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队伍终于踏上了陕北的黄土地。

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本该是蒋介石眼中的瓮中之鳖,毕竟陕北贫瘠荒凉,四面都是国民党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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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这片看似绝境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一待就是十几年,最终发展壮大到能够夺取全国政权。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偏偏是陕北成了红军的救命之地?

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蒋介石可是下了狠心要把这支队伍彻底消灭。

他调集了几十万大军,把陕北围得水泄不通。

表面上看,这阵势足够吓人,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负责围剿的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另一支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这两支队伍表面上听蒋介石的命令,实际上心里各有各的盘算。

张学良的东北军本来在东北过得好好的,结果日本人1931年占了东北,他带着几十万人马撤到了关内。

这些东北军将士天天想的就是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现在让他们跟红军死磕,他们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打红军能打回东北去吗?不能。

那为什么要拼命?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情况也差不多。

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他的部队在陕西经营多年,地盘就这么大,人手就这么多。

要是跟红军打得两败俱伤,最后便宜的还不是蒋介石?杨虎城可不傻,他知道蒋介石名义上让他们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想借红军的手削弱他们的实力。

这种微妙的局面给了红军宝贵的生存空间。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打仗的时候经常磨磨蹭蹭,能拖就拖,能放水就放水。

有时候红军主动出击,他们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撤了。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倒是想认真打,可人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前面挡着,他们也插不进手。

就这样,红军在各方势力的缝隙中活了下来。

到了1936年底,张学良和杨虎城干脆来了个大动作,直接在西安把蒋介石给扣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一扣不要紧,国共两党被迫坐下来谈判,红军的处境一下子从绝境变成了相对安全的状态。

张学良为这次行动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从1936年被软禁,一直到1990年才恢复自由,整整被关了54年。

2001年,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在美国去世,终年101岁。

杨虎城的下场更惨,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红军在其他地方搞土地革命,经常是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这个做法在南方还行,可到了陕北就不灵了。

陕北本来就穷,地主手里也没多少油水可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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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把地主斗倒了,整个地方的经济秩序都得乱套。

红军到陕北后很快就摸清了这个情况,改变了策略。

他们不搞激烈的土地革命,改成了减租减息。

地主的土地还是地主的,佃农还是得租地种,不过租子得减少,借钱的利息也得降下来。

这个政策一出来,地主虽然不太高兴,但还能接受,毕竟没动他们的根本。

农民呢,负担减轻了,日子好过了一些,对红军自然有了好感。

陕北还住着不少回族群众。

红军对待这些少数民族特别注意,严格要求部队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

回族不吃猪肉,红军就绝对不在回民面前提猪肉的事。

回族做礼拜,红军不但不干涉,还派人保护清真寺。

这些看起来是小事,可在老百姓心里分量很重。

有了老百姓的支持,红军在陕北就如鱼得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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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部队来了,老百姓给红军通风报信。

红军缺粮缺物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也要接济。

这种军民关系,是再多的枪炮也打不垮的。

陕北这个地方,说实话真不是什么好地方。

黄土高原到处是沟沟坎坎,交通极其不便。

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大军根本没法行进。

不下雨的时候黄沙漫天,走几步就得歇一歇。

对于想要过舒服日子的人来说,这里简直是苦海。

可对于需要藏身之地的红军来说,这里简直是天赐的宝地。

陕北的东边和南边是黄河,这条大河把陕北和其他地区隔开了。

黄河水流湍急,河面宽阔,想要大规模渡河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国民党的部队要进攻陕北,得先解决过河的问题。

架桥?费时费力。

坐船?船不够,而且容易被对岸的红军打靶。

这条黄河,成了红军的第一道防线。

陕北的北边是毛乌素沙漠,再往北就是内蒙古。

沙漠地带人烟稀少,补给困难,大军想要从北边包抄陕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

西边虽然地势相对平缓一些,可那边是宁夏和甘肃,都是军阀的地盘,这些军阀跟蒋介石也不是一条心。

这种四面环山、三面临河的地形,让陕北成了一个天然的堡垒。

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虽然把陕北围住了,可真想打进来,难度大得惊人。

攻进来容易,想要彻底占领和控制,那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蒋介石盘算来盘算去,觉得不划算,也就没有下狠心打一场决战。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全国上下都在喊抗日。

