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珠海拱北口岸。
人很多，队伍排得老长。
姜思章站在队尾，手里攥着港澳通行证，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流。
他看起来不像是第一次办手续，却紧张得像第一次出门的学生，眼神始终不敢抬起来。
轮到他时，工作人员什么都没问，只是低着头翻证件。
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台湾同胞旅行证，撕掉背面的那层胶纸，贴在他的证件上。
盖章的动作很轻，纸张几乎没发出声音。
盖完章，工作人员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低声说：“这个，等回台湾前可以撕掉。”
说完就转头去处理下一个人了。
姜思章站在那儿没动。
他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也知道这句话背后藏了多少东西。
那一瞬间，他手心全是汗，眼眶突然就热了。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提醒——这是个安排。
是个照顾。
是个早就想好了的、对过来人最体贴的理解。
但说起来，这事儿还得从三十多年前讲起。
1950年春，舟山。
那会儿舟山刚经历过一场拉锯战。
解放军正在推进，国民党兵力吃紧，开始在沿海抓人。
姜思章才14岁，刚念初中。
那天他下课回家，拎着饭盒，谁也没想到，饭还没吃上，就被抓走了。
不是征兵。
那会儿哪儿有什么手续，全是野蛮征调。
一群学生被押着走到码头，直接送上军舰。
没有登记。
没有身份。
没有说法。
船舱闷热，潮湿，空气里混着柴油味和汗臭味。
有人哭，有人喊，说要回家。
有人试图跳海，结果被当场击毙。
枪响之后，所有人都安静了。
姜思章也是那时候明白的——自己回不去了。
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少年兵不在少数。
根据台湾“国防部”1970年代的内部统计，仅1950年那一年通过舟山、厦门、汕头等地被带到台湾的“非正规兵员”超过4000人，很多人年纪都在15岁以下。
姜思章被送到高雄的兵营。
他从未摸过枪，却被迫参加训练。
早上出操，晚上拉练。
吃的是稀饭，睡的是旧仓库改造的通铺。
军装是别人穿旧的，衣服大得像披风，袖口已经磨出洞。
那些年他学会了闭嘴。
不能说自己从哪儿来，不能提家人。
兵营里谁说多了话，轻则被禁闭，重则被调岗打压。
有人晚上哭出声，第二天就消失了。
他从一个初中生，变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兵。
退伍是在1974年。
他当了二十多年兵，退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人了。
肩上有了军阶，但心里早已麻木。
他转去台北一所中学教书，过起了所谓的“正常生活”。
可也只是表面上正常。
他经常半夜醒来，梦见舟山的码头，梦见母亲站在巷口叫他回家。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个背景。
那时候台湾处在“戒严”状态，任何和大陆的通信都属于“敏感行为”。
但姜思章没办法，他必须知道家人还在不在。
他偷偷往“唐光华信箱”投过信，也托美国牧师带过家书，还找过从香港进香的信徒帮忙转信。
结果都一样——没有回音。
有人因为写信被抓，他也险些丢了饭碗。
但比起不知道父母生死，他宁愿冒这个险。
转机出现在1978年。
一位香港亲戚突然带来消息：信收到了。
是他用弟弟名字寄出的。
一封用了三十年才送达的信。
回信很短：“父母尚在，新家在此。”
他读了好几遍，最后坐在床边哭了整整一夜。
从那以后，他开始筹备回家的事。
可那时候还没有“探亲政策”，只能绕路。
他找了一个香港的朋友冒充亲戚，以“探望舅舅”为由申请赴港，又找了台北的熟人担保。
计划细致到每一步。
住哪儿、走哪条线、证件藏哪儿，都排练过。
他甚至把路线写在一张纸上，藏在枕头底下，每天临睡前看一遍。
1982年夏天，他终于从台北飞到香港，再转澳门，最后到了珠海。
那天他站在拱北口岸，排在队尾，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这次不成功，就再也回不去了。”
就是在那儿，那个工作人员说了那句话。
“这个，回去可以撕掉。”
那一刻，他才确定，自己真的能回家。
他从珠海赶往广州，再飞上海，最后坐火车回到宁波。
再从码头搭船到岱山。
母亲早已年迈，站在码头边时身体已经佝偻。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船还没靠岸，他已经跳下去，一路奔过去，跪在母亲脚下。
“阿妈，我回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
码头边的人都停下了脚步。
有人捂着嘴，有人转过头去。
三十年没见，一句话都没说，母亲只是抬手摸了摸他的头，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
“回来了就好。”
后来几天，村里张灯结彩，邻居们都来吃饭。
三代人围了三大桌。
那些年少时的伙伴，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不在。
邻居老张坐在桌角，喝了口酒，突然说了一句：“姜家儿子都能回来，我家的，会不会也还活着？”
姜思章听着这话，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回到台北以后，他陆续写信、打电话，帮其他老兵联系大陆的亲属。
有的找到了，有的没找到。
他一封封记下来，用红笔在信封上写“已回音”或“无回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