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林把都市格子间里学到的电商话术，变成了直播间里推销家乡土鸡蛋的生动讲解，屏幕那头不断跳出的订单，照亮了他选择回乡的这条路。
以往年底返乡的人群，多是背着行囊短暂停留的“候鸟”。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85后”贾全龙一样，从北京新发地市场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安徽老家，流转上万亩土地，建起现代化农业基地。
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过1200万。一场静默而深刻的人口流动，正在改写中国乡村的未来图景。
01 趋势之变
曾经，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乡城人口大规模迁移，农村人口从1978年的7.90亿人减少至2023年的4.77亿人。
大量村庄因此面临“空心化”与人口老龄化，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在2020年已达23.81%，比城镇高出近8个百分点。
但拐点正在到来。劳动力流动方向悄然生变。外出农民工增速放缓，本地就近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2024年本地农民工已达1.21亿人。
02 城市推力
当一些经济学家多年前预测人口红利变化时，现实的推力比想象中来得更直接。
城市对部分群体的吸纳能力在减弱。2025年初，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度达到阶段高点。自动化技术普及和产业转移，让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岗位减少。
对于农民工，特别是50岁以上的群体，在城市就业越发困难，他们从事的建筑、制造等行业对体力要求高，企业出于风险考虑招工意愿下降。
即使对于向往城市的新生代，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与有限的公共服务，也筑起了一道“想留不能留”的高墙。研究表明，许多人最终“融不进城，也回不了村”。
03 乡村拉力
与此同时，乡村的拉力在多股力量的汇聚下显著增强。
最根本的是国家战略的重心倾斜。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千万工程”经验在全国推广，大量资源下沉农村。
乡村的“硬件”已今非昔比。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4%，行政村实现了100%通宽带，超过90%通了5G网络。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打通了回乡创业的“任督二脉”。
更重要的是，县域经济崛起创造了机会。以安徽临泉县为例，这座曾经的“全国人口第一大县”，近年来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超1万个，吸引了近30万外流人员回乡。
04 三类新村民
综合来看，未来五年，三种类型的人群将成为乡村新活力的主要来源。
第一类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大多有城市工作经验和一定积蓄，回乡从事规模化种养殖、农产品电商、乡村旅游等。例如，“90后”李红林大学毕业后回乡做电商，将100多种家乡特产卖向全国。
第二类是就近就业的农民工。随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许多农民工选择在省内或县城就业，既能获得不错的收入（如在县城工厂月薪可达7000元），又能照顾家庭。
第三类是寻求生活转变的“再选择者”。一份覆盖27个省份的调研显示，70.1%的入乡青年拥有5年以上城市生活经验。他们回乡不全为生计，更为追求“更有价值的生活”、更低的压力和更好的自然环境。
05 乡村新图景
这些“新村民”的到来，正在为乡村涂抹上全新的色彩。
产业从传统走向融合。在安徽定远县，回乡企业家建起的轻纺产业园内机器轰鸣；在广德市，由返乡青年经营的乡村面包店，周末单日销售额能超过8000元，成为网红打卡地。
治理从经验走向专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退役军人和企业家参与村庄治理，他们懂政策、会管理，能有效对接外部资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生活从单调走向丰盈。除了收入的提升，农村也在积极举办“村BA”、村超等文体活动，建设养老服务中心，提振农民的“精气神”。
06 热土亦有挑战
然而，要让乡村持续“热闹”下去，仍有一些现实的“坡”要爬。
公共服务的落差依然存在。调研显示，超过半数的入乡青年认为乡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不足。这是许多家庭返乡时最大的顾虑。
产业基础的薄弱亟待加强。乡村需要更多元、更稳固的产业来承载就业，避免回流潮成为无根之萍。
此外，如何平衡“新村民”与“老村民”的利益，如何让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更顺畅地流动，都是需要精细解答的课题。
在广德市卢村镇，由返乡青年邓世涛主理的乡村面包店，将小麦的香气与咖啡的醇厚交织在一起，吸引着城里来的顾客。他说：“我们不是逃离城市的‘逆行者’，而是被土地召唤的‘续梦人’。”
他的这句话，或许道出了这场返乡潮的本质：它不再是被动的退却，而是一次主动的、充满希望的价值再选择。
未来的乡村，未必会重现历史上人声鼎沸的场面，但它完全可能以一种更现代、更从容、更具品质的方式，重新热闹起来——那里有产业的活力，有生活的温度，更有无数人安放梦想与乡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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