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中叶的某个秋夜，辽东一带的营帐里，唐军斥候曾这样向主将禀报：“东面山谷有灯火，却不见号角，疑是高句丽斥候。”短短一句话，折射出当时东北边境的紧张局势，也勾连起一段持续数百年的纠葛。高句丽，这个曾多次搅动中原王朝军政布局的边境政权，最终在唐高宗朝被彻底抹去，只留下零散记载与争议不断的记忆。
有意思的是，这个在后世常被与“高丽”“朝鲜”混在一起的名字，起初不过是汉武帝时期东北一座小城的称呼。高句丽并非天生强国，它一步步由部落联盟成长为区域霸主，又在反复摇摆于和战之间后走向灭亡，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它被“抹杀”的深层原因。
一、高句丽的起点：农耕边国的崛起
高句丽最早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西汉中期。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前后，辽东、鸭绿江以东一带，分布着扶余、沃沮、东濊等多支族群，而高句丽就是在这一片山岭与河谷交错的地带，以一座名为“高句丽”的城为中心，逐渐结成政权。
与许多典型的北方游牧部落不同，高句丽以农业为基础，兼营狩猎与少量牧养。这种经济结构，使它不像匈奴、鲜卑那样大范围逐水草迁徙，而是依托山川险要建城屯田。稳定的定居，使得他们更容易积累人口、物资，也更有条件修筑城堡、防御工事，形成坚固的据点网络。
在西汉对东北地区实施郡县制、设乐浪、玄菟诸郡后，高句丽一度受汉朝节制。可随着东汉政权内外多事，东北边郡力量减弱，高句丽趁势扩张，一点点吞并周边弱小部落，控制山谷通道和交通要道。这样一来，它既能截断山海关以东到朝鲜半岛北部的路线，又能对辽东郡构成压力。
试想一下，在辽东郡守眼里，高句丽就像一道不断长高的边境城墙——一开始只挡风挡沙，后来却渐渐挡住了朝廷的军令和商业往来。这种异军突起，为后来几百年的冲突埋下伏笔。
三国时期，中原大乱，曹魏、蜀汉、孙吴三家割据，而辽东一带又有公孙氏自立为王。高句丽敏锐捕捉到了这一空隙，多次掠夺辽东边境。公元244年前后，曹魏大将毋丘俭率军远征，击败高句丽，攻破丸都城，高句丽王一度逃往东部山区，政权遭到重创。不过，高句丽凭借山地纵深和顽强韧性，很快又缓过劲来。
有一点必须承认，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小邦”。屡败屡战、善于利用地形与气候，这成为日后中原王朝头疼的根源之一。
二、隋唐之前的拉扯：边疆强邻的两面性
进入南北朝后，中原政权屡次更替，北方先后由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掌控，东北方向的经营力度时强时弱。高句丽则趁着这种更迭，一步步向南、向西挤压，曾多次深入辽西一带，还插手朝鲜半岛内的势力平衡，与百济、新罗纠缠不清。
到了隋文帝杨坚统一北方，又消灭陈朝，实现天下一统时，高句丽在东北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强邻。隋文帝在位期间曾考虑对高句丽动兵，也做过试探性的军事行动，但由于气候恶劣、补给困难、道路不熟，加上他更忙于内部整饬，最终没有展开大规模征伐。
真正把矛盾彻底激化的人，是隋炀帝杨广。公元612年至614年，隋炀帝连续发动三次对高句丽的大规模远征。兵员动辄百万计（当然其中杂役、民夫比例极高），从中原一路向东北推进，修路架桥，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
然而，高句丽凭着熟悉山川地形，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再加上恶劣天气、长途运输，隋军屡屡受挫。公元612年的辽水战役中，隋军精锐被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诱导冒进，最终惨败，死伤无数。传说隋军战死者被堆成京观，被俘者遭受残酷对待，这些血腥画面，被很多隋朝将士铭记在心。
此后两次东征，同样折戟而回，百姓疲敝，吏治崩坏，各地义军四起。可以说，三征高句丽是压垮隋朝的一根硬稻草。隋炀帝回到江都不久，便在天下离心的局势下走向覆亡。
