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波寒潮来袭的清晨，家中总会出现一个翻箱倒柜的身影。晨光熹微中，他手伸向衣柜深处，捞出一团黑色，抖落裤腿，迅速穿上。当我对初冬的寒意感慨连连时，他骄傲地拍着大腿，挑眉道：“我穿了棉裤！”那神情、语气与动作，仿佛在展示这世间罕见的独门法器。
但这法器只流行于关外之地。无论身处何地，东北人以棉裤为信物，相视一笑，便心领神会。我曾收到一条来自东北的薄棉裤，俗称二棉裤，纯黑、紧身、带绒。它产自广东，辗转东北，流落上海，继而被束之高阁。毕竟，作为江南人士，我最后的倔强是棉毛裤。两者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
有说东北人敬畏江南之冬的，但有时他们坚决不肯低下骄傲的头颅。在北纬30度，那双零下30摄氏度都不曾生过冻疮的双手，竟然开裂了。他坚持用那双红肿皲裂的双手敲打键盘、洗碗洗菜、擦地洗衣，却拒绝使用护手霜。虽然南方的室内比户外更加潮湿阴冷，但回家的第一时间，东北人必须脱下外套。无论脱外套，还是穿棉裤，仿佛都是不容置疑的仪式。
大多时候，面对双方的坚持，我们常常讥讽揶揄，一笑了之。但在飞往东北的那天，我们为“是否应该穿上棉裤”而据理力争，不让分毫，甚至几近误机。一条棉裤的争执，上升到尊重生活习惯的高度，扩展到南北之争与地域分歧。走出家门前，双方达成最终协议：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彼此尊重、互相成全——“我没有嘲笑你在四季常青的鱼米之乡穿棉裤，你也不要干涉我在冰封千里的北国大地不穿棉裤。”那条纵贯南北的二棉裤，失去了回到第二故乡的机会。
抵达东北，天色已黑。机场外的橘色路灯稳稳亮着，接机的汽车距离我们数十米。我戴好帽子，扣紧纽扣，双手揣兜，信心满满。推开大门，不过如此。再行几步，空气刺骨，大腿尤甚。脖颈收紧，迈大步，双腿灌满冷风。镜片蒙上白雾，我颤抖着穿越绿化带，跳下马路牙子，打开车门，纵身跳入车内。这是自我感受中的英勇身姿。据他人描述，一名黑衣女子颤颤巍巍，连滚带爬，倒在车内。没想到，抵达东北的第一行程不是观雪、不是吃饭、不是滑冰，而是——换衣。
在这片冰天雪地中，我放下了顽强抵抗的大旗，做出第一次妥协。甚至，我穿上的不是二棉裤，而是那种春晚上宋丹丹穿的升级版老棉裤——超肥、超大、超厚且带着红绿花色。第二天，当我顶着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寒风，漫步松花江畔时，终于懂得了东北人的“棉裤崇拜”。回到上海后，我偶然穿上了那条二棉裤，不禁对曾嗤之以鼻的朴素言论表示赞同，比如“腿暖全身暖”。
我本以为会因妥协而受到嘲笑，但对方竟然开始随身携带护手霜。洗手后，开盖，挤蚕豆大小于手心，揉搓按摩，那双皲裂的双手变得细滑柔软。在后来的冬天，南方人穿上了棉裤，北方人用护手霜给双手做深层按摩。两人捧着热水袋坐在沙发上，嗅着空气中若隐若现的芬芳。很难说，这场斗争是谁取得了胜利。南北过招，终成南北合璧。
原标题：《棉裤之争 | 陈思》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本文作者：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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