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兄弟二人合影
我的伯伯曲润龙生于1928年10月12日，我的父亲曲润海生于1936年10月12日，伯伯比父亲大八岁。
我父亲和我伯伯都是从旧时代走进新中国的人。在我年幼时，父亲就常向我讲起他苦难的童年——那时缺衣少食，病了也无钱医治，全靠勤劳坚忍的奶奶，用一双手纺线织布，撑起了他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的日子。那是一段黯淡无光的岁月。如今想来，那是何等的艰难！可就在那样的困苦之中，父亲与伯伯之间的手足之情，却愈发深厚温暖。
1997年11月月10日，伯伯因病离世，父亲的天空仿佛骤然失色。此后一年，他在繁忙工作之余，埋首于伯伯遗留下的文稿之间，一页页整理、一字字编订，终成《回忆与故事》一书。在编后记末，父亲说：“哥哥离去已近五年，五年间，我没有一天不曾想起他。”这份思念，一直伴随了父亲的余生，父亲笔下，记录伯伯的篇幅不少。每一篇都含着温度，让我动容。尤其读到《盼哥哥来信》一文时，我仿佛看见父亲在艰辛求学的路上翘首以盼，而伯伯的信，则如远方的灯，照亮了他前行的步履。兄如父，信如光，这一段往事，读来令我眼底潮涌，心里满是怜惜。
1979年10月，兄弟二人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
我1957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大学的费用主要靠哥哥资助。
在我大学时期的日记中，记了许多哥哥来信和盼哥哥来信的内容。哥哥来信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寄钱的同时，介绍一些我愿意知道的情况和对我思想的指点，以及我接到哥哥信时喜悦的心情。
我盼哥哥来信则绝大部分是盼钱。哥哥每月给我寄一次钱，同时来一封信。有时寄得迟了，我就着急了。
比如1957年10月28日的日记：“哥哥给我寄来七元钱。信中说，母亲一定要回家，并说二祖父母不愿五保，买口粮要钱。可哥哥现在很困难。我来学校时借下的钱也未还，母亲回家又拿了些，因此现在无钱接济二祖父母，不能孝敬了。这确实一点不假，更何况要花不少的钱供我上大学。我在学校评助学金时说哥哥每月能给我十元钱，现在看来，是不能如愿以偿了。我只好节省一些，尽吃丙菜、丁菜，这样也许能过得去。其他花销也尽量省减，电影尽量少看，我开学以来才看了四分之一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哥哥给我一个月寄10元钱都有困难？当时哥哥的工资60来元，全家有五口人，侄女志枫缺奶，要吃牛奶。母亲和嫂嫂都没有工作，哥哥一个人负担实在太重。而大学里评助学金，全家人均10元的算是有点办法的，有的农村来的同学，哪来的现钱？因此我被评为月助学金6.3元，是最低的，当然还有自费的。当时北京大学学生的伙食费标准是12.5元，又不是只吃饭，还要买讲义，买参考书，买生活用品，一个月6.3元助学金加上哥哥给10元，是很紧张的。当时在大食堂吃饭，主食很便宜，二两大米或馒头只3分钱，一个丁菜3分， 一个丙菜5分，我就大量吃粮。后来发现食堂有一个特区，交8元钱就可以随便吃，我就进了特区。尽管如此，钱还是不够，往往上下月衔接不上，因此也就特别想念哥哥的信。
1958年1月4日，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多么想哥哥的信啊！本来按我的推算，哥哥28号发薪，最迟1号也该给我寄钱来了，可是至今还未收到信。我真纳闷，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太忙？可能是太忙。要知道，哥哥的工作是和别人不同的，每到过年过节，他就留在厂里值班，这次大概也不例外。”“我太想哥哥的信了！每顿吃中午饭和晚饭以后，我一般很快就回宿舍，希望一进门就看见桌上有信或保价信通知单。睡午觉的时候，只要一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我就希望是送信的同志来了，希望有我的信。有时明明过了几个钟头时间了，还希望敲门声是送信的来了。有时我出门摸摸贴在门上的信封，希望送信者把信或通知单插在那里。有时我怀疑：是不是信来了，送信者给搞丢了？”
1958年1月12日的日记：“哥哥的信终于盼来了。哥哥给我寄来6元钱。在信中哥哥批评我对助学金发牢骚是不应该的。”批评归批评，哥哥以后每月给我寄成了10元。以后哥哥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就更困难了，但给我寄的钱不减。为此，他借下了债，直到我毕业以后还没有还完。
母亲知道我的钱不够，给我寄来12元，原来是她给人家当保姆看娃娃去了，报酬每月15元，但时间很短。二叔也给我一点钱，每学期两次，一次是开学时，给5—10元，一次是放假前，也是5—10元，他是靠拉平车挣的一点钱。
我生活困难的情况，到1958年11月才有所好转。当时我们年级到京西矿务局城子煤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办学，劳动强度极大。党支部看我吃得多，就为我向学校申请，助学金由6.3元增加到12.5元。1960年我和月仙结婚，她把自己的积蓄也给我作了底垫，情况有了大的好转。