从高句丽的角度看，抵抗隋朝入侵，确实保住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但从中原王朝角度看，它却成了导致王朝崩溃的外部推手之一。也正因为隋朝在高句丽面前丢下了太多军士性命，这段血债，在后来的唐朝高层心里并没有消失。
隋亡唐兴后，新王朝一边平定内部割据势力，一边重新审视东北局势。高句丽表面上向唐朝表示臣服，同时仍维持对周边小国的压力。这种“既想讨好，又不肯老实”的态度，注定难以长久。
三、唐太宗与高句丽：从劝和到动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对高句丽的态度，起初并非一味要“灭国”。在他眼里，高句丽既是边境强邻，也是可以利用的外围屏障，如果能安抚、拉拢，让其守边而不生事，对唐朝未尝不是好事。
当时朝鲜半岛上，新罗已成为唐朝的属国，国力相对单薄。百济、高句丽势力更强，经常联手挤压新罗的生存空间。新罗国王在这种夹缝中生存，多次向唐廷上表求援，希望借大国力量制衡强邻。
唐太宗收到消息后，没有急着出兵，而是先派使者赴高句丽，劝其与新罗讲和，停止武力扩张。这一动作，既符合宗主国维护属国安全的姿态，也试图给高句丽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可高句丽内部主战势力占据上风，对唐使劝和不予理会，还继续压迫新罗。
这种置帝国“面子”于不顾的做法，直接触动了唐太宗的神经。李世民向来重视威信，一旦威信受损，就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弥补。他在朝堂上做出决定：讨伐高句丽。不过，他从隋炀帝的失败里吸取了经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
一方面，唐太宗没有搞那种声势浩大的“百万人马北上”，而是选拔精兵，兵力规模控制在六万左右，兼顾战斗力和后勤压力。兵少，行军速度快，粮草需求相对可控，国内负担也轻。
另一方面，他选择亲征。公元645年，唐太宗亲率大军北上，经辽东一路攻城拔寨。途中，他多次亲临前线，巡视营盘，慰问伤病士卒。“陛下亲至营中，看我伤口愈合如何？”一些士兵据说在被问到时，还有些受宠若惊。不能否认，这种士气上的提振，对当时的唐军非常关键。
高句丽方面却显得措手不及。沿线诸城，许多守将一听说是唐太宗亲自统兵，心里没底，有的干脆弃城而走。唐军势如破竹，一直逼近高句丽重要防线——安市城。
安市城之战，是这一轮交锋的焦点所在。城中守军凭借坚固城墙和完备储备，与唐军对峙月余。时值深秋，气候日寒，唐军已属孤军深入，后方补给线拉得极长，任何闪失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唐太宗站在城下高坡上，看着旌旗被冷风吹得猎猎作响，最终做出回师决定。他清楚，再攻下去，就算拿下安市城，也很难通过冬季长线占领与守备。唐军撤离时，高句丽内部虽松了一口气，却已元气大伤，军民损失惨重。
这一战，并未消灭高句丽，却打碎了它“不可战胜”的神话。唐军斩首四万余，缴获大量马匹、物资，极大提升了帝国声望。更重要的是，唐朝在撤军后，并非就此罢手，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边境骚扰战术。
镇守东北的唐军，利用灵活小部队，不定期对高句丽边境进行短促袭扰，不追求大规模决战，只让高句丽疲于应付，难以腾出手来进行远程征伐。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高句丽不得不收缩锋芒，自顾不暇。
唐太宗晚年，高句丽内部一度出现主和派上台的局面，曾主动修好，试图通过纳贡、通使来缓和关系。可惜，这种温和局面并未维持太久，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还是把国家再次推向主战路线。高句丽对新罗的军事压力再起，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决战埋下了导火索。
