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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朝正统七年冬，翰林院编修陈继在日记里记了件丢人事：
凌晨三更天，他摸黑往午门赶，半路撞上了同样赶早朝的御史张泰，两人摔在结冰的御河岸边，官帽滚进了河里.
更惨的是，陈继住城南白纸坊，离皇宫十里地.
为了不迟到，他每天凌晨1点就得起床，这还不算完，上完朝后的奔波才是一天工作的真正开始。
能住皇宫旁边的，都是顶配打工人，宋朝是少数给官员包住宿的朝代，
《宋会要辑稿》记载，三品以上官员能分到带花园的独栋官宅，就在皇城周边的御街两侧，五品到七品官员住联排官舍，独门独户但面积小些。
九品小官最惨，只能住衙门后院的集体宿舍，三四个人挤一间，放张书桌就没多少空间.
而且这种分配不是永久的，官员调任就得搬走，严禁私下转租。
最大的好处就是通勤极近，比如枢密使王安石的官宅离皇宫只有两里地，寅时起床，卯时就能到殿外候着，不用遭摸黑赶路的罪。
到了明朝，官舍制度基本废了，官员得自己解决住宿。
北京作为都城房价贵得离谱，皇城周边的四合院，一套下来要上千两银子，而普通七品知县年薪才四十五两，连首付都不够。
于是出现了两种选择：要么挤在城东、城西的会馆里，要么租住在城南的宣南坊.
会馆是同乡官员凑钱建的，管吃管住，每月只收少量会费，成了基层官员的首选.
住会馆的坏处是扎堆，比如翰林院的编修们，常十几个人挤一个院子，凌晨起床洗漱都要排队。
清朝的住宿更复杂，多了旗汉分居的规矩，满族官员大多住在内城，由朝廷分配旗房，
比如和珅的府邸在什刹海，离乾清门步行只需半小时，这是汉官羡慕不来的福利。
汉官则被赶到外城，宣南坊成了汉官聚居地，这里的租房价格比内城便宜一半，但通勤距离也翻倍.
比如二品汉官刘墉住在宣南坊的胡同里，每天凌晨两点就得起床，坐轿子赶往皇宫，遇上雨雪天，还得提前一小时出发。
还有些狠人为了通勤，直接住在衙门里，很多人把铺盖搬到办公场所的偏房，上完朝就能直接开工，省了来回奔波的时间。
但这种日子很苦，衙门偏房没取暖设备，冬天只能靠炭火盆过冬，明朝万历年间就有个主事，因为住衙门冻坏了腿，不得不辞官回家。
解决了住宿和通勤，新的问题来了：凌晨三四点到皇宫，上完朝才七八点，接下来的时间去哪？
早朝只是晨会，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散朝后的官员可以在这里吃早饭，顺便讨论朝会上没说完的事。
堂食的标准很高，有肉有菜有酒，三品以上官员还能独享单间，吃完饭后官员们回到各自的衙门办公：
吏部审核官员资历，户部核算赋税，兵部调配军队，各司其职直到下午才下班。
明朝权力集中到内阁，散朝后的内阁大学士会直奔文渊阁，把各地奏折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奏折上交给皇帝，皇帝批复后再下发到各部门。
这项工作极其繁琐，常常要忙到深夜，比如张居正每天散朝后就泡在文渊阁，中午只简单吃点干粮，直到天黑才回家.
普通官员则回到六部或翰林院，处理具体事务，比如翰林院编修要编写史书，礼部官员要筹备祭祀，忙起来连回笼觉的时间都没有。
清朝的军机大臣更惨，他们散朝后不能回衙门，得直接去军机处。军机处设在乾清门旁边的小房子里，空间狭小，却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
雍正年间，军机处每天要处理上百份奏折，军机大臣们得逐字逐句审核，还要帮皇帝草拟圣旨，常常干到午夜。
和珅身兼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散朝后先去军机处处理紧急事务，再回户部审核账目，每天睡眠时间不足四个小时。
地方官衙署采用前堂后寝布局，办公区与生活区相连，这样虽能节省通勤耗时，却也让工作与生活彻底绑定。
尤其是明朝知县，除了处理繁杂的日常政务，常常要忙碌至深夜才能歇息。
不过，并非所有官员都需参与早朝。
唐朝九品及以下官员只需在衙署理政，明朝则限定四品及以上官员才有资格参加早朝，基层官员连踏入皇宫的机会都没有。
到了清朝，三品以下官员大多只能在殿外侍立，连开口奏事的资格都不具备。
那些住得远、品级低的官员，看似不用天天赶早朝，实则要处理更多具体事务。
而且古代晚上有宵禁，北京的宵禁从晚上7点开始，这意味着官员们不仅要早起赶早朝，晚上还得赶在宵禁前回家，否则就会被巡夜的士兵盘查。
住得远的官员，下午下班就得赶紧往家赶，连和同僚聚餐的时间都没有。
由此可见，古代人和现代人一样，所谓的官威背后，都是身不由己的奔波与疲惫。
说到底，古代官场的作息与规矩，从来都是为皇权与治理服务，官员们不过是这套体系中小小的一个螺丝钉。
参考资料：
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中华书局；
2. 《明实录·英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3. 《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
4. 《唐会要·政事堂》，中华书局；
5. 《明代北京会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 《清代旗汉分居制度考》，历史研究期刊；
7. 《唐代官制与日常行政》，上海古籍出版社；
8. 《明宫史》，中华书局；
9. 《宋代官舍制度研究》，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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