虽然盼哥哥寄钱的信不迫切了，但哥哥依旧寄钱，写信，成了习惯。
在我的日记中粗粗统计，记载哥哥给我的信，有30多次，我自然也是每信必复。
我毕业以后回到太原，不用再写信了，但每月与哥哥至少见一次面，母亲去世后一切照常。
1990年我调到北京，写信少了，就打电话让我在太原的儿女们常去问候。1996年哥哥病了，就索性让我的小儿子给安了个长途电话，以便在电话上说说话，可是哥哥每次总不多说，怕电话费花得太多了。
在父亲这篇日记式的文章中，我既看见他求学之路的艰辛，也看见伯父如父亲一般深沉的支持与付出。每次读到这篇，总忍不住潸然泪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父亲始终是勤勉的好学生，是祖母与伯伯心中最大的骄傲。尽管家境清贫，伯伯却毅然扛起了供父亲读书的重担。最难的日子里，祖母找到一份短期帮佣的活儿，只为多挣一点钱，寄给父亲读书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父亲因生活费紧张，常吃三分钱的“丁菜”，后来吃了八元一月的“特区”饭。即便这样节俭，每月的生活费仍接续不上。他总在期盼伯伯的来信，期盼那封装着生活费的薄薄信封。
而伯父每月寄来的十元钱，在当时绝非小数目。这笔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在伯父六十元的月薪上，压在他五口之家的日常开销中，甚至压在了我大姐曲志枫的奶粉罐里。那是一笔需要举债才能维系、长达数年的馈赠。
父亲在日记里计算着“丙菜”“丁菜”，计算着少看一场电影；而信纸那头的伯父，计算着的却是一家人的温饱，是一个弟弟的未来。那每月如期抵达的薄薄信封，哪里只是纸币？分明是伯父从自己捉襟见肘的日子里，匀出的珍贵的一笔钱，悄悄、沉默地垫在了父亲求学的长路上。
“我太想哥哥的信了！”——父亲在文章里反复的这句喟叹，这像一根细针，轻轻扎进我心最柔软处。十元钱撑不到月底，每近月底，他盼信的心情就愈加迫切，否则便要挨饿。透过这些字句，我仿佛看见清瘦的父亲匆匆赶回宿舍找来信，看见他立在门边期待邮差的身影。终于盼到伯伯的来信，除了生活费，还有伯伯的叮咛与批评，父亲总是郑重记下，而对伯伯的艰难，他亦感同身受。这一封封往返的书信，织成了一张何其坚韧的情感之网，网住了那个年代的清贫岁月，也网住了父亲与伯伯之间血浓于水的兄弟情。
父亲一生节俭，家中事务多由母亲操持。但在伯伯走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看望伯母从未懈怠。一袋米、一篮鸡蛋、一箱牛奶，一笔悄悄塞过去的钱，从未间断，这些点滴让我渐渐明白：最深挚的爱，往往藏在最质朴的给予里。
如今父亲也已远行，看着他留下的这些文字，往事如默片掠过。那两个在岁月两端互相扶持的身影——一个在灯下苦读，一个在烟火中坚守——已然凝固成家族血脉里，最深沉、最美好的图腾。
曲润海（1936年10月12日——2025年4月21日)，男，汉族，山西定襄人，共产党员。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曾兼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代院长，中国演出管理中心主任，山西省艺术理论研究会会长、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文华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担任过的社团职务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顾问。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曲润海参加工作后主要研究“山药蛋派” 和“晋军”作家作品。 1983年后主要研究表演艺术的创作和管理，并参与创办了表演艺术的全国最高政府奖“文华奖”。
曲润海笔名沱浪、居平，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思考·探索·前进》《山药蛋派作家作品论》，论文集《论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论表演艺术的改革与建设》《沙滩戏语》《王府学步》，剧本集《晋风戏稿》《旅燕戏稿》《曲润海剧本集•古代故事戏剧本》《曲润海剧本集•现代戏改编剧本》《曲润海剧本集•传统戏改编剧本》（上、下册），诗集《剧坛杂咏》，主编《中国文化艺术丛书》(十卷)等。
曲润海的戏曲剧本《富贵图》《桐叶记》《崔秀英》获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剧作奖，《金谷园》《日月图》《蝴蝶杯》分别获中国京剧节、艺术节、戏剧节剧目奖、演出奖，评论《高昂豪放顺畅如流——评文武斌的诗》获山西赵树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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