四、唐高宗的终局战：剪断联盟，彻底抹杀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继承了父亲对东北局势的判断：高句丽不除，边疆难安。不同的是，当时的唐朝已是国力鼎盛，西北平吐蕃、突厥，内地相对稳定，能抽出更多精力处理东北问题。
公元660年前后，高句丽不再满足于单独向新罗施压，而是与靺鞨、百济结成松散联盟，三方形成合击新罗之势。新罗当然无力独挡，急忙再次向唐廷求援。唐朝这一次的应对，相比唐太宗时更加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唐高层已充分认识到，高句丽之所以“难啃”，不仅在于它本身军队悍勇，更在于它善于拉帮结伙，在东北构筑一个互相声援的网络。单点强攻，只会让其盟友从侧面牵制唐军，使战线被拉长。
于是，唐朝改变打法，不是直奔高句丽老巢，而是打“网络战”。一边派大将苏定方率军东渡讨伐百济，一边在辽东方向集结力量，对高句丽施加强大压力。同时，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使靺鞨部众倾向归附唐朝，切断其支援来源。
公元660年，苏定方在白江口等地连续击破百济军，日本方面试图派兵援助百济，也被唐军联合新罗水军击退。百济王扶余义慈被俘，百济政权宣告灭亡。靺鞨则在唐军扩大战果、展示实力的过程中，选择了顺从，转而成为唐朝一支边境辅助力量。
这样一来，高句丽昔日的盟友要么被灭，要么倒戈，只能孤军面对唐、新罗联军。高句丽内部此时也问题重重，贵族间争权不断，民力在长期备战中消耗严重。
又过了几年，唐朝抓住时机，发起对高句丽的决定性进攻。唐军从辽东方向强攻，高句丽几座重镇相继失守，首都平壤方向压力骤增。在这种局势下，高句丽王室内部出现动摇，部分权贵萌生投降之意。
据史载，面对唐军逼近，高句丽王最终选择出城投降。城破之时，没有出现隋炀帝年间那种血战到底的场景，这背后除了实力差距，更反映了高句丽统治集团意志的涣散。
平定战事后，唐朝在原高句丽疆域设置安东都护府，名义上统辖东北大片地区。这里的“安东”，意在“抚安东方”，既有政治寓意，也有对后续政策的宣示：不再放任这里成为一个敢于多次挑战中原王朝的独立政权。
唐朝大将薛仁贵被派往东北驻守。他在后世演义小说中被称为“薛礼”，所谓“薛礼征东”的故事，便是以他参与平定、镇守高句丽旧地为蓝本加工而成。当然，演义中那些“亮银盔、穿白袍、箭无虚发”的描写，多半是文学夸饰，但薛仁贵确实在东北边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对于高句丽人来说，国家灭亡之后的选择各不相同。有一部分随唐军安置进入内地，在关中、河南、河北等地落户，逐渐融入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籍贯记载中仍可见零星“高氏”“句丽”之类的痕迹。还有一些人留在当地，后来被新兴的渤海国吸纳。渤海国建立于公元698年，由大祚荣领导，其组成成分中，既有靺鞨人，也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遗民。再有一部分散入新罗、突厥等势力范围，逐渐被各自社会同化。
从政治实体角度看，高句丽的国号、统治机构、贵族体系在公元七世纪中段被唐朝彻底摧毁，属于典型的“灭国”。在中原视角的史书中，它作为一个多次反叛、屡次兴兵犯境的边疆强国，被清算、被抹去，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唐朝灭高句丽的动机，并非单一。援助新罗固然是一个名义与现实利益的结合点，通过扶持属国，唐朝得以在朝鲜半岛建立稳固影响力；替隋朝战死将士“出口气”、扭转前朝在高句丽面前的屡败印象，也是高层难以言明却真实存在的心理因素。更关键的，还是出于帝国安全格局的考虑——在东北方向容忍一个强硬且擅长合纵连横的政权，代价实在太大。
被“抹杀”的不只是一个国号，更是一种在边境反复试探中原底线、时而臣服、时而叛变的处事方式。对唐朝而言，这种“不可靠”的邻居，最终只能以最彻底的手段来解决。历史留下的，是一片重新纳入帝国版图的东北山河，以及散落在各个政权版图中的高句丽遗民。高句丽这个名字，从此只能在史书的行间，被人翻检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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