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报社热线室，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
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与窗外时远时近的鞭炮声交织。有市民投诉小区门口的水管漏了，我做好记录，挂掉电话，抬头看向墙上的时钟，指针正悄悄滑向除夕夜的凌晨一点。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刚进报社那会儿，春节是不停刊的。本地年轻人春节值班，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年三十晚上守着新闻热线，听着电话那头偶尔传来的团圆饭背景音，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前任女友的老家在南方一个小城，过年规矩大，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每天都有说法。她早早开始计划，眼睛亮晶晶地跟我说，要带我去看她们那儿的庙会，吃她妈妈做的糖环，正月十五挑灯笼，还有最重要的，给爸爸上坟。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表示，2026年春节放假9天并减少调休，回应了社会期待，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节日获得感与幸福感。
“我们过了元宵再回来。”她说。
我张了张嘴，那句“报社初八必须出报”卡在喉咙里，最后变成：“我看情况，尽量。”
“尽量”这两个字，在感情里往往是最伤人的。它给了希望，又随时准备收回。成年人的世界里，真正的承诺是具体的时间、确定的地点，而不是含糊其辞的“尽量”。
春节前，为了一些琐事吵架。可吵着吵着，就扯到了春节安排。
“你就是不想跟我回家。”她的声音冷下来。
我想解释，想说报社的工作就是这样，想说我已经连续三年除夕值班。但话到嘴边，变成苍白的一句：“我要工作。”
后来我明白，重要的从来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没说的部分。我没说的是：我怕失去这份工作，我怕让领导失望，我怕成为那个“特殊”的人。唯独不怕的，是让她失望。
分手后那个春节，我主动申请了除夕值班。热线电话比往年都少，大概是因为人们都学会了不在这天给陌生人添堵。晚上十二点，窗外突然炸开一片烟花，红的绿的，照亮了半个夜空。
就在那片光亮里，热线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颤巍巍地问：“请问是报社吗？我想登个寻人启事……”
其实她打错了，这是新闻热线，不是广告部。但我没挂，听她断断续续说了二十分钟。她要找的是她儿子，几年前离家出走，每年除夕夜，她都会试着找找。
“万一他今年看到了呢？”老太太说。
有些团圆注定缺席，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成年人的生活里，有太多比“想”更重要的事情。
2026年春节假期安排，9天长假，只调休两天。朋友圈里一片欢呼，说终于可以好好过个年了。我仔细看了细则，节前要连上6天班，补班能不能在家办公还得“看单位规定”。
数字很美好，92.9%的人支持，4000亿消费拉动，三亚搜索量涨了30倍。可数字不会告诉你，那些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可能一天都休不上；那些小公司员工，补班日别说远程办公，迟到一分钟都要扣钱。
我想起在报社的时候，每年春节前开会安排值班表，都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本地人和外地人，有孩子的和没结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最后往往是，领导拍板本地年轻同志多担待点。除夕夜领导领着一帮人，名义上查岗，实则慰问，递来个牛皮纸信封，说几句暖心的话，拍几张照片，赶往下个亮着灯的办公室。
中国人对春节的执念，从来不只是“休息几天”那么简单。那是一种仪式，一种确认，确认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个地方、一些人，在固定的时间等你回去。
后来报社改革，春节能放七天假了。听到消息那天，我坐在工位上，半天没动。如果早几年，如果那时候就能有七天假，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可生活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成年人的妥协，不是认输，而是在诸多限制中，找到那个让最多人不太难过的方案。
春节假期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时间安排问题，深层里是价值观的碰撞。有人觉得家人最重要，有人觉得责任更重要，有人夹在中间，两头不讨好。
2026年的新政策，除夕终于成了法定假日。这很好，真的。可我知道，依然会有无数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除夕夜和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医生、警察、消防员、媒体人、服务业者……这座城市要运转，总得有人点亮那盏值班的灯。
“反正视频守岁也一样。”每年看新闻里，言之凿凿的，正义凛然的受访者，我都心生敬意，自愧不如。
我知道，不一样。屏幕再清晰，也传不过老家厨房的烟火气；通话质量再好，也替代不了碰杯时那一声清脆的响。
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诸多不完美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差不多”。
窗外响起零星的炮仗声，距离2026年春节，还有不到两个月。到那时，不知道有多少人能享受9天长假，不知道有多少人面临“回谁家过年”的“送命题”。
政策每年都在优化，假期每年都在调整，可中国人关于团圆的执念，从未改变。那是一种很东方的浪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春运挤，偏要挤回去。
报社黄了有些年了，我再也不用春节值班，也再没有外地的“丈母娘家”可回。
有些故事结束了，有些故事刚刚开始。而春节假期是9天还是7天，对于生活这本大书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脚注。真正的内容，永远写在那些选择与妥协、得到与失去的日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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