国民党嘴上喊得响,实际行动却不怎么样。

红军在陕北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这个旗号一打出来,效果立竿见影。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听说延安在搞抗日,纷纷想办法往陕北跑。

这些人里面有学生,有工人,有知识分子,还有不少国民党那边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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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就为了到延安参加抗日。

红军在延安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专门培养抗日干部。

这批人才后来成了红军队伍的中坚力量,大大提升了整支队伍的素质。

1937年,红军正式改编成八路军,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

这个改编看起来是妥协,实际上却让红军获得了合法地位。

八路军打日本人,国民党总不能再围剿了吧?这一招釜底抽薪,彻底解除了红军被围剿的危险。

有了抗日这个正当理由,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入,红军在陕北的根基越扎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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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冒着风险进入了陕北根据地。

他在延安待了好几个月,采访了红军的领导人,实地考察了根据地的情况。

回去以后,斯诺写了大量报道,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真实面貌。

这些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原来在很多外国人眼里,中国红军是一群土匪强盗,是暴乱分子。

斯诺的报道让他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画面:这是一支有理想有纪律的队伍,他们的目标是抗日救国,他们跟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好。

国际舆论的转变给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他本来想把红军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匪徒,这样围剿起来才名正言顺。

结果国际社会不这么看,很多外国媒体和政界人士反而对红军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要是继续大规模围剿红军,在国际上会很难看。

这些国际报道还起到了另一个作用:让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了陕北的真实情况。

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天天骂红军,可外国记者的报道却说红军好话。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不少人开始怀疑,开始独立思考。

这种思想上的松动,对国民党的统治是个不小的打击。

陕北本来就穷,红军一来,几万张嘴要吃饭,压力可想而知。

国民党还实行经济封锁,不许外面的物资运进陕北,想把红军困死在这里。

红军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在陕北搞起了大生产运动。

当官的不能只坐办公室,得下地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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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不能只练兵打仗,农忙时节得帮老百姓收庄稼。

机关单位自己开荒种地,能种多少是多少。

部队还办起了工厂和作坊。

没有布,就自己纺线织布。

没有鞋,就自己做草鞋布鞋。

没有武器弹药,就想办法修理旧的,实在不行就造土枪土炮。

这些东西质量可能不怎么样,可总比没有强。

最神奇的是,陕北居然还搞起了石油开采。

延安附近有油田,红军组织人员打井采油,炼出来的石油虽然质量一般,可用来点灯、做燃料还是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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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奇迹,一支被围困的军队居然还能开采石油。

靠着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红军在陕北不但没有饿死,反而活得越来越滋润。

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陕北根据地已经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形同虚设。

红军能到陕北,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刘志丹。

这位陕北本地的革命者,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就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虽然这个根据地规模不大,力量也不强,可它的存在意义重大。

刘志丹在陕北打游击多年,对这里的地形、民情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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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立的这个小根据地,给了长征到来的红军一个现成的落脚点。

要是没有这个根据地,红军到了陕北就得从零开始,那可就麻烦大了。

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很快就跟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了。

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力量大增。

本地的红军熟悉情况,外来的红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互相配合,如虎添翼。

蒋介石派了胡宗南率领大军追击红军,想趁红军立足未稳把他们消灭。

可有了刘志丹这支本地部队的配合,红军对地形地貌一清二楚,反而把胡宗南的部队打得够呛。

几次战斗下来,胡宗南不敢轻易进攻了,红军得以站稳脚跟。

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绝不是什么神话或者奇迹,而是多种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敌人内部各怀心思不愿拼命,灵活的政策赢得了民心,险要的地形提供了天然屏障,抗日的旗号吸引了人才,国际舆论减轻了压力,自力更生解决了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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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原因缺一不可,共同造就了陕北根据地的存在。

历史证明,只要抓住了时机,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再困难的局面也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