：
“爷爷，您的钱，我一分都不会要。但属于您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
我抬起头，看向面色铁青的大伯，一字一顿：
“包括您做人的良心，和这三年欠下的赡养债。”
沈磊拍桌而起：“沈溪！你疯了是不是！信不信我——”
“信不信你怎样？”我站起来，和他对视，“打我？还是像逼爷爷按手印一样，逼我也签个字？”
林倩赶紧拉住沈磊，小声劝着什么。赵秀芬指着我的鼻子，手指在发抖：“你……你这个白眼狼！我们沈家白养你了！”
“养我的是我妈，”我平静地说，“供我读书的也是我妈。你们沈家——”
我从文件袋里抽出最后一张纸，拍在桌上：
“这是律师函。下周一，要么把爷爷的拆迁款原数返还到他本人账户，并补足这三年应有的赡养费和护理费。要么，我们法庭见。”
说完，我转身走向墙角，提起那个深蓝色的旧行李箱。轮子坏了，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走到门口时，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爷爷在流泪，无声地。大伯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赵秀芬还在骂，但声音已经哑了。沈磊气得浑身发抖，林倩拼命拉着他。
“对了，”我补充道，声音不大，但足够所有人听清，“既然你们这么孝顺——”
我拉开门，将行李箱拖过门槛，然后转过身，看着这一屋子脸色各异的人，说出了那句在心里憋了三年的话：
“爷爷的行李我收拾好了。既然你大儿子这么孝顺，那你回他家吧。这三年，我妈照顾够了。”
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所有的咒骂、哭喊和混乱。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电梯，镜面里映出自己通红却异常平静的脸。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大伯打来的。我按掉，关机。
电梯下行，数字一个个跳动：18，17，16……
像倒计时结束，又像新的开始。
而我知道，真正的战争——
这才刚刚打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